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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约束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集中表现为资源约束、生态失衡、社会分化等日益尖锐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从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种类型,以及分类区域政策五个方面首次提
出主体功能区建设的问题。然而,从目前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实施效果上看,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薄弱,现有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对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缺乏有力解释。事实上,主体功能区作为现有区域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其实质是将环境约束、人地关系等具有区位特征的生产条件重新作为要素纳入理论分析。因此,只有从空间视角出发,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所需各种要素的区位特征,我们才能进一步探寻主体功能区的理论基础,并对主体功能区蕴含的客观规律做出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判断。
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适宜度
(一)非正式约束与要素区位属性
不同区域所拥有的特殊环境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作为在漫长历史演进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区性特征,非正式约束对其区域内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道德规范、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哈耶克(Hayek)等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那些无意识而成的价值观念、道德理念、风俗习性对于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人文因素区别于制度、法律等强制性约束,而是一种非正式的行为约束[1]。同样,诺斯(Douglass C.North)等学者也认为,非正式约束作为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种要素而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符合现代精神的约束环境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传统保守的约束环境则会阻碍经济发展[2]。
虽然经济学一直关注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经济学者却对经济增长理论是否应该引入非正式约束分析远没有达成共识。这种争议,其本质是非正式约束的区域性特征使其显着区别于传统经济性要素而具有明显的区位属性,正是这种区位属性使得非正式约束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凭借其严谨而周密的数理分析,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变革。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 P.)所说,“边际主义分析使新古典经济学可以将经济学与数学有效地结合起来,……这种边际分析的凸性假设明显区别于过往的任何经济学[3]。”凸性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逻辑前提,然而这种凸性假设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却都无法兼容要素的区位属性。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区位因素的引入无法保证消费的凸性假设,如果存在凸性假设,那么消费者则在追求最大效用的诉求下会在整个经济空间进行均匀消费,显然这与现实经济表现明显不符。同样,区位因素的引入也无法保证生产的凸性假设,如果存在生产的凸性假设,那么生产活动也会在不损失效率的情况下在经济空间均匀分布,从而聚集会因为地租的上升而不复存在,世界也将是一个“无城市的世界”。因此,在无法解决凸性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舍弃要素的区位属性以便保证其形式上的科学表征。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舍弃了要素的区位属性,但经济学家们却一直没有忽视对要素区位属性的研究。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学可以溯源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么当我们研究要素的区位属性时,是否也可以回到斯密那里寻找启示呢?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要素及要素禀赋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所有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因素都是要素的范畴,要素既包括(劳动、资本等)经济要素,同时也包括(宗教、道德等)非经济要素[4]。如果像斯密所说,宗教、道德也是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要素,那么这就意味着,复杂经济活动的构成必然包括区位因素的影响。然而,尽管经典作家已经注意到了经济活动中的区位影响,但是对于经济活动区位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典作家们曾做出过这样一种判断:任何经济地区都不可能赋存其生产中所需的全部要素,生产要素克服区域障碍从而进行区域间流动就成为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生产的初级阶段,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促使着经济要素的区域间流动。