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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
论文关键词：宋濂;戴良;友谊;婺州;元末明初
论文摘要：宋濂与戴良是同乡同门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由于立场的不同，他们在元末的大动乱中，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戴良与宋濂的友谊很难维持下去。探讨元末明初同门朋友友谊的变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文人的心态和严酷的生存。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金华潜溪，至正六年（1346）迁婺州浦江（今金华浦江）。戴良（1317—1383），字叔能，婺州浦江人。戴良虽然小宋濂七岁，但由于他们同乡，且都师事过元末的大儒柳贯、黄溍、吴莱，因此，两人在婺中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至正九年（1349），元朝大臣余阙来婺州任浙东道廉访司事，宋濂与戴良一道去拜谒。余阙十分赏识两位后辈的德识才学，除了盛情夸奖和热情勉励外，“且各书斋扁为赠”［1］1577。后余阙得知柳贯去世，有遗稿留在家，即命宋濂和戴良“汇次之”［2］序。宋、戴两人受命后，将老师柳贯可传世的作品编成《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请余阙和老师的友人危素作序，余阙命刻之学宫。柳贯尚有古今诗907首，杂文248篇，宋濂和戴良又辑为《别集》二十卷，命柳贯子卣藏之。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五日，宋濂携家自金华迁浦江孝门桥。这样，宋濂和戴良同处一邑，有了更多的交往。是年八月，宋濂撰成《浦阳人物记》，他请戴良为其作序。戴良在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罗废坠，抉剔幽隐，撰成乎此书。使夫一县之内，数百年之间，忠君孝父之则，施政为学之力，以及女妇之范模，莫不粲然而具备，交见乎吾前。其视彼之区区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见浦阳之为县，将自是而出色矣［3］卷6。
宋濂于至正九年曾因危素之荐被朝廷授予翰林编修之职，由于老师黄溍在朝中坚决求退，加之宋濂对元朝也失去信心，故来到浦江后不久，即入浦江仙华山为道士。宋濂的行为很不为时人所理解，且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嘲笑。戴良曾与宋濂谈起此事，宋濂即请戴良为其写序辩护，以祛除人们的嘲讽。“子知我者，何不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戴良应命写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文中，戴良复述了宋濂四条不能为官的理由后，即援引“贺知章辞之职，请为道士于荆川；陈图南不应时君之召，入嵩山为道士”的例子为宋濂壮行，可谓深得交友之义。
朋友之道，不仅仅局限于谈学论道、切磋学艺，也在于对对方生活上的关心。戴良一次病倒，二十多天不见好转。宋濂特地赶往探视，安慰劝勉，授之良方，直到戴良病愈才辞别。宋濂之于戴良，亦可谓厚矣。戴良有感于宋濂的关怀，写了一首《病中承宋编修见过》诗以致谢［3］卷6。
至正十一年（1351）由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敲响了元朝灭亡的丧钟。之后，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相继出现了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朱元璋、明玉珍等军事集团和政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率军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分省，并将婺州改名为宁越府。朱元璋虽为不通文墨的和尚出身，但作为起义的领袖，他深知罗致人才的重要。故婺州被攻下后，他即派人搜罗婺州文人至他的幕下，以备顾问。
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命婺州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宋濂被聘为五经师，戴良被聘为学正。有关史料记载道：“（己亥正月庚申）命宁越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4］是年六月，朱元璋离开金华回到应天（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宋濂与处州的叶琛、章溢、刘基被朱元璋召至南京。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以荐授戴良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中顺大夫。二十二年（1362），戴良由金华道经杭州，抵苏州上任。当时苏州名义上还属于元廷，实则是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所在地。
从上面的史实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濂和戴良一对同门好友，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他们一同被聘至婺州郡学任教员，朝夕相处一年多后,却又分道扬镳。何以宋濂应朱元璋之召，而戴良却转而仕元，走上一条与宋濂对立的道路上去呢？
