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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教育会与浙江教育近代化
关键词：新教育；《教育周报》；教育调查；社会教育
浙江教育会是清末民初的一个涵盖全省的民间性教育团体，存在于1912年1月到1926年11月，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四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期，在研究新教育、传播新文化、新观念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创办近代教育刊物，从舆论上大力宣传新教育
浙江教育会创办的教育刊物，主要有《教育周报》、《教育潮》和《浙江教育会月刊》三种。1913年4月1日首办《教育周报》，“为本会研究教育、发表意思之用。”该刊也是浙江省较早的一份专业性杂志，主要辟有言论、学术（思潮）、纪闻、时评、感言等栏目，周出一期，约二万言。该会的主要骨干成员如孙增大、何绍韩、金学俨等先后主其笔政。共出有235期，止于1919年3月30日。对于已出的235期，笔者得见202期，结合《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所载，其全部篇目内容大致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到，《教育周报》所辟栏目竟有25个之多，其所含容量之大可见一斑。
各栏目突出对新思想、新观点、新教育的传播。如纪闻：主要记载了国内外直接或间接有关教育的各种新闻，诸如“英国整顿学校之近闻”、“余姚陈女士热心兴学”、“青田知事漠视教育”等。其特点是容量大、速度快、信息灵，开启民智，增人见识。该栏目总计4198条，是全部信息量的69%。这在向来“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沉闷氛围中，无疑吹进了一股清晰的空气。
学术(思潮)：以传播新的学术思潮、观点及近代的一些科技知识为主，其中有直接译自国外的文章，也有通过国人自身消化后间接介绍的论文，及会员本身在实践工作中得出的体会和认识等。如夏丐尊译、卢梭著的《爱弥尔》，严复译的《论东西二教育所以汇合之术》等。这类文章学术意味较浓，知识性较强，读者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新的近代科技知识和教育方法。
其它如“言论”、“法令”、“时评”、“调查”等栏目，无不表明了教育会在传播新教育等方面所作的极大努力。对于教育界来说则可以不断丰富更具现实意义的教学内容和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所有这些，显然为教育走向近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发展和更好地发达教育，1919年2月，该会经评议会决议，把《教育周报》改为月刊，易名《教育潮》，4月25日发行第一期。“自今伊始，将扩充其篇幅，变更其体例，刷新改进，以与全国教育界相见焉”。该杂志以“阐发教育之真义力图改进为宗旨”，任务是“介绍世界新教育之思想学术，批评中国教育之弊病缺点，商榷新教育之建设，记载国内外教育之现状”。《教育潮》共出10期，止于1921车1月。其中前六期的文章内容多以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教育为主，占70.5%。如经亨颐的“动学观与时代之理解”，杨贤江之“现代教育主张与现代哲学”，杜威讲演“平民主义的教育”和胡适讲演“实验主义”等。
但第六期后曾一度停刊，到1920年10月复出第七期。复刊后的《教育潮》表面上主张“新旧兼容”，实际上已积极提倡“国粹”，反对新思潮了。第七期何竞明的“新文化仅资考证应折衷经子并拟学校酌授经子说”，及第八期柯璜的“余对于新思潮之疑问”便是例证。因而立刻受到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
《教育潮》内容的变化，正是当时浙江教育界进步和反动势力在尖锐斗争中进步势力暂时受到挫折的结果。浙江教育会也自此开始走下坡路。
1924年11月，省教育会发行《浙江教育会月刊》(以下简称“月刊”)。至1925年5月，共计出10期，其中最后两期合刊。纵观“月刊”，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较前两种刊物大为逊色，已显出一派萧条衰落的气象，其内容统计如下：
从数量上看，“月刊”容量很小；内容上也不如以前那么丰富多彩；形式更显单调、呆板。反映出教育会已无力“研究教育并力图发达之”了。一年以后，教育会终因困于经费而停止活动。
综观浙江教育会所办刊物之演变，从生气勃勃、顺应历史潮流、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到后期的变质改向。可以说，正标志着教育会活动的高潮和低潮。
二、举办讲演、讲习等会，在实践上倡导新教育
1914年4月3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推行通俗讲演，浙江省教育司也主张在方法上宜多采用讲演的形式。浙江教育会积极响应部、司的有关训令，同时也为了在实践上真正倡导新教育，一方面主动邀请当时有关著名人士来浙讲演，以广浙人见识；另一方面本身也不断举办面向全省教育界的各种讲演、讲习会，以养成浙江教育界人士的近代意识。如“五年国庆日在新市场；……六年县视学会议；七年欧战和平庆祝会，都在本会同人或各校教职员、学生等开会讲演，以资研究”。“七年冬，复商同在省中等以上学校轮流每月在本会讲演一次”等。曾应邀来浙讲演的著名人士主要有梁启超(1915.6)、康有为(1916.8)、蔡元培(1916.11)、艾迪和余日章等。新教育共进社请杜威博士南下讲演时，省教育会也特派李俊夫邀请来浙讲演六次，听者达数千余人。在诸多讲演、讲习会中，较大规模的专题讲演会有：丁已夏期讲演会、消夏会、日文讲习会、注音字母讲习会、国语讲习会和开办法文专修科，等。
此外，省教育会还开设有经常性的讲演活动——星期讲演会(仿夏期讲演会之办法，于每星期日举行，由会中聘请专门学问家主讲，或对于一般学生，或对于社会大众，授以相当之知识——笔者注。)。
