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公共管理主义视野下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与挑战

谈新公共管理主义视野下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与挑战

　　摘 要: 新公共管理主义思潮对高等教育的转型有着多种启示价值,并引发了高等教育的新转向。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下的高等教育改革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关注市场,追求效率,认为高等教育不仅要扩大规模、更要注重质量管理;二是通过体制重组,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强调充分的赋权,以发挥最大的潜能,从而达到最佳的绩效;三是通过绩效对高等教育机构施加影响,以改善高校的办学质量。虽然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主义;高等教育;质量管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中的新管理主义浪潮的流行趋势不可逆转。近年很多国家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往往将私营机构的管理方式和背后的理论引入到高等教育管理中,使得高等教育机构的运作发生重要变化。这种现象被冠以新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

　　在新管理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着重于经济和效率、成本抑制和分散化管理。后期则引入市场概念,着重于质量的持续改善,以及注意到使用者的期望,这就是现称的“新公共管理主义”。之所以引发新管理主义的变革,主要是原有的公共部门的规模与能力受到质疑。有学者指出,大而无当的公共部门消耗了原已稀少的资源。因此,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们提出,应该引进企业的管理方法与市场的竞争机制,例如由中立机构来提供各种服务与劳务,代理公共部门的部分功能,改善原有的公共管理部门的缺乏效率、浪费资源的情况。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效法私立机构,特别是企业的管理方式;二是运用一些手段,将官僚、权威式的作风转化为有效率的、顾客导向的新管理典范。新公共管理主义思潮对高等教育的转型有着多种启示价值,并引发了高等教育的新转向。

　　一、关注市场,追求效率的高等教育改革

　　进入21世纪,全球市场已然不是传统大工业生产时期的市场概念,它更强调的是高科技、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因此它更关注高校能否培养创新性人才。“通过教育投资,可以造就人才,而人才质量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要应对市场化的浪潮,提高科技发展的水平,都在不断改革高等教育。

　　在关注市场需求的同时,新管理主义者发现,20世纪60至90年代时期的高校扩张带来了问题。20世纪60年代,一些欧美国家受到福利国家政策和民主思潮的影响,为满足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需求,纷纷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很多非大学部门(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法国的技术学院)纷纷涌现,以吸纳迅速增长的本科生数量。如1980年,韩国、新加坡、泰国、瑞典、美国等的高等教育在学率分别为15%、8%、15%、31%、56%,到了1997年,则各飞速提升为 68%、43%、22%、55%、81%。 我们再以OECD国家的入学指数为例,200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OECD国家其高等教育入学指数都在65%以上。

　　虽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有其必然性与重要意义,但近年来,出于对效率和效能的关注,以及对全面、复合型人才的重视,新公共管理主义者们纷纷对高等教育机构之课程狭窄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学者们认为,为提升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质量,改善高等教育的品质,强化资源的有效运用,引入中立的私营机构,以追求效率的管理方式理应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特别是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大效应并未带来高等教育质量效益的提升,相反,学术竞争力、师资质量反而有所下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们就提出了不仅要扩大规模、更要注重质量的管理思路。例如,2000年后,中国香港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开始思考如何培养 “具备创新思维、灵活应变、善于沟通和精于分析判断的通才,以及各方面的专才,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下,维持国际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大都会”[6]。

　　同时,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对市场化也作了重新的解读与思考。他们主张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育机构尝试将其学术产品,推广至企业与商业领域。这被称为“由内而外的市场化”过程(marketisation inside-out)。二是按照企业管理的原则与方法对教育机构进行重组,此被视为“由外而内的市场化”过程(marketisation outside-in)。[7] 新公共管理主义学者认为新的市场化会给高等教育带来诸多优势(如表2所示)。

　　目前高等教育市场化所强调的是,高等教育主要应由市场来调控,开放市场与自由竞争。“市场化”的高等教育改革,所强调的重点是教育权威下放,教育系统向下授权,加强机构自主和学校本位的行政和管理,加强家长的选择和社会的参与。

　　二、充分赋权,追求自主的高等教育改革

　　新公共管理主义者主张通过体制重组,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使科层体制的组织更为扁平化,并且强调充分的赋权,以发挥个体的最大潜能,从而达到最佳的绩效。新公共管理主义者特别重视大学的自主性,认为大学的思想应该是活的思想,创生的思想,开放的思想。“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性与自主;大学不能外在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着,以烛照社会之方向。”[9]我们同样也可以从传统管理主义与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比较中发现后者对自主的追求。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古希腊就已开始宣扬教育的自由精神。它强调,“不为其他目的,只为知识本身的知识”,认为这是最高贵的知识。高等教育的建立,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探索这种“纯理论”的知识,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使人成为自由人。从大学的校训中,我们可以看出赋权与自主是很多高校追求的目标。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吾爱柏拉图,吾爱亚里士多德,吾更爱真理。”

