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古代文学史论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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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论文1
浅析中国古代文学之唐诗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一直以诗文为正宗，言情抒志性作品占文学主流。小说、戏剧与诗文比较，既产生较晚，又不占正统地位。尤其是中古时期，所谓文学，主要指诗文。而唐代诗歌则是其鼎盛的代表时期，因此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唐诗;诗序合一;制题;清丽;佛境
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中国古代文学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史学界一般以魏晋南北朝至南宋之间为中古，但也有把两汉包括在内者。而我只想单独谈论在中古期唐代文学在文学史中所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古文学理论，经历了由初步形成到成熟、发展乃至繁盛的质的飞跃。两汉时期，文学理论由非自觉转为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达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的鼎盛期，被批评史著作誉为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而在李唐王朝三百年的诗坛上，历史地存在着一种值得十分重视而又不曾为古今研究者所注意的文学现象，那就是备受诗人们所喜爱的“诗序合一”。
一、 唐诗创作的新潮流——诗序合一
“诗序合一”是指人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有意识地在诗歌前附上一篇序文。这是一种在《诗经》《楚辞》甚至乐府时代都不曾有过的新型诗体。这种诗前的序文，不仅拓展了诗歌的形式领域，使诗歌所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更贴近现实，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格局，同时也体现了诗人们审美品位的提高与对美的形式追求的创新意识。
在唐代，最早涉足这种创作手法诗歌的诗人是唐太宗李世民，虽然作品只有一篇《帝京篇十首并序》[1]，但在形式上骈散相兼，气势高昂，反映出唐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文学艺术的重视，这种诗和序的结合，鲜明地反映了李世民为一代创业君主的文学观点、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在唐太宗之后，武则天、唐德宗、南唐后主李煜等，亦创作了此类作品。
初唐时间，被称为“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旗手”的诗人陈子昂，堪称为大家。这不仅因为他集中收录的作品多，还在于他的创作独树一帜。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被公认为诗歌理论的一个纲领。
与初唐相比，盛唐时期更是群芳争艳，蔚为壮观。如我们所熟悉的高适、岑参、王维、李白、杜甫等。其中，高适的《燕歌行》，王维的《辋川集并序》，杜甫特意以序为标准创作的《假山》，都表明了诗序合一的创作在盛唐诗坛上的繁荣景象。
二、 唐诗的制题艺术——别具匠心
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种形式的作品都是由题目与正文两部分组成，因此，题目便自然成为作品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特点，而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的题目，在制题上也显示着其自身的特点与艺术的规律。
唐代诗人在对诗题的创作上可用16字进行概括，即方法多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千姿百态。这16个字，可以说既是唐代诗人们创造力的一种独特体现，又是使唐诗成为巅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唐代的诗题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正格”与“非正格”。“正格”是指诗题简洁明了，直切内容，读者一看便知其意，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杜甫的《登岳阳楼》。“非正格”是指前人所无或唐人在“正格”的基础上进行变化的一种诗题，其题或切内容，或与内容无关，如李商隐的《无题》。
诗歌史上，最早有“首句标其目”，自行去诗歌首二字为题，如王昌龄的《初月》、李白的《西施》、李商隐的《锦瑟》等。后又有以三四字为题，如李商隐的《晓起》、张籍的《患眼》。如此这些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种制题法虽然建立在“首句标其目”的基础上，但较之旧有的方法更为新颖。
唐代诗人表现在诗歌制题上的另一种艺术形式，就是着意于乐府古题的变革与创新。我们以李白的此类诗歌为例，对其表现在制题上的艺术作一具体分析，以展现出这一类制题的特点及成就。
1、 袭用乐府古题而内容一仍其旧。如《阳春歌》、《荆州歌》。
2、 题目不变而内容全新。如《丁都护歌》。
3、 诗题和内容与乐府诗全不相关。如《襄阳歌》、《怀仙歌》。
4、 在送人之作中冠“歌”于题前。如《白雪歌送刘十六归山》。
单就制题形式而言，李白集中的“歌”题诗是显然突破了乐府古题，从而成为一种激荡、意义全新的浩歌。 在唐代诗人林林总总的制题艺术中，还有一种“标体于题”的制题法，这种方法是指诗人制题时，将诗歌的体裁、句式乃至篇幅等都在诗题中明确标出。这种制题可以在创作前，对所咏之物进行结构布局，会有一个合理的安排。 --!>
三、 唐代诗人的审美雅好——清词丽句
唐代诗人中的“清词丽句”，既是一个审美概念，又属于诗学的范畴。“清词丽句”是“一种艺术特征，一种审美境界，一种诗歌风格” [2]。实际上，就是唐代诗人通过不断艺术实践而对其进行总结出的一种审美结果，而孟浩然、杜甫、韦庄则很好地将艺术实践和理性思考结合起来。
最早，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五之“清丽词句必为邻”将清词和丽句结合起来。而正因为孟浩然的诗歌具有“清”的特点，所以在评价孟浩然的诗歌时，多以“清”称誉。如李白《赠孟浩然》一诗中的“徒此挹清芬”，便足以说明。然而，除了“清”之外，孟浩然诗还具有“丽”的一面，但历代的诗论家都不多关注，只有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四中指出：“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孟浩然于诗歌创作中对“清”和“丽”的'不断艺术实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清”“丽”之风，在唐诗史上不仅是独树一帜的，也属于一种创举。
尽管孟浩然独树一帜，但他却不曾着眼于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总结与归纳。将“清”和“丽”合二为一并正式提出“清丽词句”这一诗学概念的是具有“反潮流精神”的“诗圣”杜甫。杜甫的“清丽词句”一提出，便为时人和后人接受，因此，以其作为一种诗学法门并进行艺术实践者成为一时的风气，如大历诗坛的“清”诗创作。
四、 李唐山水的另一道风景——禅林兰若
历史上的李唐王朝，既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又是一个崇信佛教的国度，诗歌与佛教的相互融合、渗透，便构成了在唐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诗。说其重要，是因为唐代佛教诗的数量之多乃数以千计，而佛境风物诗，则大约占其总数比例的三分之二[3]。
佛境风物诗的关键虽然在“佛境”二字，但诗中之“佛境”则因佛教的传入中土而导致。以初唐诗坛为例，这一时期为各种文学史著所必论及的诗人，如王勃、卢照邻、杨炯、陈子昂等，都创作过数量不等的佛境风物诗。如卢照邻的《石镜寺》，采用以动衬静的手法，使佛寺的夜晚比白天更显幽寂。
在经历了安史战乱后的李唐王朝，于唐敬宗时期，虽然曾一度“毁佛”于当时，但人们对于佛教的崇信却并没有因此而收敛，反而是日渐增强。作为诗人的韩愈，则是这一时期崇佛的特殊代表。众所周知，韩愈是位反佛者，但却又与一些僧人打得火热，如《题秀禅师房》。不仅如此，韩愈还创作了《游青龙寺》、《游西林寺》等具有“佛经风物”特征的诗。韩愈这种既反佛又亲佛的行为，以及热衷于佛教诗创作的举措，对于中唐诗坛佛境风物诗的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晚唐社会是一个战争频发，社会动乱的时代， --!> 三百年的唐诗创作过程，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过程，每个时期总会出现一批代表诗人对唐诗进行创新，从诗序合一、制题技术到清丽词句、佛境风物诗，无一不体现唐诗的成长过程，也正因此，为后代诗歌做出了强有力的铺垫。我们为此，也应感谢唐代诗人们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不断钻研与学习。
参考文献：
[1] 《全唐诗》卷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
[2] 王辉斌《杜甫研究丛稿》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3] 据对《全唐诗》、《全唐诗补编》的检索与统计，在二书中计算得到，但因手工检索，数据可能不准确。 [4] 胡遂《佛教与晚唐诗·前言》，东方出版社20xx年版。第11页
古代文学史论文2
1、以《墨子》为例分析古代汉语中的“所”字结构
2、《马氏文通》中韵律影响句法现象研究
3、“道”的文化阐释
4、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类型及规律--以《论语》为例
5、关于古代汉语绪论的几个问题
6、主观化与古代汉语“N所V”结构的双重身份
7、从拉丁语到古汉语--汉译《几何原本》卷一“界说”的翻译分析
8、诗语、框架与海外经验--张斯桂《使东诗录》浅论
9、评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编排
10、当代文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11、《世说新语》中程度补语的句法和词性研究
12、浅析第三人称代词在汉魏以来的发展
13、成语、俗语--学习文言文的新途径
14、浅析《马氏文通》对“先置”现象的研究
15、浅谈汉语言文学的全球化发展
16、如何培养我校学生阅读古诗文的兴趣
17、古代汉语“远+N”和“N+远”构式的语义与句法历时对比研究
18、《论语》同义词辨析
19、古诗文吟诵的历史传统与规则要领
20、古代汉语字间关系考察--以“薄”与“迫”“箔”“簿”三字关系为例
21、粤方言中的文言字词
22、浅析“以”在古代汉语中的用法及意义
23、基于语料库的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研究
24、汉民族文化对古代汉语词汇的意义研究
25、始于古代日本的汉语翻译文化
26、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在古典文献阅读中的作用
27、郭锡良本《古代汉语》文选中通假字音韵特点研究
28、浅析“些”的古今用法和变迁
29、浅析古代汉语中代词的研究状况
30、试论古代汉语中“个”“个”“个”的用法及其流变
31、王力《古代汉语》注“通”注“同”字研究
32、汉语在古代越南的传播与汉越语言的接触研究
33、古代汉语同位短语研究
34、综论古代汉语中名词和动词作状语