以上教育会的各种讲演活动，从内容到形式，多在新教育思想影响下进行，从而使众多受过其听讲或培训的知识分子，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近代知识的熏陶，在时间上大大加快了其接受近代知识的进程，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是极有力的推进。
三、主持全浙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竭力推动浙江乃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
浙江教育会虽然是一个民间性组织，但它立足浙江，面向全国，不仅发达浙江教育，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对全国的教育事业起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创立全浙教育会联合会，团结和联系浙江教育界的进步力量
由于地域及当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浙江教育会活动的主要范围只局限在会所所在地杭州及其附近区域，这与教育会研究浙江教育并力图发达的初衷不符。全省各县虽都设有县级教育会，但因地方条件而致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徒有其名。总之，省教育会的功能因此而无法充分发挥。为了更好地推动整个浙江省的教育事业，教育会遂于1912年发起并成立了全浙教育会联合会，以图共同研究和协调全省教育事宜，并最终成为团结和联系浙江教育界进步力量的中枢。
省教育会通过全浙教育会联合会，一方面把自己的一些教育建议、设想、观点及各种最新信息及时传播给各县教育会，并通过县教育会而至全省各地教育界，使之形成一覆盖全浙的紧密网络，有效地引导和协调全省教育界；同时，也通过县教育会而掌握全省各地的教育动态，再由省教育会而至省教育行政官厅。所以，全浙教育会联合会不仅有利于协调全浙教育，而且是联络和团结全浙教育界各层次的有效桥梁，其作用自是不可低估。
（二）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推动全国教育之近代化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成立于1915车5月，1926年后停止活动。主要发起人是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沈恩孚、黄炎培、杨保恒和浙江教育会代表经亨颐等人。所以，浙江教育会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共开过11次年会，每一次年会，浙江教育会几乎都派代表参加，并多有提案。从已搜集到的资料中看出，浙江教育会提交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议案涉及教育的许多方面，从学制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毕业生出路、职教员待遇等等，足见浙省教育会对全国教育事业的关心与参与之程度。
此外，浙江教育会还很注重与兄弟省份的合作交流。江苏省的教育事业，一直来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民国以后，在职业教育方面较有特色。江浙两省教育会遂于1919年发起并成立了教育协进会，“共同研究教育之问题；交换教育之意见。”以该组织为联结点，两省教育界互相研究，共同探讨，彼此传递最新信息，协力而进。“有此组织而后对于两省教育界共同之缺陷，可以合两省之力而革除之；对于一省特别之缺点，互以其经验所得之优点而补救之；对于教育进行之计划，可以合二省之力而研究之”。正可谓取长补短。“……二者相辅而行，于两省教育之前途，关系固甚大矣。”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组织教育调查及视察活动
发展教育事业，除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外，更需要从具体实际出发，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学习他人长处。为此，省教育会曾先后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教育调查及视察活动，以促进浙省及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准确地把握浙江省教育的现状，教育会计划对全浙教育界作一模底调查，并于1916年9月派朱章宝周行各县。朱章宝此行目的有五：1、调查各县教育状况；2、参酌地方情形随时宣讲；3、劝募创建会所捐款；4、推销教育周报并催收报费；5、联络各县教育会并催促其进行。其中，“调查各县教育状况”是首要任务。后终因经费不济，只到衢严二属即止。
1918车1月省教育会利用寒假组织旅日教育视察团。团员共计32人，分为三组，分别对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进行调查。视察团自2月5日由上海出发，经长崎、下关、神户，10日抵东京；11日从东京出发，历箱根、名古屋、西京、大板、宫岛、门司，27日抵朝鲜京城；越二日由京城跨鸭绿江，历奉天、济南、曲埠、南京返杭，已是3月6日。这次活动，规模大，时间长，视察的地域、范围都很广。回国后，由经亨颐根据视察情形，作“视察日本教育所感”一文，以告浙省教育界同仁。
在视察中，他们感触最深的有二点，即颖才教育和奴化教育。在日本，颖才教育盛行，如在西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竟特筑一寮，专集市内各校之优秃学生，选任最有经验之教师，学级编制且减少人数为二十人，充量教授”。究其原因，是“近来日本有感于人才之缺乏”。我国人才缺乏尤甚于日本，而颖才教育却付厥如。因此，经亨颐一行在作此视察之后，深有感触地说:“颖才教育，诚当务之急也”。
