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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史互证看《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宗毛倾向
论文关键词：诗经 吕祖谦 《吕氏家塾读诗记》
论文摘要：《毛诗》从史学角度解诗，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以史实阐释诗篇内容。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将《毛诗》以史证诗的传统发扬光大，或以史解诗，或以诗证史，可以看出吕祖谦的宗毛倾向。
先秦时期，文、史、哲界限未分，诗、乐、舞三位一体，作品(包括诗歌)同时具有史学以及的特征。任何一种作品，都为后人从文学、史学与哲学的角度上进行观照提供了范本。不仅文与史，文与哲，史与哲，文、史、哲之间可以互证，诗与史之间同样可以互证。因此，诗史互证乃是我术一种古老的传统。从古代史官采风(即采诗)以观政的制度，孑L子对“诗可以观”的功用性界定，著作中“引诗”的风气看，可以说是“以诗证史”的早期运用。而《毛诗》用事实解诗，又开“以史证诗”的先河。《毛诗》系古文经学，把史实作为解诗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美刺说”。这一传统，不仅流传至唐未变，即使是宋学兴起之后，也不曾消泯，直至清代乾嘉学派复兴汉学，考据之风更炽，有所谓“六经皆史”的观点【l1。今人治史，诸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大家，无不用《诗经》的大量作品揭示周朝的现实，是为以诗证史的明汪。
史家吕祖谦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他认为通过学习古人的典籍，多多留意古人的言行，可以涵养自己的德性。他通过对历史著作的汇诠和撰写，阐发其思想，同时还开启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派的先声。他宗经重史，从解读《诗经》的方法论上观照，重视从史学角度考察《诗经》作品，所沿用的仍然是《毛诗》的体系。
一、以史证诗
吕祖谦以史印证诗，他说：“如看卫文公之诗，须知卫之兴；读《王·黍离》之诗，须知周之亡，其气象可知”[23436。他认为只有了解了诗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好解诗意。如《唐风·无衣》：
岂日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岂日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唐风·无衣》是一首揽衣怀旧之诗，诗篇短小，可以理解成随口而出的叹息，抒发着心中的思念和惆怅。《诗序》说：“《无衣》，刺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
《诗序》解为刺晋武公。在《毛诗正义》卷6《校勘记》中说：“刺晋武公也。闽本、明监本、毛本同。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刺作美，考文古本同。”现今通行本大都作美晋武公，至今解说不一。吕祖谦评此诗说：
“以《史记》、《左传》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晋昭侯封季弟成师于曲沃。专封而王不问，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纳成师。而王又不问，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庄公弑晋孝侯。而王又不问，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庄伯攻晋，王非特不能讨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晋哀侯，使其初师出以正，岂止于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晋小子侯，王虽不能即讨，明年，犹能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又明年，犹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苟侯、贾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纂晋，僖王反受赂，命之为诸侯，五失也。”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他的视野比诸常人更开阔，他认为此诗不仅刺晋武公，更侧重于刺周天子(周平王、周桓王)。他罗列出五点指出，周天子不够贤明，臣下有乱，君主闻而不问，是不应该的。吕祖谦在阐释这首诗时，引用《左传》、《史记》的史料以印证诗义，揭示了《无衣》诗的本事，还发表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这都是可取之处。
[1]
吕祖谦对《小雅·出车》前三章作了解说，对《诗序》的解说有所增益。兹将三章诗文录之如下：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旗旒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旃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獭狁于襄。