35、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假设连接词研究初探
36、论古典诗词中的“拟形”修辞
37、八部古代汉语教材文选比较研究
38、古代汉语在成语中的体现
39、《世说新语》名词做状语现象浅析
40、清末民初标题词汇研究
41、八部古代汉语教材通论文字、词汇、语法对比研究
42、《黄帝内经》医学术语词义研究
43、从“日”的语音变化看中原与周边民族神话的关系
44、关中方言与古代汉语关系探析--大荔方言古语古义疏证
45、现代汉字中不能纳入六书或三书的情况分析
46、评唐兰先生的象形一定是独体字说
47、关于“形声”名义的`理解
48、《说文》假借观分析
49、现代简化字中古非繁简字关系类型分析
50、《异体字整理表》中古非异体字关系类型分析
51、同形字与一般假借字的关系
52、《说文解字》的学术渊源与创新
53、汉字字典部首演变历史
54、通假现象的原因及性质
55、中学语文教材注释术语“同”和“通”的使用情况
56、汉字形体演变对字形结构分析的影响
57、论成语意义的引申趋势
5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59、古汉语述宾结构的语义关系
60、古汉语“于”和“於”字比较研究
61、古汉语被动句表示方法的疑难问题
62、汉字的文化意蕴例说
63、古汉语人称代词比较研究
64、先秦“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65、从《七略》六分发到《隋书·经籍志》四分发的演变
66、《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图书分类法的异同
67、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志目录出现的原因
68、关于伪书定义的思考
69、家谱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
70、《昭明文选》的体例及其特点
71、清代私家藏书兴盛的原因
72、《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与子部儒家类的分类区别
73、郑珍郑智同父子《说文》研究综述
74、莫友芝与影山草堂藏书
75、例庶昌与《古逸藏书》
76、严可均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77、《诗经》句首语气词的统计及归类
78、《诗经》句末语气词的统计及归类
79、王念孙的训诂学成就综述
80、郑玄的训诂学成就综述
81、《颜氏家训》训诂方法述评
82、《经义述闻》训诂方法述评
83、《汉语大字典》词语误释举例
84、《左传》《史记》异文语言浅析
85、《世说新语》“某词语”简释
86、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87、许慎六书说论评
88、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89、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90、“‘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91、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92、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93、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94、形声字起源试论
95、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96、《说文》省声研究
97、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98、浅谈抒情文学的意境
99、通俗文学漫谈
100、儒道文学观之比较
101、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而绮靡”的逻辑发展
102、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论概述
古代文学史论文3
摘要:基于对教师为主，教材为主要知识载体，学生为被动教学对象的传统教学模式弊端反思的基础上，在针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的诸种措施中，提倡研究型教学是其中重要的改革维度，此种教学模式在国内外的教学实践中颇有成效。研究型教学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研究和问题解决为主要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研究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研究型教学受到重视并得到推广，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存有诸多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完善的措施。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型教学;教学模式
目前国内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多采用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基础主干课，辅以专题选修课或经典导读课的格局。专题选修课和经典导读课受限于师资力量及授课教师的研究专长，各高校开课情况参差不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则以专业基础课的地位，成为各高校必开课程。因此，本文所论主要针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展开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自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便形成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主要知识载体，以学生为教学对象的教学模式。此种教学模式便于教师汰粗取精、系统深入地为学生传授知识，帮助学生形成对浩瀚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框架性认识和一定文学规律的掌握。但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种种弊端而久为诟病。其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过分注重知识传授而忽略能力培养。坚持以此种教学模式为主要授课方式的教师普遍认为，教师讲授是在有限宝贵的课堂时间系统深入传授知识的最佳途径，如果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不能高效深入地将知识传达给学生，便是对教学时间的浪费和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就其背后的观念而言，其本秉承的是教学即知识传递，教师相对学生具有知识、能力的优越性，对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能力缺乏自信。正是因为对教师传授知识的过分重视，从而挤压了对学生各方面能力培养的时空与机会;其次，教师是此种教学模式的主体，故此教学模式的普遍形态是教师一言堂、满堂灌，学生学习完全处于被动和被忽略状态，学习兴趣难以充分调动，以致学生“上课抄笔记，考前背笔记，考试答笔记，考后全忘记”。学生被动、机械性地参与学习与学习效果考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残酷扼杀，严重影响知识获取累积扩增的效果，不仅违背了此模式的教育初衷，而且是对学校教育根本目的的背离;再次，此教学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创新性。由于此模式关注的是教师如何教，而非学生如何学，即其重心是教学而非学习，学生成了教师课堂个人表演的观众，学生实际遭遇了此教学模式下貌似地位重要实际边缘化的尴尬境遇。在边缘化的处境中，学生无法获得自主持续学习的方法和学习能力的锻炼，在刻板的教学与学习考察中，学生思维的活跃性受到打压，并最终成为毫无创造力的现代教育成品;最后，此教学模式已脱离时代，难以适应时代新趋势。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慕课、公开课等网络课程学习平台，使知识以密集爆发态势呈现，知识获取相对容易便捷，知识更新也在以几何级速度增长。仅以固有知识传递累积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使学生进入社会后难以适应快速多变的时代，从而无法获得在社会立足的依撑。
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模式改革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已渐渐为人们所意识到，并由此从多方面尝试教学改革。首先，转变教育理念，变教师如何教为学生如何学，如何具备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其次，增加对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与锻炼;再次，充分信任学生，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高其对学习过程的参与度。总之，在新教学模式中，学生成为主体，成为中心，教师“不是单一的知识灌输者，而是知识方法的指导者;不是单调的.结论的宣布者，而是制造问题引发怀疑的启示者;不是雄辩于讲台的演说者，而是退隐于幕后的设计者;不是占据教学活动的中心，以权威话语施之于学生的征服者，而是放弃话语霸权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参与者。”［1］在对传统教学模式改革的过程中，人们尝试了如讨论法、案例法、启发式教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等诸多方法、理论，这些方法理论对传统教学模式改革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而在教学改革大潮中，研究型教学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创建新教学模式的崭新窗口。
三、研究型教学溯源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中的反思
