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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屈原教育思想及其悲剧的文学论文
论文关键词：屈原 教育理想 教育实践 悲剧
论文摘要：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其光辉的诗篇和高洁的人品光照千秋。历来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作为政治家和诗人的屈原进行研究，而对于屈原在教育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则鲜有论及。其实，屈原同样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他既有较系统的教育思想、也有较丰富的教育实践，虽然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实现，他的教育事业也已失败告终，但他教育理想的光辉仍然如悬空的日月。本文再就屈原教育思想和教育行迹进行研究探讨。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人品和诗歌犹如高悬的日月，两千多年来一直光照我们这个民族，在赤诚爱国、人品修养、勇于探索、执着信念等等方面给予了中华民族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或许正因为他的人品和诗名太盛的缘故，人们大都只把他当作一个政治家和诗人。其实，屈原同先秦的许多“子”一样，不仅是一位极有才能的政治家、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理想主义教育家、一个为“教书育人”倾尽心血和生命的老师。考屈原一生，他所从事的“公职”基本上不出政治和教育两方面，至于写诗作赋，反而不过是他的“业余”所为罢了。只是作为政治家和教育家，屈原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千古悲剧的扮演者。
有关屈原教育方面的文字，史料鲜有记载，人们也很少谈及。下面的论述依据主要有二，
其一是史料有关屈原职官及生平事迹方面的记载；
其二是他自己有关诗篇的记述。
史料记载：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篇》等书载，屈原曾任过楚国的左徒官和三闾大夫。“左徒”一职仅为楚国所设，从“春申君曾有左徒迁令尹”的情况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它的职权范围很广，“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并且有时还得侍奉太子。可知“左徒”这个官职，对内要辅佐君王，侍奉太子，起草法令，参与国家最高决策；对外则要接待、出访，处理外交事务。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认为，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唐代的左右拾遗，是专司进谏、荐举的职官，这样看来，屈原这个“左徒”官还担负着培养、选拔、举荐人才的重要任务。
又，“三闾大夫”一称始见据传是屈原作的《渔父》，《渔父》又多为治学严谨的司马迁所引述，看来不会是子虚乌有之事。三间之职，王逸在《楚辞·离骚》序中解释说，是“掌王族三性，日昭、屈、景”。又说，“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昭、屈、景是与楚王同宗的三个大姓，屈原自己在《离骚》开篇就公开宣布自己跟楚王是本家，同是“帝高阳之苗裔”。“三闾大夫”，就是掌管这三大姓的官，大概与战国时些国家的宗族大夫之职相似。“序其谱属”，可能是些户籍、辈分、王姓支派等王族内务，而“率其贤良，以厉国土”，就属于国家公事了。“率”是率领、带领，查《说文》还有训导一层意思；“厉”是锻炼、劝勉。“贤良”和“国士”是王族中的优秀分子，也是国家栋梁之才。这种率领、训导、锻炼、劝勉贤良国士的工作，正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本职。由此看来，屈原所从事的是，由教育进而政治，由王族之事进而国家之事；屈原所追求的政治抱负就是通过管理王族之事从而管理国家大事，通过培养教育王族胄子，为国家培养举荐人才，从而实现振兴楚国、最终由楚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这样的推断，与屈原一生的思想、性格、行事应该是相符的。
在屈原的光辉诗篇中，他用抒情的笔法远譬近比，叙写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及其培养人才的种种努力。
屈原在自己遭谗被疏，从政界败下阵来后，曾把辅佐国君、改革弊政、修明法度的希望寄托在楚国新兴的进步力量上。于是他以极大的热忱，用他全部的心血、智慧和才能从事教育胄子、培养人才的伟大事业。他走的也正是“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在《离骚》中生动地剖白了一个教育者培养人才的心迹和愿望，他说：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荑与揭车兮，
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
愿俟时乎吾将刈。