从宋濂这方面讲，他几次参加元朝的科举，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使他对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怀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即以寓言的方式对贪婪的统治者、不良的社会风气、丑恶的世态都有过尖锐的针砭和批判。他拒绝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师黄溍的影响，但主要是对元朝已彻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为道士，但作为一个有强烈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宋濂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仕”与“不仕”的激烈冲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对“凤凰不来，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1］1753的现状更是忧心如焚。《龙门子凝道记•观渔微》中渔夫对龙门子“肥遁”的尖锐批评，可以看成是宋濂内心的自我谴责。但是，在出仕的问题上，宋濂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须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样礼聘他，不然宁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这样说道：“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1］1754宋濂甚至以孤独氏二女因无人作媒、宁死不嫁的故事，来表明自已要由礼而仕的坚决态度：“区区一女子，尚以死守礼，予曾谓学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礼乎？”
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几天里，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为婺州知府王宗显的礼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学五经师，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等理由辞谢，书中有“与执事相契亦欢甚，初无不共戴天之仇，执事何为欲强之乎？”之句。不过，由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拒绝就任五经师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话，仅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轻自贱之徒。王宗显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辞，故几番礼请，终于在次年正月郡学开学的时候将宋濂请出。
从拒绝出仕元朝翰林国史院编修之职，到投身于一个没有多少的军事首领朱元璋的幕下，这巨大的反差确实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故宋濂于至正二十年（1360）作《诘皓华文》，向世人公开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宋濂借主“忧”之神皓华的口，对那种不顾国家危难，不顾百姓死活，只想自已消忧图乐的思想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夫子宜先天下忧而忧，乃欲自乐邪？昔尼父任道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穷。虽不得位，唯世是从。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听，请竭始终：民吾同类，绥之匪易。遑遑齐鲁，棲棲宋卫。树伐蒲围，绝粮不继。车辙周环，曾莫少避。欲兴东周，拯我民瘁。是谓世忧，夙夜罔替；天下为公，道纪攸系。鱼烂已成，河决安治。伤麟曷来，叹凤不至。舍瑟长吁，反袂拭涕。述为彝经，表我王制。是谓道忧，唯恐沦坠。夫子法尼父者也，宜为二者深忧，乃欲自乐耶？况今六合雄吞，矛纵戟横。千里萧条，土绝播耕。屍胔如山，悲风往还。鸟鸢见人，飞集树端。夫子不为之长恸，日欲开口笑乐，一何惑乎？……王公弗忧，四国不治；侯伯弗忧，庶政用隳；子男弗忧，名毁身随；士庶弗忧，菑害是罹。是忧者，群善之原，众德之基，修之则安，悖之则危，故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君子终身以之，夫子奈何弃诸？”［1］223所以，宋濂的《诘皓华文》可以看成是他义无反顾地出仕，义无反顾地去南京辅佐朱元璋的宣言。
从戴良这方面讲，他在朱元璋攻占婺州前，曾担任过浦江月泉书院直学的小官。三个老师中，他与柳贯的感情最深，而柳贯卒于元廷官所。所以，他虽然与宋濂居同邑，学同师，但心态与宋濂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朱元璋攻下婺州时被召至幕下，担任了郡学学正,然他有一种负罪感，有一种忏悔情绪。我们可以从他在郡学中写的一些诗里窥见其心态，如《投王郡守二首》中的一首写道：“卒岁囊无褐，为儒坐有毡。每因官俸薄，时动故人怜。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争如归去好，家在白云边。”［3］卷3最后两句，是他欲辞去郡学学正的托词。实际上，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好友宋濂离开郡学去南京的第二年，他便接受了元廷的任命。
[1]