研究型教学是源自欧美的教育思想。在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思想家洪堡便提出大学教学应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思想。1916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创立了“问题教学法”。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布鲁纳提倡“发现法”。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对大学教育质量问题，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予以应对，大力提倡研究型教学。1983年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明确要求学生采用研究与问题探讨的方法进行学习，以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1998年，博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蓝图》，指出“研究型大学应对其课程和主流教学形式进行重大反思，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模式。”［2］由此，美国大学本科教育正式进入向研究型教学转变的改革。当今美国高校83%的教师主要采用讲授法进行课堂教学，但研究型教学方法却是大多数美国教师必然渗透在教学中的因素。“研究型课程己成为欧美许多研究型大学课堂教学所采用的主要形式之一。以研究为本的教学，要求每门课程都有需要学生亲自去探索的问题领域，每个教学环节都有需要学生去研究和探索的机会。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要求学生提交科研论文或科研计划的课程非常多，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课程计划中就有5门特别研究课程，学生需要通过参与科研实践，才能获得本科毕业总学分1/6的学分。”［3］斯坦福大学则开设了近200门研讨课供本科生选修。伯克利大学有“新生讨论课项目”，杜克大学则要求学生大一新生必须参与研讨课程。目前，研究型教学已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推广。20xx年左右，国内开始关注到研究型教学，并将之视为对抗传统教学模式所带来的大学教育弊端的有力武器。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高校率先进行以研究型教学为目标的教学改革。其中清华开设了200多门研究型课程，并改革了学业考核方式，采用了课题论文、口试答辩等新途径。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面，研究型教学也日益受到重视，得到广泛推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淡化知识传播的权威者姿态，以平等合作的态度跟学生展开学习探究;教师有意识地在教材基础知识之外，增加学术前沿信息的介绍;注重加强对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发现学术问题，收集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并在研究方法上给予学生积极指导;在学业考察上，逐渐改变一卷定终生为注重学习过程、创新能力的考察。种种举措不一而足，极大改变传统古代文学教学的刻板、沉闷、无生机的局面。但同时，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正处在探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首先，对研究型教学理念的理论认识不足。研究型教学该如何进行界定，是“研究领先的教学”“研究取向的教学”“研究为本的教学”“研究支持的教学”［4］，还是四种类型兼具的教学模式。研究型教学的本质特征、类型等问题需进一步明确。以及研究型教学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启发式教学、讨论法等有何本质区别等，都需要建立在人们对研究型教学有更深认识的基础上。其次，研究型教学实践的体系性尚待完善。目前的研究型教学改革，大多是基于教师对研究型教学教育思想理解的基础上，个体性的自发的教学行为尝试，缺乏系统的组织与引导。同时，由于教师个体对研究型教学教育思想理解的差异，研究型教学实践参差不齐。故而，目前的研究型教学改革实践呈现为散点式、强弱不一的局面，基本上是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的小打小闹。这一方面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教学模式的根基，另一方面对研究型教学实践而言太过零星不成体系，削弱了教学改革的力度。再次，研究型教学的学科适应性需继续加强。人们对研究型教学教育思想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教育理论本身，如何将此种教育思想切实应用到具体学科教学中，探讨二者结合的最佳形态的努力还需大大加强。中国古代文学在研究型教学模式下该如何进行，是取消现有课程模式，另起炉灶，还是在维持现状的同时进行改革，都是需要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最后，研究型教学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研究型教学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已在欧美教育界效果卓著，并为国内大学教育领域普遍认可，以致成为国家的教育导向。但反观国内大学教育领域，相应于研究型教学的政策及配套扶持激励政策远远不够完善，成为制约研究型教学改革的一大因素。
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完善策略
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际和未来指向，研究型教学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从学校乃至国家层面，对研究型教学展开全面而灵活的政策扶持。具体应涉及教学、职称、考核评价政策等多方面。研究型教学改革的获益者是学生，但教学改革的主体却是教师。研究型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对教师的时间、精力、教学科研能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要实现现有高校师资向研究型教学师资队伍的转变，必须要有宏观政策的积极引导方可实现。其次，进行课程结构调整。取消中国古代文学史基础主干课的地位，削减其课时量。大量增加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导读课和研讨课的权重。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框架式教学僵化学生思维，浅化文学历史存在，背离文学的人文精神，其弊端久为诟病。如何正确解读文学现象，培养共情能力，探索文学规律，合理转化传统文学资源应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点。而这些都要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学资料细致、认真感知、理解、探究的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讨课、导读课可以充分承担这样的任务。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导读课和研讨课对于活跃学生思维，增强其解决问题以及知识创新的能力同样具有显著效果。再次，以探索创新为根本教育理念，针对学生知识状况及课程性质采取不同形式的研究型教学。大致可分为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引导型教学和学术研究实践类教学两大类，旨在培养学生从知识消费者成长为知识创造者。前者可以是专门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专题课，也可以将二者以案例形式强力渗透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用以配合教师讲授法展开。后者可以是课堂教学中进行的研究实践教学，也可以是课堂之外以兴趣小组、项目研究等形式而存在的研究实践教学。两者形式的灵活性均迥异于传统教学模式下固化的教学样态，这在为教学增加活力的同时，学生也因得到适合其自身条件的灵活而多元的研究型教学而获得能力与思维品质的极大提高。
参考文献:
［1］杨清之，范潘，胡小城，等．“古代文学教学笔谈”，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xx(6)．
［2］刘宝存．“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进展、问题、走向”，外国教育研究，20xx(6)．
［3］高永军、施宙、赵洪挺．“略谈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提出与实践”，科教导刊，20xx(9)．
［4］汪霞．“大学研究型教学中的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xx(11)．
古代文学史论文4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发轫之初也具备中国学术转型时期的共同特征，即学习和模仿西方。众所周知，虽然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史学繁盛，但具有学科观念的文学史述却最早由欧洲人完成，而后日本学者川种郎撰写了中国历朝文学史，1904年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林传甲因课程教学需要，模仿和参考日本人的文学史，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这才有了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取法西方体制的大学在中国兴起。由于大学多有文学史课程，故而古代文学史的著作也开始增多，出现了文学史写作的高潮期。这一阶段的主要著述有：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1928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32年有胡云翼的《中国文学史》、1933年有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上下卷分别于1941年、1949年出版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
由此表明，“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最早由西方或受西方观念影响的日本传入，伴随着西方文学、美学和文学史著述翻译而来，自然多承袭了西方视角和模式方法。再加上初期文学史写作中体例不规范统一、论述不客观等问题，上世纪前五十年的文学史书写很多处于借鉴西方文学观念下的自我摸索阶段。这一困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撰中有所表现。如果把文学史看作是文学历史的演绎发展，那么“文学史”的观念在中国自古有之。“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是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 庄子·天下》从王官之学论至“道为天下裂”的战国学术，《汉书·艺文志》著录先秦至汉的文学典籍，《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纵谈文体演变与文学技巧，再到正史中的文苑传、儒林传、艺文志、文学家列传等，无不是有关文学史的著作，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在受19 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概念影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种缺失。
建国以后，我国的大学教育一度实行苏联化，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也完全被苏联化，文学史以阶级论和人民性为主要基调，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学1955 年级学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八十年代后，我国文艺事业迅速发展，但文学史著述依然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模式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和文献资料挖掘不够，无法表现中国文化、文学的真正内涵。“西方化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这段话概括了西方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几个主要特点，基本符合事实。
