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杨万里文学创作论探讨

浅谈“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杨万里文学创作论探讨

　　【论文关键词】杨万里　创作方法　“活法”
　　【论文摘要】杨万里是南宋创作成就斐然的文学家，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学主张独具个性，自成一家。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本文主要探讨杨万里文学创作思想中对创作方法的思考。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南宋杰出的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杨万里一生著作颇丰，著有《诚斋集)133卷。杨万里在南宋中后期被推举为诗坛领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为“南宋诗坛四大家”，以“诚斋体”名世。杨万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散文与骈文作家。同时，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学主张独具个性，自成一家。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就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
　　“法”是宋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北宋苏轼论创作，偏重“活”法，例如他评价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主张将法度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的创作方法。苏轼说自己写作即为“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诗颂》)，“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其结果就是脱口而出，不拘一格，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成功之作；陈师道论诗，提出“学法”与“悟巧”(《谈丛》)不可偏废，强调诗人必须要学习前人句法，但在思维方式上却要倚重禅家之悟。南宋吕本中则将“活”与“法”结合起来，主张学诗者不死守法度，又不离法度，要自由创造，自如变化。杨万里论诗也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师法自然确实为杨万里诗歌创作开出无限生机，因为自然的情趣是无限的，而观者的主体感受也是无限的，由此幻化而成的主体眼中的自然世界更是无限的。所以，杨万里诗歌的诙谐幽默，深邃哲理，细腻感受都由此源源而来。杨万里论文也同样讲“活法”，但此“法”不同于诗歌的“创作之法”，而是针对文章的法则，内质与外形等要素而言。《答徐赓书》是杨万里集中论述作文之法的一篇著名的书信，根据书信内容分析，大概是徐庚即将参加科举考试，向杨万里请教“时文(考试文体)”的利弊及作法。于是杨万里回信答日：“文者文也，在易为贲，在礼为绩。”文，文辞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子犯日：‘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杜预注：“文，有文辞也。”《国语·楚语上》：“文泳物以行之。”韦昭注：“文，文辞也。”即文章的本质就是言说，就在于文辞之美。缋，绘画也。《周礼·考工记·画缋》日：“画缋之事，杂五色。”贾公彦疏：“画绩并言者，言画是总语”；也指彩色的花纹图案，《札记·曲礼上》：“饰羔雁者以绩”，孔颖达疏：“画布为云气已覆羔雁为饰。”总之，绩即画，是用五色使事物色彩鲜明。而绩画之工人按六色所象及布色之次第绩画成衣，无绩画不成章，也就无以观日月山川，山龙华虫之象[4]。比之于文章，杨万里则强调文辞修饰的重要性。而文在《易》则为《贲》卦，《贲》卦讲的也是文饰的重要性，其《彖》辞则日：“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上九日：“白贲，无咎。”王弼注：“处饰之终，饰终反素，故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所谓大音希声，大巧若拙，文饰到了极致便反归质朴，杨万里在此意在表明文法到了极致便也是无法。于是他设五喻具体讲作文之“法”：
　　第一喻：
　　譬之为器，工师得木，必解之以为朴，削之以为质，丹芟之以为章。三物者具，斯日器矣。有贱工焉，利其器之速就也，不削不丹不，解焉而已矣，号于市日：“器，莫吾之速也。”速则速矣，于用奚施焉?时世之文，将无类此。
　　杨万里通过作“器”之程序——初具形态、打磨加工、彩绘雕刻，说明文章的写作依然要经过初拟草稿、修改调整，加工润色使之成章的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不可草率敷衍，这样才有可能使之成为既有内涵又有文采之作。
　　第二喻：
　　抑又有甚者，作文如宫室，其式有四：日门，日庑，日堂，曰寝。缺其一，紊．其二，崇卑之不伦，广狭之不类，非宫室之式也。今则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杂然听之于众工。堂则隘而庑有容，门则纳千驷而寝不可以置一席。室成而君子弃焉，庶民哂焉。今其言日：“文鸟用式?在我而已。”
　　杨万里认为：首先，作文要遵循一定的法则，作“宫室”有个程序问题，构图、选材、动工，写文章也要遵循一定的　逻辑顺序，即感知、运思、行文，大凡写作者都须遵守此规则。其次他强调文章的法式，无论是“宫”还是“室”都有其具体的结构部件：即“门，庑，堂，寝。”文章本身也有“法式”，即具体的结构形式。关于文章结构的基本形式，古今中外的作家都曾有精辟的论述，如亚里斯多德曾说：所谓完整的结构，“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宋代姜夔也说：“作大篇尤当布置：首尾匀停，腰腹肥满”。元人乔吉曾谈到乐府的结构时日：“作乐府亦有法：日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尽管叫法不一，但都道明了文章有其特殊的结构要素，有先后顺序之分，而且每部分所占比重不一，各自所起的作用及要求也各异。所以杨万里通过作宫室如无预先的构图设计，而听任众人各自的喜好而为之，注定是达不到所期望的既实用又美观的效果这个简单的道理，形象地批驳了“文焉用式”的观点，认为作文而不知作文之“法式”犹如“是废宫室之式而求宫室之美”，其结果只能是“室成而君子弃焉，庶人哂焉”。