到朝鲜后，原“以为亡国后之教育，必如何悲惨。而谁知此预想亦与事实相反”。视察团员们惊异地发现日本在朝鲜的教育实行“和好兄弟主义”，其结果竟至朝鲜人对于“日本语之发音极自然纯熟，”而“尤可概者，朝鲜今日之忘亡国，昔日未亡以前必望亡国”。大有“此间乐，不思蜀”之感。对此，经亨颐及全体同仁们感叹不已，直以“不忘不亡”以勉朝人，更欲以“不望不亡”警告国人，忧国之心跌然纸上。
回国途中车抵安东，“满目仍是日本人”。刚从日本对朝鲜人奴化教育的感叹中回醒过来的经亨颐及同人，不禁浮想联翩：日本在朝鲜的作为难道不会在中国重现吗?国人有何防范措施？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们对奉天的教育作一番调查。结果是对于“日本在南满之经营教育费每年三百数十万之多，学生乘车免费等种种手段”，竟至“并无注意”，因而深感忧虑。
对于这次教育视察，经亨颐概括为四句话：即“并无方法，并无主义，并无悲惨，并无注意”。前两个“并”可以借鉴，后两个“并”则足以醒我国人，免蹈朝鲜之辙。
通过这样一次对中外教育现状的比较视察，一方面开阔了同人发达教育事业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从中看到了许多值得引起注意的东西，进而达到取长补短，前车后鉴之效。
这是一次规模较大、而又十分成功的教育视察话动，较典型地体现了省教育会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除此之外，早在1917牟4月18日——5月9日，省教育会还曾派遣会员蔡敦辛等赴苏省境内考察教育状况；1924车4月11日，该会再次组织中等以上学校调查各校概况，等等。
不可否认，省教育会的这些努力，许多因各种主客观原因(如经费问题等)而未完成。但这些调查和视察活动尤其对浙省教育的发展无疑有着明显的借鉴和促进意义。
四、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开展社会教育
在社会教育方面，浙江教育会深知其与学校教育的相互制约性，因而倍加重视，明显体现出近代教育的时代意识。
1918年10月10日，浙省教育会在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海会议上，提出“设立青年团案”并获通过。认为对青年施行教育收效最大，所以青年时代的教育是顶要紧的。创立青年团可以充分发展个性，增进群性。所以，青年团的宗旨为辅导青年的德、智、体三育的发展，促其成为健全的国民。值得注意的是，在省会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浙江各地也先后成立了青年团，并开展了各种活动，其影响甚是深远。
此外如1924年4月13日，省教育会与其他团体合作，筹设杭州图书馆协会；同年6月14日，也与其他团体合作，举办浙江除毒协会第一次筹备会，等等。所有这些，在客观上创造并净化了社会环境，加强社会的正面影响力量，从而使学校教育能在一个较好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充分发挥，获得有效的教育效果。
事实上，省教育会的活动范围及其所发挥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它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各项公益事业，以此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例如:1916年，发起并成立浙江省教员储蓄协会，以储备救国基金；1917年11月2日，省教育会会同在省校长，为北京、直隶、奉天等处水灾发起学界募捐会；1918年，省教育会会同商界呈请军民两署转呈政府，要求维持烟禁以免指销存土。
在所有上述活动中，最令人注目、也是浙江教育会较有成效的一件事，就是积极倡导并发展体育事业。这主要体现在开展学校体育及大众体育方面。1915年10月17日，该会邀集省会中等学校举行第一次联合会操，以后又分别在11月14日、次年4月9日和5月14日举行了第二、第三及第四次会操，每次会操人数均在千人以上，成绩也颇有足观。后由联合运动会取而代之。同时，省教育会又开始发起全省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把体育运动更讲一步推向全省。会长经亨颐认为，开展运动会的目的，“决不限于运动者之中，当普及于社会一般，盖运动会为学校兼任之社会教育事业，本不以竞争优胜为唯一之目的，联合二字，寓有结合精神之意……”并提出开展大众体育，培养团结合作精神的体育思想。
随着全省特别是省会杭州体育运动的开展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浙江教育会遂于1916年郑重呈请省署，希望设立公众运动场，终获省长吕公望核准，遂于1918年冬正式开办。为浙江民众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另外，省教育会还面向教育界同仁积极组建各种体育团队，进一步扩大体育的普及面。如1918年冬，组织足球联合会；1919年3月2日，发起成立庭球队，等等。在教育会的积极倡导下，各地学校也纷纷仿效，体育活动遂在全省展开。省教育会还积极致函各有关省级行政官厅，要求参加全国运动会；组织讨论参加远东运动会；建立中华体育协会，以进一步讲究和发展中华体育。由此可见。浙江教育会在这方面的努力，其影响所及己远非一个浙江省。
实际上，浙江教育会在社会教育和公益事业方面所涉及的范围小到注意杭城的各种公众建设及文化设施、自然环境的保护，大到国家大事，竭尽其所能而发挥之。因此，可以说，浙江教育会不仅在教育方面，而且也在教育以外的社会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促进着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且也十分有力地影响着整个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五、小结
近代教育相对于封建传统教育，其主要区别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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