第一，文体分类过于西方化、概括化，忽视中国传统文体特征。当代主流的文学史著作，一般采取的体例是以时间为纵线叙述，以文体为横线阐述，但文学分体始终“用西方人的纯文学观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体分类法来观照、衡量中国文学，总是以四体来架构、编排中国文学史”，而不注重整合分析中国传统文体。中国自有中国的文学分类方法，曹丕《典论·论文》里分成四科八类、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萧统编纂《文选》以类相从、刘勰《文心雕龙》有文体论二十篇、再到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代有不绝。虽然某些分类有碎杂之弊，但都体现了中国文体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本质。比如“文”类，现在的文学史多偏重散文，轻视骈文，而即使是论述散文，也总以概念化的观念进行阐述，没有对散文的具体类别作出特别分析，这是用西方文学视角勾勒出的中国文学，总给人隔膜之感。
第二，文学叙述过于重视知识理论的传授和体系构建，忽视文学的背景介绍和重点透视。与上世纪初期文学史写作相比，八十年代后的文学史在体例和理论框架上都已相当成熟。作为一种文学历史的演绎，文学史能提供学生关于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对文学是什么给予了回答。但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电视、电脑网络的兴盛，给知识传播和接受带来了巨大变革。文学史的基本文学知识和理论范畴可以通过电子检索便捷地获得，各种文史常识和文学介绍在网络上俯拾皆是。这就给当今文学史课程和教学带来新的课题，即文学史不仅应告诉学生文学是什么，文学怎么发展，更要作重点透视，回答学生文学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以及怎样掌握文学。换句话说，学习文学史是学习方法，不必求其全备，而以精通为主。
第三，作品阐析偏重内容、主题，强调文学语言、风格和意境，但不注重文学的“雕虫小技”。翻开任何一本文学史，在对作品进行分析时，一般都有固定的模式，即先讲主题，再论艺术性，最后是接受过程或对后代影响。而在艺术性方面，诗文多论语言、意境和风格，小说戏曲常言情节、人物和结构，千篇一律，缺少对文体性质的独特阐释。比如讲唐诗，不仅要带领学生赏析唐诗，还应教学生基本的格律规范，鼓励学生自己写诗。掌握了一定的形式技巧，有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对于诗歌的理解就会更深一层。
针对文学史编纂中的以上问题，以及文学教学中的缺失，本人在所在高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实践，并提出“基于‘文化生态’观念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构建与实践研究”，旨在拉近当代学生与古代社会的距离，使其更好地学习古代文学知识，并用所学服务人生、安慰人生和解读人生。
以古鉴今，在文化体系中寻求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日常化 和平民化，而非仅仅是知识化、理论化和精英化。这应是面向 社会实践活动的高校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上世纪中 叶，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曾感慨至其所见 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有学者就钱穆所谓“理想的 文学史”作出如下概括：“一、将文学史视如文化体系之一，在 文化体系中求得民族文学之特性;二、以古人的心情写活文学 史，使得文学史有助于新文学的发展;三、贯通文学与人生，从 人生认识文学，以文学安慰人生，而极力反对用西方文学为标 准来建构、衡量中国文学史。”这一观念就是回归文学本质， 将文学视作人生的一部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去把握和理 解文学史。
基于“文化生态”观念的古代文学知识体系构建，旨在提炼古代文学知识中的生态成分，用一种更为贴近生活的方式带领学生进入古代文学的世界，消除古典与当代的隔阂。对“文化生态”概念的理解，学术界众说纷纭，鉴于课堂教学实际，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一个与艺术生产和精神生产紧密相关的概念，它是一定生产条件下人们物质生活包括精神、气质、习俗、礼仪等与一定地理环境的统一。基于“文化生态”观念的古代文学教学和实践不仅传播关于文学的知识要点，更要通过文学了解古代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社会属性等文化生态，进而领悟中国文化。同时，这些传统生态文化可以部分地在现实中实践出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古为今用。在高校课堂中，中国古代文学史比较注重课堂讲授和知识教学，这样就容易把古代文学知识化，拘囿于理论认识而缺乏实际感悟。其实中国文学自身有其“尚用”的传统，从春秋赋诗言志、楚辞发愤抒情，到汉赋贵美刺、科举试诗赋，杜甫获誉诗史，宋诗生活化，以至到明清小说，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产物。充分发掘文学作品中的文人生存状态，更深刻地揭示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文学史意义，从根本上解释作品的文体意义，进而引导学生观察当代社会里的传统文化影响，继承文化遗产，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古代文体写作训练。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加强师生互动，通过鉴赏、赋咏、冶游、表演等方式感受和表现文学情境，把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基于“生态文化”观念的古代文学史课程实践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文学史的生态学阐述。主要是用生态观念解释文学史及作品，将文学还原至其发生发展的情境中;进而沟通古今，继承优良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运用，提高人文素质和创作能力，提升学习者的生活品质。比如讲《诗经》，不仅分析艺术特点，还要“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通过生态理论解释关雎、鹿鸣何以起兴;《采薇》之“薇”并非传统解释中的野菜之属，而是周朝的贵族食材，那么，一般认为《采薇》前面三章是士兵回忆艰辛戍卒生活的看法就被推翻，而要从创作心态和文化思维方式上去重新解读此诗。再如《西洲曲》“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韦庄《叹落花》诗“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金钿。”其中“翠钿”、“金钿”，教材皆简单注释为头上装束，但对诗歌深意仍未有察觉。如果知道“翠钿”、“金钿”乃古代女性以花片为装饰贴在脸上，用以模仿人微笑时的靥窝，则能更深刻地理解《西洲曲》思妇的怀人自叹之情，也能更形象地认识韦庄用“遗笑靥”比喻落花的巧妙。对文学史的生态学阐释，将优化课程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二是文学应用。如讲到沈约，其《八咏》组诗已开后代“赋得”先河。所谓“赋得”乃节取古诗某句或即情即景之作，适合同题共咏。韩愈《别知赋》乃作者送别友人之作，后代赓续不已，同样也适用于当代送友之际。毕业临别，以诗赋送别更显雅致。唐代诗歌讲求格律，文学史课程除了讲授诗歌内容与艺术，也要传授有关诗歌格律要求，鼓励提倡学生创作。
总之，针对文学史编写的缺失，不仅要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课题，在具体的课程讲授中还要考虑学习者和教授者的互动关系，从古代文学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知识传播出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文学技能。这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者的基本目标。
古代文学史论文5
试论神话与中国古代文学
摘 要：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神话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素材和文学样式，也提供了精神典范和文化心理。
关键词：神话;文学;民族精神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和材料库。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神话提供统一的民族精神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1]。虽然我国上古神话受到种种破坏，但人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到古代先民的智慧与理想。
一、神话为我国文学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统一的族群心理和精神取向。
神话中乐观进取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征服自然的气慨，对后世文人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古神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为质朴的纪录。上古神话中蕴含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泉与脉络，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或者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2]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文人精神。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依照某种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自己的思维构建，阐述某些思想。所以，神话作为最初的文学的渊源，神话中催人奋进、乐观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融入我国的民族精神中，对我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上古神话展现了人们不屈服自然，勇于与自然的斗争的精神。