　　新公共管理主义者认为,高等教育不仅要传递特定的知识内容,更要发展学生运思的品质:筛选和提取有用的信息;超越偏见与迷信;批判和独立的思考。这就需要充分的赋权,从而激发学生的自主自由精神。“自由教育的精髓在于使学生具有正确的态度,熟知思考的方法,具有应用信息的能力,而不是记住一些事实,不管这些事实多么有价值。”[12]缺乏自主与赋权精神的大学,其学生往往也少有独立的思考意识,少有自我明辨的勇气与意志力,往往听从于外在的约束与摆布。例如,2006年,一项对葡萄牙高校教师的调研发现,大部分教师认为所在大学的自主权很缺乏、管理中人力资源的缺乏、官僚作风等是造成高校决策过程无效的主要障碍。

　　三、讲求绩效、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改革

　　讲求绩效是新公共管理主义者非常重视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早在1997年,OECD就出版了《追求成果绩效管理之作法》(In search of results: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practice)报告,探讨各国推动绩效管理之经验。可见,无论是行政机构还是私人企业,均将提升行政效率,做好绩效管理,列为首要改革目标。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为了实现教育目标,提升效能,落实绩效责任也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追求卓越、提高绩效也成为当代教育思潮之焦点。”[13]

　　近来,在欧美各国,已将绩效管理列为教育改革的方向。例如,美国在《教育责任绩效法》(Education Accountability Act)中明确规定,通过实施绩效责任,要求高校坚守高的学业标准,确保本科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14]2006年,美国教育部进一步公布了“2007 年绩效计划”(2007 Program Performance Plan),主张以改善高校学生的成就为目标。以弗吉尼亚州为例,研究发现,某些两年制学院的绩效甚至高于学术型的大学。

　　与美国相似,很多欧洲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都采取了绩效责任模式。例如,英国1997年公布教育白皮书《卓越学校》 (Excellence in Schools),强调教育成就对国家经济发展之重要。[16] 很多国家通过绩效对高等教育机构施加影响,以改善高校的办学质量。绩效责任要求通过建构一系列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指标,对高等学校进行评估,根据高校不同表现予以拨款和奖励,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效能。绩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教学的效能和学习的效果。当绩效机制合理化时,能够对教职工和院系层级形成全面影响。

　　四、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视野下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与挑战

　　新公共管理主义的理论与思潮影响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与进程,特别是增强了高校的绩效,赋权增能,从而提升了竞争力与办学质量。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公共管理主义在改革高校的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挑战。

　　一方面,过度追求市场化,以用人单位的需求作为高校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这虽然增强了高校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本应具有的传承性与经典性。“当大学的‘客户’要求高校必须让他们更受就业市场的欢迎时,或要求大学的课程更为实践取向时,满足学生的需要可能就是件坏事。”[17]市场经济的呼声不断挑战大学的“围墙”,将大学变成职业养成所,而非“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布鲁贝克曾提出“大学是否应落后于社会”这一命题,认为大学应当审慎地面对社会的变革,而不应随波逐流。 耶鲁大学就是一所坚守“保守”品性的大学。每当耶鲁出现改革激流时,都会出现保守的呼声。耶鲁的校长们通常都会呼吁学校要放缓脚步,消化和思考已有的变化,以其保守的品性营造出独具特色的大学。相比之下,我们国内有少数的大学和学院热衷于所谓的改革,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提供什么,从而将大学变成各类“职业养成所”,大学不知不觉地被社会化、市场化了。

　　另一方面,追求绩效虽能提升高校的办学质量与效益,改变高校行政手续繁杂、办事效率不高的现象,但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绩效评估的指标往往依赖于外部标准,从而与高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所相违。近年,在知识经济、市场化的浪潮下,大学获得了空前的重视与发展,很多重点院校都在构想世界一流大学的蓝图。在大学繁荣的背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人们对大学应有的“保守”品性与精神世界有所淡忘。当高校只醉心于成为科学技术应用的孵化器时;当高校只追求成为专利技术的设计坊时;当高校只迷恋于扩张、做“大”做“强”,加速规模化效益时;当高校只看重知识的传授、技能的教学,以将学生更好地“推销”到就业市场时,大学已然离它真正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远。“商业化动作方式最大的影响或许是其对大学内部变革的影响,某些学科领域备受重视,而矮化其他学科领域。此种情形是如此地严重,甚至形成了学院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18]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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