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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避讳习俗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习俗吧，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中国古代的避讳习俗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避讳是封建时代等级制度的产物，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习俗。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了尊敬君主、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说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来加以回避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在古书用字上造成了许多混乱，给我们阅读古籍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我们学习古代文化，对古代的避讳习俗很有必要认识了解。
避讳起源较早，至少在春秋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左传》《礼记》及《孟子》等书对避讳也有记载和论述，但在整个先秦时代并不普遍。秦统一六国之后，帝王的地位急剧升高，避讳才逐步盛行起来。从秦汉到唐宋，避讳的趋势是愈来愈严，在宋代达到极盛。并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还另外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臣民必须遵守使用，否则就要砍头问罪。
避讳的范围，历代并无统一规定，但一般来说，多限于国君和长辈。因此，避讳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避国君或帝王的名字，这是最主要的一类，古人又称这类避讳为“国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第一次在全国正式实行统一的避讳。秦始皇名嬴政，全国不得用“政”及其同音字，“正月”或被改称为“端月”，或改读“正”为“征”音。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的名字也要避讳，因为庄襄王叫嬴子楚，所以秦称楚国为“荆国”。西汉开国皇帝高祖名刘邦，改战国官名“相邦”为“相国”。汉文帝名刘恒，改北岳“恒山”为“常山”。汉武帝名刘彻，秦末汉初辩士蒯彻就被改名为“蒯通”。汉宣帝名刘询，战国后期大思想家荀卿(荀况)就被改称为“孙卿”。东汉光武帝名刘秀，改读书人“秀才”为“茂才”，鲁迅小说《阿Q正传》“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一句中“茂才”即指“秀才”。汉明帝名刘庄，改光武帝年少游学长安时的同学庄子陵为“严子陵”，庄子陵在富春江上的隐居之地至今仍称为“严子陵钓台”。汉安帝刘祜的父亲清河孝王名刘庆，于是“庆”氏改姓为“贺”氏，现今的贺姓就是东汉庆姓的后代。到了宋代，避讳更甚。宋太祖名赵匡胤，字典中凡是和“匡”“胤”二字音同的字均不收录。宋钦宗名赵桓，改“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为“齐威公”，甚至连和“桓”字古音相同的“完”字，书写时也要缺笔。
第二类，是避长辈的名字，古人亦称为“家讳”或“私讳”。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史记》中就把宦官赵谈改称为“赵同”，《报任安书》有“同子骖乘，袁丝变色”的句子，“同子”即指赵谈。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名刘长，《老子》中“长短相形”一句，在《淮南子?齐俗训》里引用时改为“短修相形”，把“长”改为“修”。北宋司马光的父亲名司马池，司马光在给同朝士大夫韩持国写信时，将韩持国改作“韩秉国”。苏轼的祖父名苏序，苏洵写文章改“序”作“引”，苏轼为别人作序又改用“叙”字。避家讳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恐怕要数唐代诗人李贺了，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晋肃”和“进士”音近，竟因此不能考进士。韩愈为此愤愤不平，专门写了一篇《讳辩》为李贺辩解。
另外，从北宋开始，对圣人孔子的名字也要避讳。凡是遇到孔丘之“丘”，读作“某”或“区”。今天常见的“邱”字，是清雍正三年之后才出现的，现在的邱姓，也就是古代的丘姓避孔子讳而改的。
避讳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下面几种：
一、缺笔
就是在写字刻书时，将应避讳的字不完整写出来，而少写一笔两笔。如唐代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把“世”字写作“卅”;宋代避宋太祖赵匡胤的“胤”字讳，将“胤”字少写一笔(缺最后一笔“竖弯钩”);避宋真宗赵恒的讳，“恒”字少写一笔(缺最后一笔“横”画);宋代避孔子的“丘”讳，“丘”字少写一笔(缺第四笔“竖”画)等。
二、去字
就是在书写中遇到应避讳的字时，干脆将此字去掉，不写出来。如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把隋末唐初赫赫有名的大割据者王世充写成“王□充”，省去了“世”字，后代的刻书匠不知这是避讳造成的，刻书时便把二字联在一起刻成“王充”，这就与汉代大哲学家王充混为同名，闹出了大笑话。
三、改字
就是将需要避讳的字改写成同义字、近义字等来代替，这是避讳最常用的一种方式。这种避讳方式，使一些人的名字被改了，一些地名、官名、年号等都被改了。如晋文帝名司马昭，“昭”改为“明”，就连西汉出塞和亲的王嫱的字“昭君”也被改为“明君”，杜甫七律《咏怀古迹》(其三)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之句，此“明妃”即指王昭君。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叫杨忠，因为“忠”“中”同音，于是连带避“中”字，“中”改为“内”，官名“中书” 改为“内史”，“侍中” 改为“侍内”。隋炀帝名杨广，“广” 改为“博”，隋唐之际文字学家曹宪为三国时的训诂词典《广雅》作音释时，把书名改为《博雅》，地名广陵(今江苏扬州)也改称江都。唐太宗名李世民，“世” 改为“代”或“系”，“民” 改为“人”。唐朝把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 改为“户部”;魏徵《谏太宗十思疏》“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及“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两句中的“人”本应为“民”，为避“民”字而改;柳宗元《封建论》把“三世”改称“三代”，把“生民” 改为“生人”;《捕蛇者说》把“民风” 改称“人风”。唐高宗名李治，“治” 改为“理”或“持”，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唐中宗名李显，唐玄宗名李隆基，把“显” 改为“明”，“隆” 改为“崇”，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以讳改年号》中有“唐人凡追称高宗‘显庆’年号，多云‘明庆’，‘永隆’年号，多云‘永崇’”这样的句子，说的就是因避讳而改年号。清圣祖康熙名玄烨，“玄” 改为“元”，“烨” 改为“煜”。清人着作或清刻古书中，许多应该是“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玄宗等，都写成了“元”，洪亮吉《治平篇》“自此而元焉”中的“元”指的就是“玄(玄孙)”。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传统陋习。由于避讳，古人在古籍中更改人名、地名、官名、年号等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因要避几个帝王的讳，还被数次更改。如唐代着名史学家刘知几还在世时，就因避唐玄宗李隆基之 “基”讳，不称名而称字，人们称其为“刘子玄”，到了清代，又要避清圣祖康熙帝玄烨之“玄”讳，清人笔下改称为“刘子元”。这样改来改去，必然会给我们阅读古书造成不少障碍。因此，中学生朋友如果能了解掌握一些有关避讳方面的知识，中国古代的避讳习俗对于学习文言文乃至研读古代典籍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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