原始人们不屈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威力，幻想通过神力战而胜之，借神话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神话中所表现的人类先祖与大自然积极抗争的生动情景，一直给人们一定程度的力和美的享受，鼓舞人们在逆境中奋起反抗。首先，神话带给现代人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神话的现实性引导人们直面现实的生存环境;神话的抗争性指引人们勇于挣脱各种各样的束缚，保持一种死而不己的`反抗精神;神话又使人们深思自身的存在价值，特别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引导人们面对生存做出种种思考和抗争。比如屈原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塑造，遨游天阙，驾驭众多神灵、御飞龙乘鸾凤遨游昆仑仙境的神话就来自上古神话的精神追求。后世诸多文人的诗词歌赋寄予的众多神话形象也都蕴含着某种激昂奋进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神话人物有着丰富的民族性格，其实也是文人自身的精神底蕴。
神话促进我国文学发展
一、神话促进中国各种文学体裁发展
神话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神话具有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二、神话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神话是原始先民面对自然生活的夸张想象。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原始神话认为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有神灵，如河出现神、山神、水神、雷公、电母等神灵。
初民在创作神话时，一般是从现实生活中具体个别的事物出发，通过想象和幻想，赋予具体个别的事物以一定的概念和思想感情。鲁迅先生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赌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4]初民把每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力都看成是由神灵在操纵着。战国时的《庄子》一书中不少寓言就是根据神话改编的。如《逍遥》中的鲲、鹏就是《山海经》中北海神兼风神的化身。汉代的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就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
三、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及表现手法影响了后世文学
神话是原始人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神话中的各种精神和理想抱负为以后的文学提供了借鉴。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屈原对清明政治的追求，陶渊明对桃花源式的乐园的向往，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遨游天际的畅想，屈原《离骚》《天问》中对神话人物信手拈来的潇洒化用，李白诗歌中的神话人物更是被赋予了众多浪漫开朗明艳的思想感情，让后人拜读之后自然而然兴起的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畅想。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思考和感受，包含着浓郁的情感因素。神话对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神话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
结语
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我们可以更好地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因为由神话开创和莫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巨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都曾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进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只要秉承这些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精神品质，一个崇尚道德、境界高远的华夏民族将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1] 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57.
[2]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华夏出版社，1990：146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人民出版社，1972：113.
[4] 鲁迅.鲁迅全集[M]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2-243.
古代文学史论文6
大学古代文学史毕业论文篇一
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大学古代文学史毕业论文篇二
摘要：面对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困境，结合理论与实践，文章提出对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几点思考。主要包括强调原典精读、培养问题意识、合理使用课件、注重交流互动等几个方面。力图使学生不仅获得专业知识、培养良好的艺术感悟力。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教学;原典精读;问题意识
文学史教材的写作，目的是将数千年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梳理清楚，总结出文学发展的规律。这样必然会重在“史”的叙述，同时罗列大量名家名篇以资证明。那么，文学史课程的讲授，是否也要遵循这一特点呢?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在每次文学史课程的开场语中，我最为强调的有两点：一是原典精读，二是问题意识。而在其后一学期的文学史课程当中，我的教学也大体围绕着这两点来展开。
一、以作品为主
所谓原典精读，也就是强调对作品的重视。有些老师认为既然有专门的作品选读课程，文学史的讲授还是应当注重史的梳理和规律的总结。我以为，这一看法流弊甚多，最大的问题在于，目前各高校所开设的作品选读或原著精读课最多为四学时左右，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名著名篇极不相称，而学生在课外很少再去花时间读原典、读作品。史的梳理和文学规律的总结固然重要，但目前通行的几套文学史教材，对这个问题都已阐述得比较清楚，且大同小异，学生花些时间通读一遍就可获得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基本印象，而要深入理解文学的发展流变，则必须通过精读作品。要想让学生重视原典精读，光靠口头强调或给他们布置作业，并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教师在文学史的讲授过程中，首先就要以作品为核心要义。我的做法是，在进行每一个专题的讲授时，首先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地将相关内容的发展演变梳理清楚，然后重点以作品解析来证明这一发展演变的规律。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种作品解析较为详尽而并不是像文学史教材那样只蜻蜓点水般地提到大量作品或名篇名句，另一方面，文学史的原典精读不同于作品选的原典精读，而要时时注意揭示所读作品的文学发展规律和线索。
例如在讲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时，如果是原著精读课，只需紧扣王孟山水田园诗的文本，着重揭示其艺术审美上的特性即可，而在文学史课上，则要关注盛唐山水田园诗是如何形成的，要对比王孟的创作与陶渊明、二谢有何异同。又如李白、杜甫的乐府创作，文学史课与原著精读课的最大不同，同样在于前者需以作品分析来论证文学的发展流变，而不仅仅关注这些诗歌具体的创作特色。因此，在讲授李白的乐府诗时，要注意分析他如何在以旧题写古意的基础上体现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观念，从而将古乐府的创作发展到艺术的极致。在讲授杜甫的乐府诗时，则要注意分析杜甫如何吸收汉魏乐府的神理、以新题写时事，从而开创了新题乐府。这些观点不是空洞的文学史结论，而要通过作品的纵横比较来获得。纵向上，通过比较唐人乐府与汉魏乐府，得到关于乐府流变的结论。横向上，通过比较李、杜的古乐府和新题乐府，了解他们在乐府这一体裁创作上的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这样，学生既读了作品，又获得了对文学史结论的深刻理解。
围绕原典精读的主线，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相应与文学史教材有所区别。文学史教材的常规套路多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方面分析作家作品，这种分析法的好处是条理清晰，易于学生把握，弊端则是将文本模式化地人为割裂成两个层面，陈陈相因，渐成俗套。其实完全可以按照具体对象的不同，多样化地安排讲授方式。例如李白和杜甫是唐代文学的重点，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体现出“集大成”的特色。这两章的内容不妨以各类体裁为纲、以经典文本为依托，详细解读李、杜在各体诗歌上的成就和他们“集大成”的.异同。至于其思想特征、艺术风貌等，都可在文本的具体阐发中清晰地展示出来。又如苏轼是宋代文学的重点，其“集大成”的特色与李、杜又不一样，体现在各体文学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一般文学史教材都以诗词文的不同体裁来分节讲授，这是清晰而便利的分节法，完全可以借鉴。至于各节下的具体内容，则又由讲授者自行安排。在我看来，任何专题的具体讲授，原则之一是上文已探讨过的以作品为主，原则之二则是要有自己的学术见解，要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二、问题意识的培养
在历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总有一些考生初试分数颇高，面试则一塌糊涂、不知所云。这是因为他们往往“背”功了得，将文学史教材背得滚瓜烂熟，将文学史结论记得一清二楚，在考察文学史基本功的初试当中往往能得到不错的分数。但到了进一步考察读书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面试当中，这类考生不读书、不会思考的缺陷就会显露无遗。造成这种情况，老师在文学史课当中引导不力可以说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作为高校教师，与中学老师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者，同时也是推进学科和学术发展的研究者。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分段讲授和古代文学学科的分段研究是一致的。作为本专业的老师，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心得运尉在课程教学当中，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试想，如果连老师自己都只是照本宣科，没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又怎能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不断提高学术素养呢?
