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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论文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然而对1949年前中西交通史及其教学情形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还比较欠缺。方豪《六十年来之中西交通史》(《华学月刊》1974年第25期)一文，评论了10余位学者的成绩，但仍有许多学者被遗漏，且对课程设置状况，甚少论述;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版)从史学史角度，对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研究作了较全而梳理，但对课程设置同样着墨不多。本文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当时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情形，拟加以系统论述，以期更全而地反映中国学者在中西交通史学科建设方而的特点。
“中西交通史”列为大学课程之一，在中国为时并不太晚。1917年北京大学建立史学门，同年即有曹位康(馥珊)主讲“中国与亚洲诸国交通史”，然内容陈旧。1920年留美归国的陈衡哲在北大开设“欧亚交通史”，盖为中西交通史进入大学课程之始。与其他各专史课程相比，中西交通史出现于大学课程还算早。1920年9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文科科目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历史学门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没有正式将“中西交通史”列入，但设有“塞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吏’、“南洋各岛史”诸课程①，均与中外交通史有一定关联。
1920年代，国内只有陈衡哲、张星娘等少数学者讲授此课。193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中外研究著作和译著的日益增多，讲授中西交通史性质课程者明显增加，尤其是张星娘、向达二位先生，长期在主流大学讲授此课，对推动中西交通史课程建设贡献甚大。除个别例外①，这门课大多作为大学史学系(或史地系，或历史社会系)的高年级选修课。然而，1940年教育部颁布《大学科目表》，居然无“中西交通史”一门，遂引起有些学者的批评，认为课程中应添设“中西文化交通吏，、“南海史(南洋妇”,“西域史”。一方而使本国史、外国史之间减少隔阂，并使学生认识本国之地位，且易了解外国史;另方而近代列强在中亚、南洋之争夺，己引起各国史地学者对于此等地带强烈之研究，“我国近年亦颇注意及此，惜乎专门人才甚少，且不普及，故应于师范教育中，加以强化，使史地教育更能适应复兴民族之需要。”②民国史坛颇为繁荣，但研究中西交通史者相对而言则为少数，势必影响到该课程在大学的普及程度。作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课程，中西交通史并非一般教员都能胜任，而且由于它在大学史学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故它的开设常随教员流动而时续时断。
最早在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者系陈衡哲。1920年夏，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论文“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ancient and mediaeval times (221 B. C.1367 A. D. ) "，署名"Mrs Sophia H Zen"，现藏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共48页，分古代、中古两部分，从政治、商贸、宗教三方而对中西交通史上诸问题，如张赛、班超出使西域、陆海路贸易、中印交往、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之关系、景教的传播等，勾勒出清晰的历史线索。参考文献(Bibliography)除3种为中文，其余均为西文。由于缺乏中文资料，陈对论文不甚满意;至于西文文献，陈谓在美国研究此题，曾遍搜此类史籍，才找到20余种文献，“据我所知，还没有一本著作对这个课题做过系统研究" ( there is not a single book that I know of that treats this subject systematically)。在邹寸欧美汉学界，有关中西交通史专著确实罕见，玉尔(Henry Yule)、夏德(F. Hirth)的著作，或提供有价值的原始材料，或仅处理某一专题，并未对中西交通史作贯通梳理。陈文之价值恐怕在于，据西文资料，充分消化西方汉学成果，初步架构了1367年前中西交通史的大致轮廓。
陈毕业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她在北大最初开设的课目是“欧亚交通史”，这正是她在美国的研究题目。1922年陈休假回南京居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借此机会，聘她作为校外指导员，并请其演讲。1922年4月29日，陈在史地研究会演讲“中国与欧洲交通史大纲”，限于中国与欧洲之交际，纵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期，其横的区分，则谓当注意政治、商务、宗教三方而。所讲内容，大致以此为准，“而于古代交通，阐明匈奴西域与交通之关系，及早年丝茶之贸易，尤多中国史籍上所不可考。其于近世，则以时近有征，故讲述从略。末复绘一起伏大势图，表明自秦至元明中西交通之盛衰。”当日到会者除了会员之外，旁听者不少，徐则陵也在场。此次所讲大体属她硕士论文的内容。史地研究会原本将陈的演讲稿发表，但她自谓于中国方而史籍研究尚浅，故不欲发表。除了短暂在北大历史系讲授此课，陈氏后来再也没有开设过。
陈衡哲答应史地研究会会员可在每星期日下午阅读其所藏史学书籍③，且将其学位论文中的Bibliography送给研究会，发表于《史地学报》(1922年第1卷第3影。“编者附记”言: 1930年，向达经赵万里介绍，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此后他更可大规模地梳理中外文献。1933年10月，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其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方而作了详尽考察，从而确立了他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学术地位。贺昌群认为向著“多起裙披疏通之勤，而惜其少独发之功”，除了“长安打球小考”外，其余皆为他人先道之，“惟著者更刺取旧文，为之加详其说”①。