心态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感情。在宋濂去南京的时候，戴良写下了《别宋潜溪》一诗，表达他依依不舍的伤感之情和对宋濂此去吉凶的担忧:“昨宵郡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违，可使须臾留。掩泣别故交，强颜逐前俦。未尝去乡邑，讵能千里游。金陵古帝乡，雄跨东南州。至今开甲第，奕奕居公侯。冠盖若云拥，车马细川流。厚禄不虚授，高才将见收。如何独多念，去去怀百忧。”［3］卷2
宋濂到了南京后，戴良经常思念这位同门好友，担忧他的前途命运，希望他们的友情不因年岁的迁移而改变。他在《寄宋潜溪三首》结尾写道：“韶颜忌凋落，华志惊变衰。安得君子心，不随年岁移。”［3］卷1但是，道路不同，分别日久，心意难通，要想保持昔日的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戴良《寄宋景濂十首》（仅存六首）和宋濂的《寄答戴九灵古诗十首》中，我们看到了两人为保持友情所作的努力，同时也看到了两人间存在的差异。
从戴良致宋濂“三年去复还，邻里无一遗”，“厌此里中居，行行至吴国（一作徐国）”等诗句看来，戴良的赠诗写于他依附张士诚的三年之后，宋濂的答和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吴中的三年，戴良的心绪并没有什么好转，他对个人和元朝的前途命运都感悲观，加之“视友谊日薄”，“不见新相知”［3］补编，戴良更加愁怅。他很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一样离开，离开仕途，过上一种艺藿种葵、儿女绕膝、鸡黍桑麻的田园生活。戴良之所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向昔日的朋友倾诉，是表明自己珍视昔日的友谊，期望他们能在某一方面达成共识，而使友谊有进一歩的发展。
“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横”，宋濂读着戴良寄来的诗，可谓愁肠百转，感慨万分。他十分理解戴良的心情，他也希望隐遁山林，过上吸甘饮露似的神仙生活。但“攒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窘束势方固，安能遂吾私”，“世间纷扰徒，如何学神仙”［1］2192，的动乱、天下的纷争已容不得个人躲到山林里去学做神仙了。他走到现在，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天下的太平。
宋、戴两人的十首唱和诗，在当时的婺州友朋中竞相传诵。明郎瑛《宋戴遗诗》写道：“予尝见太史宋公濂诗四册，公亲书者也，大字如指顶，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龙蟠凤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为杭守张公取去。今学士集中之诗，不满二百，则知遗落多矣。予家又藏公与戴九灵寄答古诗各十首，考之《九灵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诗集皆无之。且书乃当时吴德基，而题跋则王华川（袆）、揭少监（汯）、胡仲申（翰）辈，而又装潢成轴，袭以文锦，安知又不为他人之取乎？苟或败坏，千古埋没，今特录置于稿，则又传递一番，彰者众矣，亦慊收藏者之情。”（《七修类稿》）揭汯、胡翰的题跋今已不见，现录王袆的题跋于下，以见其时人对宋、戴两人十首唱和诗的看法：
古诗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宋君景濂，后十首则景濂以答叔能者也。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十年以来，学士大夫往往诎于世故之艰难，溺于俗尚之鄙陋，其见诸诗，大抵感伤之言，委靡而气索；放肆之言，荒疏而志乖，尔雅之音遂无复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诗之倡酬，盖仿于苏、李，譬犹律品之相宣，规矩之互用。然其为言，或务简善，而其思远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鲍、谢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讬物连类，抚事兴怀，则又俱有陈子昂、朱元晦《感兴》之遗音焉。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吾读二君之作，于是有慨夫古诗之绪未终绝也。曰：“诗可以观。”读乎其诗，则其所可观者可得而见矣。［1］2570
当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后，戴良意识到朱元璋下一个目标将会是张士诚。宋濂就在朱元璋的那一方，可以想见到时将会有怎样的尴尬。故戴良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即避兵至四明（今宁波）。同年秋，又附舟北上，径奔元主。因兵阻滞留山东，戴良趁机欲寻访齐鲁间的豪杰之士，但卒无所遇。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军队攻破苏州，张士诚被俘自缢，宣告了大周政权的灭亡。戴良也于是年九月南还至四明。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皇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洪武二年八月，明兵攻入大都，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后，宋濂和戴良的生活处境和声望顿时判若天地。从宋濂这方面讲，他被朱元璋官以《元史》总裁、翰士、国子司业、礼部主事、太子赞善大夫、翰林承旨等职。父母妻子皆得封赠，儿子孙子同列朝官。或受赐甘露，或受赐金帛，或受赐御诗，极尽荣宠。文名也如日中天，“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5］3787-3788
从戴良这方面讲，他的处境极为艰难。首先，他漂泊他乡，有家难回。因为戴良几乎所有的婺州朋友都在朱元璋的朝中做官，他作为元朝遗民，一个曾经依附张士诚的文臣，何以有脸面对父老乡亲，何以有脸面对昔日的朋友！所以，他只有高蹈远引，敛迹遁身，在四明的乡间、寺庙、山林里打发他的残生(可参其《寄妇》、《忆子》、《自述二首》和《岁暮感怀四首》等诗)。