文学史教材的特色在于，它所吸收的都是比较经典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偏于保守，不能体现学术的前沿性和最新成果。老师在课程教学中，不妨引入一些自己思考比较成熟的学术成果，或向学生介绍一些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和判断。如新乐府运动，因为具有揭露时弊和社会矛盾等“现实性”特点，在一般的文学史教材里都评价甚高。但要客观评价白居易的创作思想，还须全面了解他的新乐府诗，其中并不仅仅只有我们所熟悉的揭露时弊的那几首，还有不少颂美之作。正如白居易自己在序中指出的，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其中“为君”是第一位的。这个目的从其早年的新乐府诗到晚年的闲适诗，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再加上艺术表现上的理念先行、形象苍白、语言繁杂、过于激切等弊病，这也就决定了新乐府远没有达到杜甫那种融汇着诗人悲天悯人情怀和醇熟的艺术表现的新题乐府的创作高度。又如李清照，作为我国古代成就最高的女性作家，在文学史教材中，往往注重从她的性别入手，认为其创作成就的取得，在于以女性之笔写自身爱情，较之“以男子而作闺音”更为自然真切。但我常常会提醒学生注意《古今词统》对于易安词的一句评价：“亦是林下风，亦是闺中秀”，这也成为我解读其词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李清照生长在文人士夫之家，深受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影响，与男性文人一样欣赏魏晋风度，与男性文人一样推崇陶渊明而非谢道韫，身为女性却颇有士大夫的清雅超逸之气。如此才能解释她的词中有超越其“别是一家”观念的《渔家傲》，有为数众多的饮酒、咏菊、咏梅之作。
与研究性质的专题课不同，作为专业基础课，文学史的讲授也不可过于讲求学术性和前沿性而偏于艰深。正如文学史教材的编撰者往往各有专长却需顾及全局，而不可一味多谈自己所擅长的研究对象。文学史课程的 讲授，同样须平衡学术性与基础性。现在很多研究者的学术领域越来越向纵深发展，研究的作家作品可能是文学史较少涉及的二三流作家，如果在文学史课程上花费太多时间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则不利于学生把握文学发展的主线。以我自己为例，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在宋诗和宋代文化，曾经研究过的不少作家如司马光、朱长文、郭祥正等都是不入文学史主流的。如果大谈他们的诗歌，必将占用宝贵的文学史课程时间而影响学生对更重要的作家作品的学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学与科研只能分离，恰恰相反，教学其实对于科研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例如，虽然我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宋代文学，但在讲授唐宋文学史的过程中，对于唐代部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最终形成一篇探讨唐宋思想文化变迁的论文《论宋人对“九龄风度”的接受》(《文学遗产》20xx年第5期)。
讲出与文学史教材不一样的新见解，对于老师来说是学术素养的体现，对于学生来说则正是问题意识的培养。如果只知记诵文学史结论而不善于怀疑、不善于提问，不知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就谈不上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狭义言之是文学研究的能力，广而言之则是进行一切工作的能力。大量事实证明，在文学史的考核和论文写作中善于选题和分析论证的学生，即使他将来并不从事中文方面的专门工作，在更广泛的职业领域也总是能做得得心应手，而这与他在大学专业教育中所获得的能力锻炼是密不可分的，其中问题意识的培养便是十分重要的一项。我总是在学期之初的开篇语中便强调，文学史是“史”的一种，一切落实在文字上的历史都是由带有主观意图的史家所写，它不等同于客观史实本身，因此须时时抱有怀疑精神。在文学史教学过程中，我也始终注意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例如讲解李白的名作《静夜思》，并不直接谈它有何艺术特色，而是提出一系列问题请学生思考、回答：首先请学生谈谈对中小学时老师的解析是否认同、现在又是否有新的理解;其次指出现在通行的版本并非李白原作，是经过了明清人的改造而有两处异文，请学生选择哪个版本更好并说明理由。又进一步请学生思考，我们接受明清人将第一、三句改成“明月”，或与李白诗中多次用到“明月”有关，请学生谈谈“明月”意象在李白诗中及其他名篇中的运用。最后指出李白的《静夜思》是对傅玄《古诗》的改造，请学生加以比较，以更深入地理解李白在乐府体绝句写作上的特点及这首诗所体现的高妙的艺术概括力。又如，在讲析柳宗元的《江雪》时，首先引用胡应麟的一段话：“千山鸟飞绝’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与辋川诸作，便觉太闹。”请学生思考如何理解柳诗之“骨力”与“闹”。并由此引出柳宗元贬谪诗的书写、冷峭格调的形成、其山水田园诗与王孟诸家相比有何异同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的设计和提出，目的是在纵向上考察学生对于“史”的线索的把握，在横向上以比较的眼光和方法，学会找到学术切入点，结合一定的理论基础和艺术审美能力，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析。
文学史教学的课内时间是有限的，但我们可通过多种方式，将有限的课堂教学延伸到更为广阔的课外训练，进一步挖掘学生的学术潜能，并达到良性的教学相长。例如依托学校和文学院的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我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提出“宋代士大夫文学研究”的课题设想。受到我在课堂教学当中的启悟发和吸引，有一二十个学生提交了希望参加本课题的申请。经过考察，我吸收五名学生参加这个为期两年的课题小组，定期举行小组讨论，指导他们读书、查阅文献、选定具体研究方向、准备论文的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学术训练，这些学生的研究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既为古代文学研究培养了优质的后备力量，对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有着良好的推动力。
三、合理使用课件
随着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当中的日益普遍和广泛，如何合理运用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研究者撰文提出，应当尽可能多地使用多媒体课件，这样可以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紧紧吸引住学生的眼球。我认为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多媒体课件为我们的教学提供了很多便利，但不可滥用，而应根据学科特点，审慎地决定用哪些、如何用，否则将适得其反。在我看来，课件为文学史教学提供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一边上课一边将提纲、作品和相关资料展示给学生，而不必再费时费力地在黑板上抄写;同时也可以将一些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图片、音乐资料播映出来，使学生有直观生动的感受。例如讲到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时，可以放一幅诗中所描写的西北特有的“白草”即芨芨草的图片，它是大不同于中原及南方常见的柔软低伏的小草的，学生才会明白为何草也能被吹折，而卷地的北风将性极坚硬的芨芨草都吹断，又可见这北风是如何地劲烈。又如讲到姜夔的十七首工尺谱是唯一留存的词乐资料时，可以放一首他的词乐或词调歌曲，让学生直观地感受一下宋朝的“流行歌曲”(当然，也还要告诉学生，音乐资料的留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调高和调式难以确定，这是否是宋朝流行歌曲的真面目，其实还须存疑)，以期对词在本质上是一种音乐文学这个问题有更深的理解。
但是，课件的使用是有限度的，这与古代文学的学科特点有关。古代文学是探求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学科，不但创作者需要艺术的想象力，研究者同样需要以充沛的想象力去做“同情之理解”，有“声”有“色”的画面和形象越多，在某种意义上越会束缚这种想象力。例如在讲授唐诗时，以同样讲求意境的文人写意画来表现诗意，还差可相称(其实从艺术的层级上来讲，绘画还是比诗歌低了一级，在表现力上比诗歌所受限制更多)，而以现代摄影技术拍摄出来的画面和镜头来表现，我以为还不如没有。有教师撰文大赞在课堂教学中大量运用视频、图像资料的好处，并举例说自己在讲解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词时，播放了一段吴奇隆主演的《问君能有几多愁》中亡国后李煜与小周后被迫分离的电视情节，学生都沉浸其中“很受感动”。我以为，这是对在读图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的盲目迎合。作为教师，对于学生的需求自当做设身处地的认真考量，却绝不可一味迎合。由此我想起我的导师张鸣先生回忆他当年在北大求学时听林庚先生讲词：“我还记得先生讲到‘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风满袖’的意蕴，先生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当他停顿不讲的片刻，静静地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我们，教室里所有人也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先生。我突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似乎在飘飘浮动，其实当时教室里并没有风。这个富于诗意的幻象是如此的神秘，那无言的瞬间是如此的意味深长，我想当时所有的人一定都感受到了诗的魅力，一定都感受到了那静默之中的召唤。”(张鸣《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身着整洁飘逸的中式绸衫，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偶尔举起左手看看手中的卡片，或是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优美的板书。这就是当年的北大学子对于讲台上的林先生的共同记忆。他只是用他的诗意的语言和文字便引领学生进入到 了诗意的境界，使听课的学生都受到深刻的诗的洗礼，并豁然领悟到学问的高境界。这样简单、纯粹而诗意的教学方式，自然只有大师才能为之，且不可复现。但我辈后学至少能心向往之，至少不要在相反的路上越走越远。