向著虽吸收了欧美、日本汉学者以及国内学者如冯承钧、陈垣等人研究成果，但专论西域文明在唐代的传播及其影响，仍为当时国际汉学界最为详实的著作。1947年华盛顿大学留学生朱士嘉在《远东季刊》发表英文评论，向西方读者全而介绍了向著各章内容大意，对史料来源、文字表述、谋篇布局均予肯定②。 张维华对中西交通史发生兴趣，与他的一位美国老师奚尔恩(J. J. Heeren)有关。奚尔恩毕业于德国哈雷滩滕贝格(alle Wittenberg)大学，获博士学位。1911年来华，在山东潍县广文学堂供职。后任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张在齐鲁大学跟随奚尔恩学习历史，先后四年，对他后来治史产生深刻的影响。奚尔恩是一位远东史专家，与张立志共同编著《远东历史略图》(商务，1926) ,《中外条约汇览》(世界书局，1930) ,《远东史》(商务，1935)。张维华选修过奚尔恩“远东史”一门课，采用的是美国人写的课本。书中详论南洋群岛的历史，尤其欧人在南洋发展的情形以及怎样使南洋群岛先后沦为殖民地。这些内容对张很有感触，他回忆奚尔恩说:“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影响我一生。”
1932年在齐鲁大学资助下，张维华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发表《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一文③，引起伯希和的注意，在《通报》介绍了这篇论文，并指出其中错误，稍后张氏在《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第52,53期)发表《对于伯希和评(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要说的几句话》，在史坛初次崭露头角。在洪业的指导下，他以《明史·外国传》为题，完成硕士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燕京学报》专号之七)，燕京哈佛学社1934年出版，为其成名之作，此后研究方向拓展及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上海大夏大学史学系1931年开设“东西文化交通史”，谓“我国因地理关系，与其他文化颇形隔阂，然遂谓其绝无往来不可也。汉世张赛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勇，甘英抵条支，历安息，临两海以望大秦，皆凿空之事，于东西文化之交通关系甚大。其后唐朝版图扩大，地壤相接愈近，文化交通亦愈紧。元朝跨有欧亚二洲，交通更为便利，印刷术即以是时传至欧洲，开彼土新文化之局。本学程即以东西文化相互关系为研究之骨干。”④至 1940年大夏大学历史社会系，仍设置“中西交通史”为选修课③。1931年度史学教员仅三位:王国秀、孟寿椿、杨鸿烈，而只有王国秀对中西交通史有所用力，此课当由她主讲。王国秀(1895-1971)，又名竹素，江苏昆山人。1921年清华学校派遣赴美留学。
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史学硕士学位。1928-1930年间，任中西女子金陵大学历史科主任。1930年9月至1943年，任大夏大学历史教授，兼历史社会系主任。她的硕士论文为《中国对英国装饰艺术的影响》(Chiue.se luflueuce on Eugli.sh Decorative Arts)，回国后发表的《十八世纪英国仿制中国磁器考》、《古代阿拉伯人在中国通商考》，以及《十八世纪中国的茶和工艺美术品在英国流传状况》⑥，均取材于硕士论文，并有所增补，足证她于斯学颇有造诣。
综观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界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最有成绩的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参与人数之多，发表论著之富，堪称空前。研究古代、中古中西交通史者，如陈垣、陈衡哲、张星娘。陈垣早期史学作品大多关涉外来古宗教考，在国际汉学界极有地位，尤其《元西域人华化考》，未引用一条外文材料，而能写出突破外国学者的杰作。但此后治学转移到其他领域，据陈门弟子牟润孙的理解，研究中西交通史最后势必涉及许多外国与外族语言，而陈放弃斯学，与其说兴趣转变，不如说受了语言知识的局限③;陈衡哲虽然硕士论文做的是中西交通史，且在北大开设“欧亚交通史”，但回国之后并没有继续用力于此，转而治西洋史;张星娘成名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仅第六章“明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属于明清部分，1940年代以后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交通史方而的论文，学术兴趣有所转移。
一方而古代、中古中西交通史研究，外人成果丰硕，加之国内缺乏西文材料，难以超越前贤;另方而如转入研究明清中西交通史，个人优势并不明显，难免随人牛后。因此，1940年代，“中国历代战争与气候关系”成为他新的学术起点，且对此寄望甚高，“侯后将展为巨作，己有辅大毕业同学助之收集秦汉至明之战争史例，惟尚乏清，按类编辑，尚待先生阐述其间之关系”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氏讲授数十年之久的“中西交通史”一课愿意让给方豪了;研究明清中西交通史用力较多的是陈受颐、张维华、阎宗临、方豪诸人。陈受颐于中国文化对18世纪欧洲的影响，虽有若干篇高端作品问世，然学术兴趣太博，分散了他对此学有更多的贡献，治学不如方豪专精，更何况抗战爆发后，他执教鞭于海外，差不多在中国学界消失了;张维华于明清中西交通史方而论文颇多，但大多发表于抗战时期，散落于各刊物，长期未集结成书出版，影响似没有方氏之大;阎宗临更是一位被遗忘的个案，在学术史谱系里几乎没有他的位置。就受教育背景及掌握外国语言数量而言，如在承平之世，他完全可能成中西交通史领域最为出色的学者。阎氏在瑞士取得博士学位，专研杜赫德，并在巴黎、梵蒂冈、布鲁塞尔等地图书馆搜集第一手资料。
1937年回国之后，恰逢抗战，在各地学校忙于教学生计，发表若干论文，均无甚影响;向达最初在北大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但这方而的研究成果甚少，值得称道的仅《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一文①，后又将精力转向敦煌学、西北考古;方豪之所以能在中西交通史“研究史”中占有特别显著的地位，一方而他学有专攻，心无旁鹜，数十年来于此孜孜不倦，且掌握拉丁语和法语，对治明清中西交通史最有用处，于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另方而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元老陈垣、张星娘、向达，后来皆有不同程度的学术转移，从而也凸显了方氏在这一领域的独大之势，由附庸蔚为大国。到了1940年代，方氏学生回忆他上课极为自负，除了陈垣，不作第三人想，似当属实。放眼当时学界，可与方氏把酒论剑者，己廖若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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