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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中的行为定性的法学论文
[案情简介]
被告人杨中和苗生都是宁夏固原市三营镇农民，本案杨中的行为该如何定性论文。2003年，二人在内蒙呼和浩特市打工期间，认识了在呼市做小生意的马军。今年4月6日10时，杨中骑摩托车接马军。马军对摩托车十分好奇，遂向杨中借上这辆摩托车开着玩。不料撞上一录像厅老板，将其裤子挂破。录像厅老板向马军索要260元赔偿金。由于二人身上没有带这么多钱，录像厅老板就将摩托车扣下。杨中遂给苗生打电话求助。苗生赶来，借给马军100元钱，了结了此事。
事后，苗生提出以该摩托车为抵押，从马军父母在呼经营的粮油门市部赊购7袋面粉，再借500元现金。马母同意后，马军和杨中按苗生的要求拿上500元现金，又雇车将七袋面粉运到呼市新城区红旗街交给王平（同案在逃）。
苗生和王平在此过程中感到马军家中可能有钱，就预谋绑架马军，然后向马家索取钱财。苗生打电话给马军和杨中，让二人到呼市火车站一旅店来见他。当日14时许，当马军和杨中来到该旅店时，看到店门口有两个陌生人。二人一进屋，两个陌生人就守住门口。接着苗生将房门关上后，先一脚将马军踹倒，随后就问马军：家里有钱没有。马军说没有。苗生就从杨中腰中抽出杨随身携带的一把匕首，用刀尖逼在马军的大腿上，问马军到底有钱没？马军说有也只是一两千元。此时王平进来，又从苗生手里拿过匕首，再次逼问马军家中有没有三万元？马军仍说有也是几千元。王、苗二人不信，继续殴打马军。后又让马军给家里打电话，要2万元人民币。期间，杨中看到这种场面，就劝阻苗生不要这样干，结果遭到苗生殴打。
马军在苗、王二人的逼迫下，被迫给家里打电话，说有个人要“借”两万元钱买汽车，自己现在不能回家。马母在电话中说家里没有那么多钱。苗生只好改为先拿2000元，马母表示同意。
于是苗生就让杨中到马军家去取钱。苗生和王平与另二人则将马军转移到呼市公安厅东面一家招待所等候。
马军家接到电话后，立即意识到儿子出事了，当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所以当杨中一到马军家，就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经公安人员做工作，杨中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后在杨中的配合下，公安人员将前来取钱的苗生抓获。马军也乘机逃出。
[分歧]
在对此案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对苗生涉嫌构成绑架罪没有异议，但对于杨中的行为性质是否涉嫌犯罪产生异议。
一种意见认为：杨中在这起绑架案中，事先没有预谋，事发时又竭力劝阻，还因此遭到苗生的殴打，这说明其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虽然杨中有去马军家取钱的行为，但这是被胁迫的。况且杨中被抓获后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从而使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苗生，解救了人质。故认为杨中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建议对杨中作出无罪不起诉的决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杨中虽然在这起绑架案中事先没有参与预谋，事发时又曾加以劝阻，但其最终还是服从苗生的命令，去马军家取款。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参与到绑架行为之中了。但其地位应当属于共同犯罪中的胁从犯，可起诉到法院，建议法院根据《刑法》中关于胁从犯的规定进行处罚。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根据司法实践，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行为人有事先预谋的，也有事先没有预谋的而临时参加的。
我国《刑法》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分工，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四种。本案中，杨中的行为应当属于胁从犯。
所谓胁从犯，是指被胁迫参加共同犯罪的人。
就拿本案来看，杨中一开始并不知道苗生等人要绑架马军。当苗生等人开始实施绑架行为时，杨中首先持反对态度，进行劝阻。杨中为此还遭到苗生的殴打。这种殴打行为就是共同犯罪当中的胁迫行为。
在绑架案件中，绑架人质只是一种手段，索要钱财才是真正目的。苗生等人绑架了马军，并由杨中去拿钱，这是一种行为的两个阶段，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而杨中就是由一个开始不同意，后来在他人胁迫之下参加到绑架行为之中的共同犯罪嫌疑人，是后一阶段参加进去的行为人。
胁从犯不同于身体完全受到强制或者精神处于不知状态的人。如本案中的杨中，一开始他受到胁迫，在现场他既无法反抗，也无法离开。虽然受到胁迫，但他也没有对马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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