《i寺说：“《出车》，劳还率也。'，【5]《诗序》仅解此一句。吕祖谦申明《诗序》，他说：“一章言车徒始集于郊牧，殷勤告语之以天子之命。使之装载，勉其体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时，众车并列于郊。此车设旒，彼车建旄，各事整饬。戎容既备，肃然无撵。为将者指其旗旄而言日，彼旗旒斯，胡不旆旆，而飞扬也。虽治兵之时，建而不旆，然以将士忧惺之心观之，亦若旌旃随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师以丧礼处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军，亦日临事而惺，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将传天子之命以令军众，于是彭彭然张其车乘，央央然旆其旃旒，威灵气焰赫然动人。兵事以哀敬为本，而所尚则威。二章之戒惺，三章之奋扬，并行而不悖也。”[6】吕祖谦对前三章的诗义作了详细的解释，分析了章与章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二章、三章作了比较，疏通了文义，使我们整体上把握了诗的全貌。从诗中考证了古代的军礼，以诗印证了史。他还引《左传》等考证诗义说：“军礼虽无所考，以《左传》聘礼考之，则治兵之时，建而不旆；受命则张而旆之。在道之时则敛而不旆；将战之时，则张而旆之。[6】又举《左传》所记载的平邱之会来考证古代治军之礼，引用相关史实加以说明，有助于我们理解诗旨。诗史互证在这首诗的解说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吕祖谦宗毛以史证诗，也难免跟随着《毛诗》出错误。如解《小雅·采菽》《诗序》说：“《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IT]吕祖谦引孔氏(即指孔颖达)!刁：“周本纪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悦之，数举烽火。其后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废申后，去太子。
申侯怒，乃与缯、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嘲他从《诗说诗并以史为证，认为由于幽王无道，失去民心，因此以刺幽王解诗。《诗序》以刺解诗的观点出现偏差，吕祖谦也自然随之出现偏差。
二、以诗证史
吕祖谦说：“看《诗》即是史，史乃是实事。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2]436他把诗当作看，注重从诗中考证史实，通过发掘诗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说明当时上的重大事件及其背景。一些作品中反映了西周时期各地风俗、人情，具有史料价值，《读诗记》也给予揭示。
如《鄢风·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髡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i寺序》说：“《丰白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研吕祖谦说：“《史记》载共伯，螫侯世子，鳌候已葬，武公袭攻共伯，共伯入篮侯羡(按即墓道)自杀。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余矣。使果弑伯而篡立，则共伯见弑之时，其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早死乎。，，【10】I们吕祖谦用《史记》、《国语》考证，认为武公攻共伯时，已经40多岁，共伯又为武公的哥哥，所以《诗序》的“卫世子共伯早死”这一说法，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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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即小敛则脱之。《史记》谓篮侯已葬，而共伯自吞。则是时共伯既脱髦矣，诗安得犹谓之髡彼两髦乎。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武公未尝有篡弑之恶也”[10]埘。他用诗对《史记》、《国语》进行反证，认为头饰与共伯年龄不符，因此并没有武公篡弑共伯之事。证明了《史记》记载的错误，同时也证明了《诗序》的可靠性。今人仍有认为《诗序》“当有所本”的再如《秦风·车邻》：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寺人”是指宫中的侍从。因此，此诗是一首反映秦君生活的诗。车盛马壮，侍人传令，一派君主威严气象。接着写鼓瑟、鼓簧之乐，又发出“今者不乐，逝者其亡”的感叹，反映了君主生活的一个侧面。吕祖谦说：“既见君子，并坐鼓瑟，简易相亲之俗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悲壮感叹之气也。秦之强以此，而止于为秦者亦以此。”Ⅲ他以诗印证史，从诗中读出了当时秦国的礼俗，对后世认识秦国的民俗提供了史料。
此外，吕祖谦说解《邶风·日月》、《郎风·载池》、《王风·扬之水》、《郑风·将仲子》、《秦风·黄鸟》、《秦风·终南》、《陈风·墓门》、《桧风·匪风》、《小雅·节南山》、《小雅·巧言》、《小雅·宾之初筵》、《大雅·文王》、《大雅·公刘》、《大雅·抑》、《大雅·皇矣》等，也是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
《诗经》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真实。吕祖谦继承《毛诗》的治诗方法，重视对《诗序》的阐发，诗与史相互印证以达到解诗的目的。他所采用的治诗方法，对促进诗学与史学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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