四、注重交流互动
文学史由于内容多、课时少，不得不以教师的讲授为主，但如果从头到尾“满堂灌”，教学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如何合理地组织交流、互动与讨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老师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我的经验是分为课上穿插讨论、集中讨论和课下利用网络交流互动。每次课都有穿插讨论，上课伊始先以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讨论上次课留的思考题，课中则随讲授内容随时提问、讨论。集中讨论是在整个学期的文学史学习当中安排一至两次。将全班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抽一道题，各自准备，分工合作，集中展示。等到上讨论课时，本来规定每组派一位代表上台发言，但学生往往积极性很高，有的整个小组都要跑上台去，有说的，有唱的，有演示PPT的，热闹非凡，气氛活跃，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效果也不错。课下的网络交流互动则主要利用郭英德教授主持开发的“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分派学生完成若干个专题的资料搜集，传到网上，资源共享，而学生搜集资料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文学史的延伸学习和学术训练的过程。另外还可利用电邮、博客等网络交流方式随时进行互动和沟通，这样就大大弥补了课上不便交流、课间没有时间交流的不足，同时也为一些较为内向、不善言辞的同学提供了不见面的交流方式。我在教育部网培中心进行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骨干教师培训时，主讲教师、复旦大学的骆玉明教授曾经介绍了他利用博客进行文学史教学的经验，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他的博客上发言、跟帖，并视发言、跟帖的数量和质量给分，计入平时成绩，这样就将本来只是自由、随意的课下交流方式并入到考核范围，督促学生随时学习和思考，并打破了只凭一两次考试定高下的考核方式，很值得参考和借鉴。但实施起来也有难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必将极大地增加教师的工作强度，尤其是在学生人数动辄上百的情况下。因此，像这类新型而有益的教学方式的实行，有时候还需要学校和院系的支持，例如配备助教等。
综览学生对我的古代文学史教学的评估意见，说得最多的是“有学术性”，“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找到了新的学习方法”，“在如何读书如何看待学术方面有很大启发”，另外的一些意见则有：“条理清晰、知识广博”，“互动展示环节不错”，“善用教学辅助资源，注重交流”，“可适当增加视频、图片资料的播放”，等等。可见学生对于我的注重培养学术能力和问题意识、注重交流和互动的教学理念还是颇为认同的。至于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何为“适当”，这是我在将来的文学史教学中还须继续摸索和实践的课题。
古代文学史论文7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由于课程设置、教师教学方式的固化、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等原因使古代文学教学陷入一个困境当中，学生作为受众对于这种教学困境有着自身的深切体会。我们认为从学生的角度来理解分析《古代文学》教学问题并提出一些思考，可以更好地让《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教学相长”。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生；教师；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中文专业大学本科期间必修的一门重要课程。这门课程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领略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掌握古代文人的文学造诣。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是奠定中文专业素养的重要基础。随着社会形势和人才需求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发展，古代文学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不太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目前古代文学教学无论是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思维模式、还是教学方法和考核手段，都明显滞后于时代的要求。学生觉得学习这门课程没有多大的用处，老师的教学模式也越来越固化，所以导致古代文学的教学难度日益加大，学生们古代文学的学习效果也逐步下降。许多学者对古代文学课程的现状及改革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大多数学者更多地从教师角度提出对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思维模式、还有教学方法和考核手段等的思考，而忽略了学生这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学生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教学现状及原因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在很多老师眼里都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在学生眼中《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同样有着难以表达的情感。一方面同学们比较喜爱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另一方面因为课程的难度问题使得许多同学力不从心。笔者通过了解并结合自己的感受，认为当今《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课程设置与课时的压缩
《中国古代文学史》所讲述的知识浩如烟海，教学内容非常宽泛。从古代神话一直到清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这些浩瀚的文化中我们不仅要掌握子学、儒学、经学、理学、心学和考据学，也要领略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繁华。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考验。以长江大学为例，《中国古代文学史》总共只安排了１９２个学时，我们要在１９２个学时内学习并掌握这么多内容对于学生来说显得极其困难。另一方面对于教师来讲每学期４８个课时要讲完书本上的内容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教师只好选择性地讲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对于其余的内容只是一笔带过，有时甚至不曾提及。这就必然导致学生们学习古代文学的困难加大，而且上课内容巨大使得学生们觉得古代文学学习的难度很大，很多人有着畏难情绪。
（二）教师教学方式的固化
教师作为课堂的掌舵者与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具有非常大的关系。在学生们看来，《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师的教学方式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固化的`状态，具体表现如下：１．教学模式单一，思想因循守旧课堂是传授知识的一个重要地方。对于学生来说，课堂基本上是他们了解知识的唯一来源。在教学模式上，部分教师缺乏创新意识，把古代文学处理成“古代汉语”课的翻版。这种传统课堂的弊端就是教师课堂独自讲，学生被动学，很少交流沟通。另外，学习的知识未体现出更新和特色，让学生失去了学习兴趣和动力。教师在教学中缺乏教学观念的转变，只注重了教师的教，而忘记了课堂上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尤其在现代教学环境下，学生似乎更加不愿意接受这种填鸭似的教学方式。这种传统教学方式更加打消了同学们对于古代文学的兴趣爱好，同时也打消了教师上课的积极性。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２．考查方式落后，缺乏形式改变《中国古代文学史》因为其理论性太强，所以很多老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闭卷的方式来进行考查。这一考查方式可以考查学生们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对于古代文学的理解程度。但是，作为学生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考查方式。因为从小到大，学生一直经历的都是这样的考试形式，对于这种考试已经达到了较为抵触的程度。并且，面对这样的考试，他们已经有了自己一套非常程式化的流程。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为了学分，只关注考试点，为考而背，为考而学。