这是一曲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园丁之歌”。“兰”按李时珍{=本草》所说，应指泽兰，其香幽雅淡远，有类人中君子。“蕙”即香草，类似兰草，故多以兰蕙称之。一些注释家认为屈原的诗多以“兰”和“惠”，当分别指令尹子兰和顷襄王，其它如留荑、揭车、杜衡、芳芷诸物，都是以芳草喻各种人才。其实各种植物具体指谁，没有必要去猜测，树木花草就是泛指所有学子，所要培养的人才。另外，“九畹”“百亩”，只是以所栽芳草面积之广来喻所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之多。这里我们应该特别留意诗人所使用的几个动词：“滋”是滋养、栽培，是用汗水和心血来滋润、浇灌；“树”是种植，有扶正、培植、使其存活成长的意思；“畦”本是田间沟垄，此处用为动词，相当于“种了一垄又一垄”的意思；“杂”是夹杂，套种。我们可以看出，这四个动词有着诗人浓郁的感情色彩，较形象而具体地叙写了培养教育人才的过程和所采取的措施，表现了诗人作为一名教育者对教育培养人才殷切希望和所付出的心血，也表现出诗人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屈原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深深认识到，要刷新楚国政治，革除朝廷弊端，要修明法度，富强祖国，如果没有一大批德才兼备、思想解放、锐意革新的“贤良”，如果没有这样的进步力量来支持自己，那么一切都将归于失败，所以屈原才亲自去“滋兰”“树蕙”，栽培“众芳”，才对所教育培养的人才寄托那么深厚的希望：“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明确地道出了自己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指望着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能为自己所用，为国家所用。
屈原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正”和“修”。“正”就是正直、正派、方正，端正，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也是理想人品的最高标准。在屈原诗歌中，多处出现“正”字。“正”是构成屈原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也是他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他的名字中就含有“正”字，说明他的“正”原白上天的旨意、来自祖先固有的血脉。他说：“耿吾既得此中正”(《：离骚>)，“求正气之所由”(<远游》)，“服清白以死直”(《离骚》)……可见“正”是他一生追求并恪守的人格标准。“修”是修炼，修养，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既包括修思想，修品德，还包括修才能，修仪表等；既包括修自己，也包括修他人。在屈原的作品中，“修”字共出现达三十多次。下面略举几例：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进不入以离尤兮，
退将复修吾初报。(《离骚>)
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屈原就是这样，一生一世，律人律己都极高极严，特别是对自己，屈原无论在哪方面，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始终不懈地高标准要求自己，并通过自身“芳菲菲”的人品道德，去化育学生、影响他人。
这种“正”和“修”的教育思想，在屈原的<橘颂>中体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搏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缰宜修，垮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元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关于<橘颂>前人多认为是屈原的早期作品，依据主要是“嗟尔幼志”“年岁虽少”两句诗。我认为，以此来断定此诗的作年理由并不充分。其实屈原作此诗的本意并不在夸耀自己幼志有异，年少可师。我们知道，屈原被怀王疏远很是痛苦，他一方面“复修吾初服”继续坚持思想品德的修养提高；另一方面就是积极从事于人才的培养擢拔。屈原在《橘颂>中所称颂的，很可能就是他所培养的对象。这个具有橘树品质的少年学子，可能是实有其人，比如象郭沫若所设想的婵娟之类，也可能是按照审美理想塑造出来的“希望如此”的人物。不管是实有还是虚构，屈原的本意就是为人们、首先是为他所培养的学生树立一个做人的榜样。
分析这个光辉的榜样，其最主要最基本的品性仍然是“正”和“修”。屈原首先赞美了橘树那种“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特性，所谓“受命”是秉承天地之正气，“深”是根扎得深，也是天地化育之深。“不迁、难徙”是因承受天然秉赋而不会随意移动、改变。据<晏子春秋>：“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其土异也。”屈原这里借橘树刚正难移的特性，来赞美扎根故土、热爱祖国的品质。这些品德是屈原对胄子们的要求，也是屈原自己至死恪守的准则。屈原还赞美了橘树那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特性。“苏”就是醒，清醒，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横”是直立特出，方正忠勇。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屈原感到非常棘手的敌人，恐怕就是那些“并举而好朋”的世俗群小，他们结党营 私、投机取巧，争媚取容，又忌贤妒能，谗害忠良，这与屈原刚正不阿的个性和人品是多么格格不入。另外。橘树那种“廓其无求”“秉德无私”的特性，那种“闭心自慎，终不失过”的风格，与屈原严于律己、克己守正、公而忘私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屈原重“修”思想的体现。在l=橘颂>这首咏物言志的诗作中，屈原给自己胄子们开列了以“正”和“修”为核心的一系列做人的标准，同时也确立了屈原的教育标准。