明朝建立后，我们找不到戴良和宋濂有直接的诗文往来。相反，从戴良的一些诗文中，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戴良与宋濂、王袆等友人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他甚至含沙射影地批评婺中的友人。如《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的一首写道：“结交数丈夫，有仕有不仕。静躁固异姿，出处尽忘己。此志不获同，而我独多耻。先师有遗训，处仁在择里。怀此颇有年，兹行始堪纪。四海皆兄弟，可止便须止。酣歌尽百载，古道端足恃。”［3］卷24虽然是同门，但那些人出处忘己，有背师训，令戴良感到羞耻。四海皆兄弟，何必再要与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同门维持关系呢？话中的话，似乎就是针对宋濂、王袆等同门说的。戴良批评同门，也许有他的理由，而其《投知己书》则完全是有感而发：
仆生五十有馀年矣，足迹不出乎吴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来于士大夫间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诗文相亲爱不啻如亲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无事时，未尝不慷慨激发，期刎颈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关，即变颜反目遽然相背负有矣，或攘臂而挤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于望望然若不识，不肯出一语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则滔滔皆是也。［3］卷10
世态炎凉，让戴良有切肤之痛。所谓的《投知己书》，实则表明昔日的友人、昔日的知己已不复存在。这一点还可从戴良写的《哭陈夷白》一诗得到佐证：“白发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师门伟器今余几，藩国奇才独数君。共爱辞华追董贾，肯将出处累机云。生刍不到黄琼墓，目极五湖西日曛。”［3］卷25陈夷白即陈基，他是黄溍的学生，故与戴良为同门。他很早就寓居苏州，后来成为张士诚的文士。“师门伟器今余几”，戴良从亲元仕元的角度出发，对投身朱元璋那边的同门友人作了否定。
我们同情戴良的遭遇，但也理解宋濂的处境。宋濂虽然在明朝的声望如日中天，但他处于朱元璋极端高压的政治统治下，言论和行动反而更不自由。朱元璋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他当上皇帝后，到处密布爪牙，监视和刺探大臣的活动。如果有人敢背着他做对其或朝廷不利的事，就不会有好下场。宋濂也免不了被朱元璋派出的爪牙侦视，《明史》宋濂本传中记载道：“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5］3786-3787这样的问答如果换了有不轨之心的人，着实要吓出一身冷汗的。
对于朱元璋的这种特务活动，宋濂不得不小心翼翼，这样做既是保全自己，也是保全与他有交往的人。《明史》本传云：“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曰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5］3786非但如此，宋濂还将他的明哲保身之道传给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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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基至京师，遂谢事归，将行，辞其友翰士宋濂。濂为德基交甚狎，时亦致仕将归，呼德基谓曰：“若愿受长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归，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谢曰：“愿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户，绝世吏，勿与交，吾之教子，无以加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1］1500
朱元璋对原来仕于张士诚集团的文士特别忌恨，故明朝建立后，他对来自吴中地区的文士采取了有意识的打击，许多吴中地区的文士在明初死于非命。鉴于上述的情况，要宋濂主动地与戴良接触，重新像过去那样保持互来互往、互赠诗文的朋友关系，于己于友都是不明智之举。“望望然若不识”，于小人，故可憎可恶；于君子，则可敬可佩。而戴良在当时，很难明白宋濂的处境，所以，所作诗文有冤枉好人之嫌。
宋濂与戴良在明朝建立后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诗文往来，但间接的往来还是有的。戴良在元末曾编有《九灵山房集》，间接地传到了宋濂那里，宋濂于洪武十二年十月为此书写了一则题识：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于文而致其精者，能真知之，然亦难矣。今世学者，喜为言论，毁誉生于爱恶，美恶惟其所好，纷然自以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诬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于戴先生叔能，论其文，言其承传所自，皆精当可征。予尝友于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名当世，故能知之也真。然非真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为信哉。［6］卷首