在这种努力下,尤其是随着高速运输工具的普及,经济要素在不同区域间流动的运输成本不断降低,区域间经济要素转移的空间成本对于生产的影响也已经开始大大减弱。但是与此同时,随着我们对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日益严重,我们对要素的流动 性也有了新的判断。有些要素只在特定区域存在,它们不能在区域间进行流动,这部分要素在生产活动中表现为较强的区位特征。尤其是不同区域所拥有的非正式约束环境,其作为在漫长历史演进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区性特征,其他区域无法通过移动或复制来获得这种生产中的环境支持。可见,要素的区位属性是我们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时所无
法规避的问题,对于经济活动的分析,我们只有充分考虑要素的区位属性,才能准确地辨析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及其客观的演进规律。
(二)经济适宜度的定义与研究内容
如果我们意识并承认要素具有区位属性,并且从区位的角度上看,非正式约束又是特定区域显着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重要特征,其他区域无法通过复制或模仿来获得这种经济活动所必须依赖的环境因素,那么生产过程中非正式约束与其他经济性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就成为接下来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此时面临着如何从非正式约束视角解释主体功能区形成的问题①。正如前文所说,非正式约束和经济性要素的共同作用,是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如果非正式约束环境与该区域经济性要素能够相互匹配,区域生产自然能够实现其经济目标;而如果非正式约束环境与经济性要素不能相互匹配,区域生产就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此时,无论是增加经济性要素质量上的投入,还是增加它们数量上的投入,区域经济仍可能会面临严峻的状态。这是因为,造成区域经济面临严峻状态的原因,既不是经济性要素“质”的问题,也不是“量”的问题,而是其与该区域非正式约束环境适宜与否的问题。因此,以非正式约束条件为基础,充分考虑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的相互匹配,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经济秩序,就是我们目前要研究的重点。这种新的经济秩序我们称之为经济适宜度。 EADi=(■?棕jEUDij)(■?棕jECij)-1
其中,EAD为经济适宜度水平,EC反映的是非正式约束条件,EUD反映的是经济性要素的利用度,i是不同区域的序号,j代表不同的经济性要素种类,ω是权重系数。非正式约束条件是指特定区域的经济活动在科学、合理的安排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社会经济总量;而经济性要素利用度则是在既定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下,如何最高效率地对各种经济性要素进行配置以获得更高的产出。经济适宜度是衡量要素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讲,非正式约束条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以其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科学、合理的匹配为前提,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与其非正式约束环境相互适应,那么尽管该区域短期内可能获得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潜力必然会因为非正式约束环境的排斥而面临严峻的状态。另一方面,非正式约束对经济性要素具有明显的效率选择性。特定区域的非正式约束条件往往可以和不同的经济性要素相结合,但其生产效率显着不同。换句话说,在既定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下,特定区域可以通过对经济性要素进行效率选择,从而使得区域经济活动绩效向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逼近。
二、经济适宜度与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
虽然经济适宜度以度为其形式表征,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之间科学合理的经济秩序却是其研究的深层次内容。因此,当我们对经济适宜度进行解析时,主体功能区形成的理论基础也逐渐开始清晰。“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各地区要“根据承载能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形成规范的空间秩序,……。”[5]从规划纲要所反映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来看,广义的“承载能力”必然包括不同区域在其漫长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非正式约束环境,不同的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与其非正式环境相适应。此外,规划纲要中所要求形成的“规范的空间秩序” 也进一步强调了非正式约束条件与区域内经济性要素要形成高效率的配置,经济适宜度水平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具竞争力的、是不可持续性的。如果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能确保各种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会因为其配置效率损失而丧失未来发展的潜力。可见,从主体功能区宏观规划来看,基于经济适宜度视角探寻主体功能区理论基础,确实是一条可行路径。那么接下来,经济适宜度对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动力又能有何种程度的解释呢?