不幸的是，屈原教育救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继屈原政治上惨败后，屈原的教育救国梦也破灭了。这是屈原所受到的一系列打击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不解、痛苦、愤怒又悲哀。他写道：
虽萎绝亦何伤兮，
哀众芳之芜秽!(<离骚》)
兰芷为而不芳兮。
茎蕙化而为茅。(同上)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同上)
览椒兰其若兹兮，
又况揭车与江离!(同上)
这里所提及的荃、蕙、兰、芷、椒、揭车、江离等等，就是他在前面所说的“众芳”，就是屈原曾经在他们身上倾尽心血、寄予厚望的培养对象。“芜秽”有荒废和变质两重意思，成才而不见用是为荒废，由好变坏是为变质，“变而不芳”“化而为茅”“为此萧艾”，就是“芜秽”的具体表现。在屈原所培养的人才中，许多人离开了他，背叛了他，甚至成了打击他、排挤他、陷害他的政敌，比如他的学生司马子椒后来身为大夫却专权擅政、傲慢自恃，毫无忧国恤民之心；弟子令尹子兰更使上官大夫到倾襄王那里陷害屈原，使顷襄王怒而流放屈原。许多人经不起俗世诱惑，也加入到追名逐利的“党人”“众女”集团中。即使象宋玉、唐勒、景差这样的追随者(拟或学生)，也只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身前既不幸，身后复萧条，屈原教育的失败是惨痛的。屈原的死，与他教育的失败，由此对楚人的失望是不无关系的。至于“三户”亡秦是否与屈原精神有关，这是人们讨论的另一话题。
屈原的教育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总的来说，是由他所处的那个悲剧性的时代以及他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所决定的。
屈原生活的怀、顷襄之世，楚国已象大厦将倾，颓败之势已定。昏君佞臣当道，贤能俊才遭弃，所谓“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鸟鹊，巢堂坛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在这样的局势下，靠政治改革既难以一救楚国，用教育来救亡就势难成功了。教育从来都不能离开社会政治、时代风尚而创造出奇迹。这个道理，屈原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的。他说，“户服艾以盈腰兮。谓幽兰之不可佩”(<离骚>)，假如“臭”成了一种时尚，人人去佩带艾蒿这样的臭草，那么幽兰这样的香草就会被丢弃，这就是时尚的力量。他认识到“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同上)“众芳”的芜秽，人才的变质，究其原因是时俗使然、时势使然。
其次，屈原培养的对象，也仅限于王族中的胄子，这些人由于出身于特殊的阶层，他们与旧贵族，与腐朽政治势力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因而很难成为革除弊政、修明法度的中坚力量。比如子兰、子椒之流，他们只能同自己那个腐朽的阶级一道埋人坟墓。另外。这些贵胄子弟，有着天生的弱点和陋习，苛求他人，猜忌别人，妒忌能人，中伤好人，庇护坏人，又往往宽恕自己，放纵自己。另外他们往往徒具外表的光鲜华美而内无美质，“无实而容长”(同上)，屈原分析他们变节变质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不好“修”的缘故，“岂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同上)又回到了屈原“正”和“修”的核心问题上；这些变节者正是由于缺乏“正”和“修”的优良品性，缺少坚守不移的特操。
再次，屈原身为左徒、三间大夫等朝廷要员，自身就是楚贵族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在他身上难免存在着那个时代的阶级出身的局限性。他的眼睛始终是向上的，至多只注意在王族子孙的小圈子内。于是，当这个小圈子里的“众芳”芜秽之时，他就只有悲观而至绝望了。他也曾“观乎”四荒，也曾“上下求索”，但并没有人眼的人。因此，他只有“忽反顾以掩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同上)。在屈原来看，不仅楚国，而且是整个华夏，都是一片荒芜的“乏人地带”。他无法看到人民的力量，甚至也看不起一般人才。他有着深沉的孤独感，也一直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他说：“有志极而无旁”“终危独以离异”“众赅遽以离心”。这种性格上的悲剧，是导致他教育理想破灭的一个重要因素。屈原是一个天性热情的人，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愤世嫉俗的人，他太正直，太精纯、太认真而又太理想化，因而也就太容易演成悲剧。这种个性是作为一个诗人的优异秉赋，但并不是一个成熟政治家、教育家的理想素质。
人生虽无幸，天地终有情。作为政治家、教育家的屈原是失败了，然而正是这种失败促成了屈原在人品上在诗歌创作上的伟大成就。屈原永远是高悬在人们头顶上的巨星，永远是高扬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光辉旗帜，永远教育和感召着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学子才俊为追求人生和人世的美好理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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