　　第三喻：
　　抑又有甚者，作文如治兵，择械不如择卒，择卒不如择将尔。械锻矣，授之赢卒，则如无械尔。卒精矣，授之妄校尉，则如无卒。千人之军，其裨将二，其大将一；万人之军，其大将一，其裨将十。善用兵者，以一令十，以十令万，是故万人一人也。虽然，犹有阵焉。今则不然。乱次在济，阵乎?驱市人而战之，卒乎?十羊九牧，将乎?以此当笔阵之勃敌，不败奚归焉?藉第令一胜，所谓适有天幸耳。
　　杨万里用治兵之法说明作文的选材、立意问题。他认为写文章好比治理军队，要有统观全局的预构，治军要将将、校尉、卒、器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布置恰当，否则，溃不成军在所难免。写文章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选择材料，选材自然要选择典型、精炼的材料，有了好的材料，还需要布置恰切，使其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仅有材料不等于有好文章，材料只有在统摄全篇的主旨关涉下才能显示其价值，这就涉及到了文章的“立意”问题。刘勰认为：“贯一为拯乱之药。即主旨作为统摄全篇的总纲，不能分散驳杂。杨万里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通过“大将”与“裨将”的关系及数量对比，强调文章要有统领全篇的主旨和为主旨服务的分论点，而且主旨要单一明确、集中突出，能起到决定全文铺陈的作用。清代文人王源曾说“宾可多，主无二，文之道也”。刘熙载日“立意要纯，一而贯摄”，“文生于意，意多乱文”(《艺概》)；李渔认为“作文之事，贵于专一。”(《闲情偶寄》)与此都是一脉相承，强调文章的主旨要集中鲜明。因为围绕一个主旨，容易把事情写清楚，也容易写透彻。对于读者来说也能很快明白文章的内容及意图。

　　杨万里通过以上三“喻”，说明文章在写作过程中，谋篇布局、选材立意是一个重要步骤。如果没有合理的结构，没有贯穿全文的主旨，尽管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十分正确深刻，所选取的材料十分丰富、典型，也形不成一篇观点鲜明、结构谨严的文章。即使勉强地拼凑起来，也不能组合成一个既有自身的逻辑性，又有恰当形式的有机整体。在此他从多个角度阐明写文章自然要讲究章法。不然，十之八九写不出好文章，即便是偶尔写得好也只是天幸。
　　第四喻：
　　抑又有甚者，西子之与恶人，耳目容貌均也，而西子与恶人异者，夫固有以异也。顾恺之日：“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又日：“额上加三毛，殊胜。”得恺之论画之意者，可与论文矣。今则不然。远而望之，巍然九尺之干；迫而视之，神气索如也。恶人而已乎!
　　顾恺之曾日“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认为绘画传神处不在“四体”而在“阿堵”，可见，顾恺之相当看重“神”的。但他在《魏晋胜流画赞》中又说：“凡生人无有手揖眼视，而前无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可见顾恺之重“神”，但也并不完全忘“形”。正如在雪白的墙壁上画条张牙舞爪的龙，如不点睛，其仅为曲线构成的图案而已。但若不画龙形，仅画两只龙眼，人们也很难将其与其他眼睛区分开，甚至误以为是两眼泉水中月亮的倒影也未尝不可。因此只有威风凛凛之形体配以如炬之目光方显龙之精神。所以“传神写照”辅以“以形写神”才是真正的“神形必肖”。而杨万里认为摈弃作文之“法”、文章之“式”、辞彩之美，是写不出上乘之作的，就如同作画摈弃外形而仅画两只眼睛，即使是“金睛”也无意义一样。然而囿于固有的范式、追逐辞藻的华丽、专注于外形的肖似同样非上乘之作。于是他借顾恺之论画强调文章要有风神与魅力，必须要“画龙点睛”，一语立骨，进而卒章显意。
　　第五喻：
　　抑又有甚者，昔三老董公说高帝日：“仁不以勇，义不以力。”惟文亦然。由前之说，亦未离乎勇力。邦域之中也，盍见董公而问之?问而得之，则送君者，皆自崖而返矣。
　　“仁不以勇，义不以力。”语出《汉书·高帝纪上》，意为自己有仁，天下归之，可不用勇天下自服；自己有义，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说明平定天下，外在的“勇力”不及内在的“仁义”。杨万里借此表明作文关乎作者内在的道德品格和艺术修养。外在的“法式”固然要遵守，但要创作出成功之作，写作者必须要有充盈的内在体悟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它是作者的生活素养、学识修养、人格品味、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因此作文的水准有赖于作者内在的艺术修养和自我道德的完善。
　　杨万里在本文中虽然主张作文讲究文法，要注重谋篇修辞，律度格式。但他特别强调不能拘泥于前人的法度藩篱而锢步不前，要善于变化：“顾足下方业科目，夫业科目者，固将有以合乎今之律度也。合乎今未必不违乎古，合乎古未必售于今。使足下合乎古而不售于今，足下何获焉?”杨万里认为“古”是一种“法”，“今”又是一种“法”，而泥守于古今之法都与创作无益。这正如黄庭坚认为王观复之所以未能创作出金声玉振之作，原因在于“左准绳，右规矩尔”。作文若拘泥于规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自然会使其思维束缚难伸，思路则无法自由展开、纵横驰骋，其作品虽然中规中矩，但局促不舒、缺乏创意在所难免。所以，杨万里主张由法入再由法出，强调从有意于“法式”进而达到无“法式”的境界，即有法却不为法所拘囿，最后达到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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