(一)经济适宜度与分工、专业化
一般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质是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而亚当·斯密又在其经典巨着《 国富论》中认为分工是财富增长的起点,是经济活动方式的变革,从而分工的每个优点都与国民财富的增加紧密联系。②[6]因此,当我们尝试基于经济适宜度视角研究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时,分工和专业化就自然成为研究的起点。 关于分工和专业化产生的根源,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同的区域
拥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其经济活动的内容和生产效率也会因此而显着不同,这就形成了不同区域间的比较优势落差。古典经济学认为比较优势落差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因,这种判断的前提是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正如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对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进行论述时说“资本所有者在资本离他而去时会产生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不安全感。……每一个劳动者也都不愿背井离乡,带着已成的习惯而置身于异国政府和新法律下”。[7]同样,赫克歇尔和俄林(Heckscher and Ohlin)也是基于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最终完成了其经典巨着《要素禀赋论》。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和高速运输工具的普及,区域间要素转移的空间成本对于经济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各种生产要素都开始具有了相对自由的区际流动性。当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性足以弱化区域间的比较优势时,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分工和专业化就无法存在了。为摆脱这种困境,经济学家们无奈之下便开始舍弃要素和要素禀赋理论,转而在生产领域寻找分工和专业化的解释。在这方面,阿林·杨格(Allyn Young)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是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的根本原因。越来越细化的生产环节一方面促进了新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促进着生产效率的提高[8]。显然,阿林·杨格等学者在生产过程中寻找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因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以生产迂回程度来解释分工和专业化,却又无法解释区际间分工和专业化的形成问题。因此,尽管阿林·杨格等学者在专业化和分工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要全面研究分工和专业化的产生原因(无论是区域内还是区域间的分工和专业化),我们还需要再次回到要素及要素禀赋的视角。
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在分工和专业化研究上的困境,源于其理论假设所带来的内在逻辑冲突。如果生产要素都能自由流动,不同区域就会因为具有相同要素条件而失去比较优势,分工和专业化也将会不复存在;而如果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那么虽然这种假设可以在分工和专业化形成原因的解释上自圆其说,但是却又与现实的经济情况有着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分析困境,究其本质是其在要素的区位属性认识上过于偏颇。正如本文所述,尽管现代技术和运输工具已经极大地加强了要素的流动性,但是生产要素按其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质仍具有区位特征。尤其是非正式约束作为漫长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社会规范,其核心价值必然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上文对经济适宜度的分析和阐述基础上,我们对区域间分工和专业化的来源就可以做出新的理论判断,即区域间分工和专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定区域生产某种产品的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来源于不同区域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与其经济性要素的适宜度水平差异。当某区域内非正式约束与其区域内经济性要素的适宜度水平较高时,该区域内非正式约束条件与该区域经济性要素的配置效率显着高于其他区域,那么该区域就会拥有比较优势。这是区际分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适宜度视角,我们对区域间分工和专业产生的原因重新进行了理论判断。同时,这种理论判断也揭示了四种类型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协调问题。由于各类型主体功能区之间拥有不同的非正式约束条件,因此即使各功能区之间经济适宜度水平相同,不同类型功能区之间的发展也必然表现为不平衡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无法追求各类型功能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或者力求缩小它们之间的发展差距。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对不同国土规划区坚持四种开发模式,并用不同的绩效考核标准去评价各类型功能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经济适宜度与聚集
