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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及其课程教学的探讨论文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发轫之初也具备中国学术转型时期的共同特征，即学习和模仿西方。众所周知，虽然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史学繁盛，但具有学科观念的文学史述却最早由欧洲人完成，而后日本学者川种郎撰写了中国历朝文学史，1904年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林传甲因课程教学需要，模仿和参考日本人的文学史，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这才有了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取法西方体制的大学在中国兴起。由于大学多有文学史课程，故而古代文学史的著作也开始增多，出现了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期。这一阶段的主要著述有：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1928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32年有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1933年有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上下卷分别于1941年、1949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
由此表明，“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最早由西方或受西方观念影响的日本传入，伴随着西方文学、美学和文学史著述翻译而来，自然多承袭了西方视角和模式方法。再加上初期文学史写作中体例不规范统一、论述不客观等问题，上世纪前五十年的文学史书写很多处于借鉴西方文学观念下的自我摸索阶段。这一困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撰中有所表现。如果把文学史看作是文学历史的演绎发展，那么“文学史”的观念在中国自古有之。“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是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 庄子·天下》从王官之学论至“道为天下裂”的战国学术，《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至汉的文学典籍，《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纵谈文体演变与文学技巧，再到正史中的文苑传、儒林传、艺文志、文学家列传等，无不是有关文学史的著作，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在受19 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概念影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种缺失。
建国以后，我国的大学教育一度实行苏联化，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也完全被苏联化，文学史以阶级论和人民性为主要基调，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学1955 年级学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八十年代后，我国文艺事业迅速发展，但文学史著述依然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模式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和文献资料挖掘不够，无法表现中国文化、文学的真正内涵。“西方化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这段话概括了西方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几个主要特点，基本符合事实。
第一，文体分类过于西方化、概括化，忽视中国传统文体特征。当代主流的文学史著作，一般采取的体例是以时间为纵线叙述，以文体为横线阐述，但文学分体始终“用西方人的纯文学观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体分类法来观照、衡量中国文学，总是以四体来架构、编排中国文学史”，而不注重整合分析中国传统文体。中国自有中国的文学分类方法，曹丕《典论·论文》里分成四科八类、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萧统编纂《文选》以类相从、刘勰《文心雕龙》有文体论二十篇、再到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代有不绝。虽然某些分类有碎杂之弊，但都体现了中国文体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本质。比如“文”类，现在的文学史多偏重散文，轻视骈文，而即使是论述散文，也总以概念化的观念进行阐述，没有对散文的具体类别作出特别分析，这是用西方文学视角勾勒出的中国文学，总给人隔膜之感。
第二，文学叙述过于重视知识理论的传授和体系构建，忽视文学的背景介绍和重点透视。与上世纪初期文学史写作相比，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史在体例和理论框架上都已相当成熟。作为一种文学历史的演绎，文学史能提供学生关于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对文学是什么给予了回答。但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电视、电脑网络的兴盛，给知识传播和接受带来了巨大变革。文学史的基本文学知识和理论范畴可以通过电子检索便捷地获得，各种文史常识和文学介绍在网络上俯拾皆是。这就给当今文学史课程和教学带来新的课题，即文学史不仅应告诉学生文学是什么，文学怎么发展，更要作重点透视，回答学生文学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以及怎样掌握文学。换句话说，学习文学史是学习方法，不必求其全备，而以精通为主。