这样的学习，并没有培养出他们对此学科的喜欢和热爱。并且，许多学生只是临时突击，对知识的理解和学习囫囵吞枣，只求效果不看结果。这样必然会使得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的兴趣大大降低，且一味地去研究教师会考什么内容，教师喜欢怎样的答案。而不会去深度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以及浩瀚的古代文学作品。这样的大学教学，就已经违背了真正的大学精神，独立思考成为空谈。３．教学内容与现实的脱节因为每个人对于古代文学的理解不同，都会解读出属于自己的一本文学史出来。所以深受高等教育影响的教师解读的，更多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文学性。他们注重作家的思想情感，注重文人的写作特点，这些比较具有文学代表性的方面。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用性，教师们却没有更好的阐释。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古代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去品味古代人们的生活乐趣。这些对于学生来说是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教师却提及很少。另外，《中国古代文学史》又是一种工具，一种我们认识世界、立足世界的工具。对于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而言，最多的应该是从古代文学的学习中得到写作的方法，以及学到对于古文文本的解读，成为我们今后生存的一种重要的技能。但是课堂中对于这种技能的学习和训练，却是鲜有涉及。基于以上心态，《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对于学生来说内容空泛，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兴趣也就不高，甚至觉得是一种负担。
（三）学生学习的焦虑
学生作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主体，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中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导致《古代文学》的教学效果日益下降。１．自身专业基础不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离不开学生们的积极配合，同时要求学生们有较高的专业知识素养。而对于学生来说，专业知识素养则比较缺乏，文言文不能理解，朝代的时间不清楚，各朝代的文人更是相互穿越。这些问题在学生中间越来越广泛。《古代文学》中涉及的基本上都是繁体字和文言文，但很多学生对于文言文的理解能力还不够，导致很多文章看不懂。在文学常识上面，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大多学生比较匮乏，记忆混乱。这些问题对于教师的教学无疑是增加了较大的难度。教师在讲授课堂知识的同时，也要照顾学生们的知识基础。所以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给学生们讲解文学常识，从而导致教学效率不高。２．缺乏自学能力自学能力应是大学生们的一种很重要的能力。作为一名文科大学生，自学能力的要求应更为严格。但是当代大学生自学能力却比较受限制，依然没有脱离中学教学阶段的学习影响，将课堂作为知识来源主要、甚至惟一的途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来说，其并不仅仅是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是作品和文选的大量阅读，课时的压缩让教师无法在课堂上讲授大量的作品，这就给学生提出了课外阅读的要求和任务。可实际上学生混学分式的学习，无法保证学生课外自主阅读的实现，这样造成了学生不学，教师难教的尴尬局面。３．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任何一项技能都要有较高的兴趣。而当代学生对于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并不是很高。大部分学生学习古代文学史的动机基本上就是为了混学分，上课的原因基本上就是怕老师点名。兴趣的缺失导致古代文学学习动力的缺乏，上课成为一种负担或累赘。学习兴趣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课程难度较大，同学们出现了一种畏惧心理；其次就是教师上课比较古板同学们觉得学习没有乐趣；还有就是大学生自我的放纵。以上原因导致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学习效果也就可想而知。４．学生学习目标缺失学生的学习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们学习的效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中，学生的学习目标显得更加重要。但是许多学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的定位不够清晰，又受到社会功利思想的熏陶，使得学生们认为学习这门课程并没有非常大的用处。而且，想学习想了解的同学也不知道怎么去学好这门课程。况且，经历过高考的千军万马，到大学后许多人出现了目标的空档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的目标缺失，逐渐导致了学生们不愿意用心去钻研这门课。
二、改进措施及对策
上述这些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中表现较为突出，这又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难、学习难、学习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并最终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为了防止这种恶性循环的发生，更好地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认真打好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需要我们有良好的古文阅读能力。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是文言文的阅读、繁体字的认知书写等，这些都需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古文基础。修好前期课程和相关课程，能够让我们更加简单地去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也会随之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
（二）课后时间做好学习工作
《中国古代文学史》学习的困难较大，主要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感觉听不懂。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在课后花更多时间去钻研这门课程。在上课期间，教师会给我们列出许多专业的书籍，这些书籍对于我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有较大的帮助。因为上课期间的教学内容较多，就需要学生在上课前做好预习，提前阅读一些与学习内容相关的文学作品，这样对于学生下节课的学习才更加容易。
（三）提高自学能力
当代大学生在自学能力需要有较大改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生课后自学能力的缺乏造成的。课前既未做到主动认真预习，课后又未做到认真复习，准备不充分更会造成学习困难的加强。
（四）设置多样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兴趣
提高教学成效的首要方法应该是把课堂变活，只有教师让课堂活跃，充分地激发同学们的兴趣才能让学生们喜欢上这节课，热爱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具有丰富文学性、历史性的课程。如在讲课之前可以多给学生讲几个趣味性的历史小故事，把现代的思想观念融入于古代文学的教学当中。如讲到《诗经》时，可以讲讲《诗经》中的爱情故事，这样会让学生积极融入课堂，更加喜爱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提高其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也就提升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古代文学课程设立时间长，有着自身的优势，但历史的厚重也恰恰成为束缚和阻碍古代文学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以创新为主导的今天，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着许多尴尬，这就给当今时代背景下的任课教师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转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上的反思和探索，顺应时代发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获得最佳教学效果，就成了当今古代文学史任课教师研究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学生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压力以及学习难度与日俱增，学生应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同时也要及时进行自我调节。只有让古代文学这门传统老课重新焕发出它的活力，才能使得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得以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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