分工和专业化必然导致聚集。一般而言,非正式约束条件是某些区域特有的环境特征,它们无法在区域间进行流动或者流动的空间成本很高,而经济性要素则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在不同的区域内可以自由流动。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聚集只能是经济性要素在特定区域内通过与非正式约束环境互相作用而形成的聚集。正如本文之前所说,现实经济中特定区域内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会对经济性要素进 行效率选择,因此非正式约束环境在聚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经济聚集的性质和特征。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经济性要素在区域内形成的聚集,必须以与非正式约束相互匹配为前提,否则与非正式约束不合适宜的经济性要素的空间聚集从长远来看反而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聚集必然是在经济适宜度水平的提升中产生。只有这样
,聚集才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传导过程,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区域非正式约束条件是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传导过程的起点,决定了区际分工与专业化的内容和性质。同时,区域内非正式约束环境对经济性要素的效率选择,也决定了聚集的内容和性质。
2. 聚集程度的不断提高,同时也是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聚集对经济联系的乘数效应会促使经济性要素开始区际间流动③。而与此同时, 非正式约束环境对经济性要素的效率选择,一方面加强了某些经济性要素的区域流入,但是同时也促使了某些配置效率较低的经济性要素的区域流出。
3. 分工与专业化导致聚集,聚集也会强化分工和专业化。当分工和专业化以及由此而生的聚集使得区域内乘数效应表现为正向作用时,经济性要素呈现为净流入,经济聚集度也会增加;相反,当分工和专业化以及由此而生的聚集使得区域内乘数效应表现为负向作用时,经济性要素呈现为净流出,经济聚集度会下降。
4. 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力效果,从时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经济总量的提高;从空间维度看则是空间结构的不断演进。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经济的经济适宜度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区域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三、基于经济适宜度视角的主体功能区动力模型
如上所述,由于非正式约束环境对经济性要素的效率选择,以及经济性要素区际间的流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由此而生的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同样,这也是主体功能区形成的动力基础。但是辨析和强化这些理论判断,我们还需要严谨的数学证明。因此,我们基于经济适宜度视角,通过构建经济发展模型来进一步探求经济适宜度与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模型假设与推演
1. 假设存在一个区域经济体,经济体内非正式约束与各种经济要素的相互匹配是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区域经济体内存在数量为R的经济性要素。不失一般性,我们可以假设经济性要素呈现连续性分布,并且经济体内非正式约束以一维空间 ?椎=(-∞,+∞)为表现形式,区域内的非正式约束分布密度为1,机会成本为?赘A>0。
2. 当经济性要素与i区位的非正式约束相互匹配进行生产时,产出效率水平用?渍=?滋(?着,?仔)+Wi度量。此处,函数?渍为严格递增,且二阶连续可微。而?着为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仔为i区位中单位经济性要素的空间距离,反映生产的集聚程度;Wi为i区位上经济性要素间的彼此联系。经济性要素在该区位上的预算方程可以表述为:?着+?仔?赘(i)=Z-U(i)。Z代表着经济性要素当期获得的报酬,?赘(i)表示要素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产出,U(i)反映着经济性要素与该区域非正式约束相互匹配时所能达到的产出。同时,专业化分工产出标准化为1。
3. 不失一般性,模型将参与生产过程的非正式约束影响边界设为[-x,x]。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程度?着可通过方程?滋(M,?仔)=?渍-Wi解出,因此?着又可以表示为?着=M(?仔,?渍-Wi);经济性要素的竞租函数可以表示为:
B(i,?渍)=■[Z-M(?仔,?渍-Wi)-U(i)]?仔-1(1)
4.为更多获取各种均衡状态特征,我们进一步进行函数假设。首先,函数?滋为:?滋(?着,?仔)=?着+?茁log?仔。其中,?茁表示生产效率中生产集聚的权重。不失一般性,假定i区位上的Wi为固定W,而经济性要素与非正式约束相互匹配时所能达到的产出为:
U(i)=■ti-fg(f)df(2)
其中,g(f)为区位f的经济性要素密度。进一步处理上式可得:
U(i)=■t(i-f)g(f)df+■t(f-i)g(f)df(3)
5. U(i)会随经济性要素的区位以及经济性要素密度而变化。因为在均衡状态下,所有经济性要素都必须达到相同的产出效率水平?渍*,因此(1)式可以重新写作:
B(i,?渍*)=■[Z-?渍*+W+?茁log?仔-U(i)]?仔-1(4)
6. 关于?仔的一阶条件可以给出如下的均衡条件:
Z-?渍*+W-?茁+?准log?仔-U(i)=0(5)
令?浊=Z-?渍*+W-?茁,
从(5) 中解出?仔,可得: ?仔*(i)=exp(-?滋?茁-1+U(i)?茁-1)(6) 故,g*(i)=exp(?浊?茁-1-U(i)?茁-1)(7) 其中g*(i)=?仔*(i)-1,将(6)式代入(4)式,可得, B(i,?渍*)=?茁?仔*(i)-1(8) 7. 因为B(i,?渍*)=?赘A在区域的均衡边界x*,我们可以得出,
?赘A?茁-1=exp(?滋?茁-1-U(x*)?茁-1)(9)
8. 对(3)式求两次导数可以得出,
■=2tg*(i)
所以U(i)在i处是严格凹的。那么由(7)式可以得出,
■=2texp(?滋?茁-1-U(i)?茁-1)(10)
解这个微分方程,可以得到,
U(i)=-?茁log[?茁t-1exp(-?滋?茁-1)h2exp(hi)[1+exp(hi2)]-1](11)
9.将(11)代入(7),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
g*(i)=?茁t-1h2exp(hi)(1+exp(hi))-2(12)
显然,反映产出水平的经济性要素集聚程度就成了常量h的函数,该函数是关于原点对称的,并且对(12)式求关于i的一阶导数可以发现:在i=0处g* (i)有一个唯一的最大值。所以,生产集聚程度的均衡分布是一个单峰曲线。第二次求导可以发现,g*(i)在[-h-1log2+■,h- 1log(2+■)]内是凹的,而生产集聚程度在该区间外则是凸的。
10. 此外,利用(9)及(12),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集聚中心边界必有以下条件成立:
?茁-1?赘A=?茁t-1h2exp(hx)(1+exp(hx))-2(13)
并且,对于区间(-x,x)上的集聚度求积分,可以得出,
R=■(1+exp(hi))-2h2exp(hi)di=2?茁ht-1(exp(hx))-1(exp(hx)-1)(14)
这两个表达式给出了常量h以及经济集聚边界x的均衡值。在(13)式和(14)式中令?孜=exp(hx),从中解出f,并替代(13)式中得到的值,再通过(7)式,我们就可以得到:
g*(0)=?茁-1(16-1tR2+?赘A)(15)
(二)模型的主要结论
1. 经济适宜度在区域经济长期发展中的作用足以形成一个内生的经济集聚中心,经济性要素并不在经济空间均匀分布,经济性要素受经济适宜度提升效率影响而聚集在区域经济中心,这意味着经济适宜度在区域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2. 经济集聚中心内,经济性要素与非正式约束的适宜度水平最高,而当与经济集聚中心距离不断增加时,适宜度水平也会不断下降。经济性要素的近似正态分布说明, 虽然经济适宜度解释了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即经济性要素会趋向于适宜度水平较高的区域。但是经济性要素在不同区域的边际报酬也足以排除其完全聚集在一个区域的可能性,这是由不同区域内非正式约束不可流动性所保障的。这种结论与现实经济实践的表现也是相互符合的。
3. 通过(13)~(16)式表明,随着经济性要素规模的增大,经济集聚中心的波峰就会向上移动,这与现实经济也有很高的拟合性。当经济性要素的流入效应大于流出效应时,区域内经济性要素类型会增加,这必然会提高匹配效率,进而增加要素回报。此外,当单位经济性要素与非正式约束匹配产出上升时,非正式约束的机会成本就会增加;当生产集聚权重增强时,经济集聚的波峰就会向下移动,这表明经济集聚中心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任何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非正式约束和经济性要素的共同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分工和专业化以及由此而生的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其中,聚集必然是在经济适宜度水平的提升中产生。只有这样,聚集才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而从分工与专业化的角度看,非正式约束以及经济适宜度水平的差异则是区域间分工与专业化产生的重要原因。经济适宜度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判断为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进一步验证了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功能区划思想。由于不同区域的非正式约束条件以及经济适宜度水平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究其本质是建立在经济适宜度水平不断提升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盲目追求不同非正式约束环境下各区域之间的平衡增长,尽管短期内可能缩短发展差距,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适宜度水平较低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客观条件必然会因为区域禀赋的过度开发而损害,进而加剧未来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换句话说,以非正式约束条件为基础,充分考虑非正式约束与经济性要素的相互匹配,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经济秩序,这就是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初衷和理论归宿。 注释: ①本文的经济性要素泛指不具有区位属性或区位属性较弱以至于在生产活动中可以忽略的生产要素总称。 ②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关于分工三个优点的论述分别为:每个工人的技能和机灵的提高;时间的节省;机械的发明。 ③乘数效应是指特定空间聚集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经济主体
的数量增加的倍数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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