第三，作品阐析偏重内容、主题，强调文学语言、风格和意境，但不注重文学的“雕虫小技”。翻开任何一本文学史，在对作品进行分析时，一般都有固定的模式，即先讲主题，再论艺术性，最后是接受过程或对后代影响。而在艺术性方面，诗文多论语言、意境和风格，小说戏曲常言情节、人物和结构，千篇一律，缺少对文体性质的独特阐释。比如讲唐诗，不仅要带领学生赏析唐诗，还应教学生基本的格律规范，鼓励学生自己写诗。掌握了一定的形式技巧，有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对于诗歌的理解就会更深一层。
针对文学史编纂中的以上问题，以及文学教学中的缺失，本人在所在高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并提出“基于‘文化生态’观念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构建与实践研究”，旨在拉近当代学生与古代社会的距离，使其更好地学习古代文学知识，并用所学服务人生、安慰人生和解读人生。
以古鉴今，在文化体系中寻求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日常化 和平民化，而非仅仅是知识化、理论化和精英化。这应是面向 社会实践活动的高校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上世纪中 叶，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曾感慨至其所见 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有学者就钱穆所谓“理想的 文学史”作出如下概括：“一、将文学史视如文化体系之一，在 文化体系中求得民族文学之特性;二、以古人的心情写活文学 史，使得文学史有助于新文学的发展;三、贯通文学与人生，从 人生认识文学，以文学安慰人生，而极力反对用西方文学为标 准来建构、衡量中国文学史。”这一观念就是回归文学本质， 将文学视作人生的一部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去把握和理 解文学史。
基于“文化生态”观念的古代文学知识体系构建，旨在提炼古代文学知识中的生态成分，用一种更为贴近生活的方式带领学生进入古代文学的世界，消除古典与当代的隔阂。对“文化生态”概念的理解，学术界众说纷纭，鉴于课堂教学实际，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一个与艺术生产和精神生产紧密相关的概念，它是一定生产条件下人们物质生活包括精神、气质、习俗、礼仪等与一定地理环境的统一。基于“文化生态”观念的古代文学教学和实践不仅传播关于文学的知识要点，更要通过文学了解古代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社会属性等文化生态，进而领悟中国文化。同时，这些传统生态文化可以部分地在现实中实践出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古为今用。在高校课堂中，中国古代文学史比较注重课堂讲授和知识教学，这样就容易把古代文学知识化，拘囿于理论认识而缺乏实际感悟。其实中国文学自身有其“尚用”的传统，从春秋赋诗言志、楚辞发愤抒情，到汉赋贵美刺、科举试诗赋，杜甫获誉诗史，宋诗生活化，以至到明清小说，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产物。充分发掘文学作品中的文人生存状态，更深刻地揭示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文学史意义，从根本上解释作品的文体意义，进而引导学生观察当代社会里的传统文化影响，继承文化遗产，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古代文体写作训练。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加强师生互动，通过鉴赏、赋咏、冶游、表演等方式感受和表现文学情境，把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基于“生态文化”观念的古代文学史课程实践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文学史的生态学阐述。主要是用生态观念解释文学史及作品，将文学还原至其发生发展的情境中;进而沟通古今，继承优良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运用，提高人文素质和创作能力，提升学习者的生活品质。比如讲《诗经》，不仅分析艺术特点，还要“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通过生态理论解释关雎、鹿鸣何以起兴;《采薇》之“薇”并非传统解释中的野菜之属，而是周朝的贵族食材，那么，一般认为《采薇》前面三章是士兵回忆艰辛戍卒生活的看法就被推翻，而要从创作心态和文化思维方式上去重新解读此诗。再如《西洲曲》“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韦庄《叹落花》诗“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金钿。”其中“翠钿”、“金钿”，教材皆简单注释为头上装束，但对诗歌深意仍未有察觉。如果知道“翠钿”、“金钿”乃古代女性以花片为装饰贴在脸上，用以模仿人微笑时的靥窝，则能更深刻地理解《西洲曲》思妇的怀人自叹之情，也能更形象地认识韦庄用“遗笑靥”比喻落花的巧妙。对文学史的生态学阐释，将优化课程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二是文学应用。如讲到沈约，其《八咏》组诗已开后代“赋得”先河。所谓“赋得”乃节取古诗某句或即情即景之作，适合同题共咏。韩愈《别知赋》乃作者送别友人之作，后代赓续不已，同样也适用于当代送友之际。毕业临别，以诗赋送别更显雅致。唐代诗歌讲求格律，文学史课程除了讲授诗歌内容与艺术，也要传授有关诗歌格律要求，鼓励提倡学生创作。
总之，针对文学史编写的缺失，不仅要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课题，在具体的课程讲授中还要考虑学习者和教授者的互动关系，从古代文学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知识传播出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文学技能。这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者的基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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