宋濂于洪武十年（1377）致仕，他于洪武十二年在戴良的文集后写下此则题识，想来对戴良也无害。“尝友于叔能”，这“尝”字，大可玩味。若他们的关系始终不渝，定然不会用这个“尝”字。而“毁誉生于爱恶，美恶惟其所好，纷然自以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诬天下哉”，似乎又是针对戴良发出的批评。
但不管怎样，对于戴良这种鄙弃利禄、抱一而终的气节和，宋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请看宋濂早年和晚年为戴良写的像赞及题识：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鹤鸣也；其气之温，光含辉潜，而充然如赤琼也；其文之昭，盆盎纷如，而古罍洗独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敛英毅而集众长，葆醇熙而孚群情也。懿哉斯人，盖智遍乎物，行饰乎躬，而学本乎诚者也。窅乎其凝者，以道为家；烨乎其泽者，振徳之华。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变；沛然而大肆者，又将畅其葩，是皆世之所知也。至于困而亨，穷而泰，齐喜戚于梦幻，弃利禄犹泥沙，吾欲从而究之，已莫辨其津涯，况可得而赞耶。余三十年间两赞叔能之像，辞各异焉，以见叔能年既高而徳愈进也。因令侍史并书之，前翰林学士金华宋濂记。［7］卷30
宋濂和戴良的最终结局都不好。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宋濂的孙子慎被查出与胡惟庸党的事有连，朱元璋怒不可遏，将宋璲和宋慎一并处死，而宋濂被发配至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二十日，宋濂自经于夔州僧舍，卒年七十二岁。宋濂死后的第二年，戴良被征入京，一下子成为朝野的人物：“国朝洪武壬戌以礼巾征先生至京师。即日召见，试文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会同馆。名公钜卿见无虚日，甚或以师礼事之。”(赵友同《戴公墓志铭》)［7］卷30戴良被征到南京后，朱元璋很想给他官做。但戴良怎么可能去做朱元璋的官呢？昔日的朋友宋濂等为朱元璋的有功之臣竟然得到如此下场，他若做一个“贰臣”，会有什么好结果呢？何况还有危素的前车之鉴！结果，戴良以忤旨获罪。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戴良自裁于寓舍，卒年六十七岁。
考察宋濂和戴良的交游，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1）宋濂和戴良由于同乡同门的关系，他们之间曾经有很深的友情。但是，随着走上不同的仕途后，他们的友情也渐行渐远，这是时代造成的结果。同时，也与他们本身思想上的差异不无关系。（2）在上，应该说宋濂比戴良更有抱负，更有政治头脑，而戴良却更有诗人的气质。（3）宋濂在明朝建立后不去举荐戴良，也不去接济戴良，这是因为当时的生存使他不得不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成全戴良抱一而终的气节，才能保全戴良的性命。从深层次的角度说，宋濂还是深爱着戴良的，但戴良在当时很难领会这一点。（4）宋濂在像赞中对戴良的气节和道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不是出于友情，而是出于道义。如果将戴良换成别人，宋濂也会这么做的，这是宋濂的品格。
参考文献：
［1］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柳贯.柳待制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3］戴良.九灵山房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胡广,等.明太祖实录［M］.明抄本.
［5］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戴良.九灵山房遗稿［M］.丛书集成初编本.
［7］戴良.九灵山房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Changes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ong Lian and Dai Liang
XU Yong-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Zhejiang Unive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Song Lian and Dai Liang are fellow villagers，fellow disciples and good friends.Both of them enjoy high fame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However, they choose different political road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ces.For many reasons,it is difficult to sustain their friendship forever. We can know better the literati psychology and cruel living surroundings after studying the changes of their friendship.
Key words:Songlian; DaiLiang; friendship; WuZhou; Late Yuan; Early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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