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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建立大学英语语文学科的必要性
摘要:高中和大学阶段的各英语大纲皆没有把英语语文的教育功能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由此在教学性质和目标的导向上,容易产生政策性的语义歧义。同时,由于英语在大学里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也无法规范并扩大语文的教育辖域。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建设大学英语语文学科的必要性。关键词:英语语文;学科;课程
迄今为止,《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简称《课程标准》)、《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简称《基本要求》)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简称《教学要求》),都没有将英语语文的教育功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这就使得以普及教育为目标的基础教育和以专业教育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在教育方向、人才培养目标上缺少衔接,出现错位,也使得英语课程的教育功能难以得到进一步发挥。因此,本文试对建设大学英语语文学科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一、语文概念及其教育功能
我国各种典籍对“语”、“言”、“文”等语词皆有释义,例如《说文》:“语,论也。”段注认为,“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辞源》将“语”与“言”界定为:“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据此可知,语与言的内涵皆指口头的语言,即言语。“言”常指自言;“语”,常谓之与他人的口头交流。《说文》曰:“文,错画也。”据段注,“错”,当作“(辶昔)”。(辶昔)画者,交(辶昔)之画也。《辞源》将“文”界定为:①彩色交错。引伸为文雅。②纹理、花纹。③文字、文辞……,又作动词用,指撰述。由此推知,“文”的初始意义乃指色彩,通“纹”,是纹的通假,并以此引申为文雅,即cultured。可见,此义中、西相通,故“文”的意义在汉语中与“语”和“言”一样十分丰富。语,指口语;文,指书面语。
我国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将“语”与“文”界定为:“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叶老的这番话是基于我国历代的学校教育“言"、“文"不分家,且倚重“文"的传统,做出的系统总结。
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除北外主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称其为“外国语文月刊”外,其它如《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外语》、《外语研究》等,并没有将其划分为研究外国语文的范畴。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语文概念都无界定,只是对课程性质进行了描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
再以语文的英语对应词philology为例。语文与philology意义相近,但philology没有汉语中丰富的语义。如Webster's New American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①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relevant fields; ②linguistics(p390)。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对其定义为:①the study of language from the written texts by which it is known;②the study of texts and their transmission(p842)。
综上所述,语文之概念可概括为:①语文是一门综合性较强、基础应用性较强、交际性较强的学科或课程;②语文的语篇选材既有古代的、文言的,也有现代的、白话的;③语文的语篇内容既有口语的,也有书面的;④语文的语体既有文学的,也有应用或实用的;⑤任何国家的语文课程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并具备一定的教化、教养作用,即人文性。
根据前文所知,我国对语文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国外亦如此,philology往往与linguistics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在教育与教学领域,不能只是推介、研究语言学而语言学,必须扩大其辖域,改英语为英语语文。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各级英语课程的设置,无论是教学大纲对教学的性质和目标、学习者所具备的英语能力的规划和要求、教材内容的编排,还是从各级考试的侧重点来看,强调并突出的还是其听、说等交际功能。然而,英语在我国毕竟只是外语,而且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也极为不平衡,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学习水平都有差距,而且,如果只强调学习的一个方面,势必会影响学生英语能力的全面发展。
第二,正由于语文概念的模糊性,才会对英语语文教育的复杂性、系统性、连贯性等认识不够,误以为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就是英语语文能力的培养。教学目标的单一性,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经常出现语用失误。
日常教学中,我们既要充分理解语文的外显与内隐意义,还要真正理解“交际”的语域。正如《教学要求》所言,“交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3]其实质也就是“语”和“文”的统一与同构。 束定芳也认为,“除了口头的方式以外,如今更重要、更常见的方式是书面的,即阅读与写作”[4]。董亚芬则强调,“在培养听、说、读、写“四”会能力的过程中,写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作不仅有助于巩固经由读和听输入的语言材料,促使语言知识的内在化,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而且还能为实质性的口语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5]。 并且,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英语本身也体现出多元化特质。对此,Kachru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说(concentric circle)——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处于内圈(inner circle);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处于外圈(outer circle);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处于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处于同心圆不同位置的英语形式,其形态仍以同一个共核(common core)为基准,但它们会有各自的变体,这些变体还会拥有各自独立的特点。显然,英语要在中国保持鲜活的生命特征,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在教材中适当补充涉及到英、美等国文学、文化的篇章,满足学生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并通过对两种文化形态的比照,达到成功交际之目的。
众所周知,语文教育蕴含有德育和教化功能。德实际上也属于文化的精神范畴。关于文化,《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语文教育所负载的文化功能还具有社会化与社会制度化的一面,它是以“人文"来进行人格教养与教化。文化即“人化"、“化人"。关键词“化"曰之内化、融合、升华与超越。从语词的起源来看:文化是“人化"、人的主体性的对象化;从功能上来看:文化是“化人",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6]。因此,笔者所力陈的语文学科教育,旨在说明:①语言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原型与母本。②作为人文学科的次范畴与下义项,语文这一定义不仅是对受教育者习得语言、文学等外显知识的观照,还通过语言文化的世界图景性,整合、超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哲学观念等,使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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