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教育的新形式的论文
［摘 要］本文以对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创办的蒙古语言文化班（培训班）为个案，分析蒙古语言文化班作为双语教育的模式，是在民族区域外的双语教育实验。双语教育是有争议而且受国内关注的话题之一。在提倡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探讨“双语教育”对于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双语教育；蒙古语言文化班；新形式；多元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双语教育一直以来是国内关注话题。首先对双语教育的定义进行阐释。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是麦凯和西格恩的定义，即“双语教育”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种语言。实施双语教育是基于双语现象的存在，是多民族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所以开展双语教育既是符合国家现阶段教育政策也是适应社会发展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内对于双语教育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也是颇有争议的话题。王会银先生认为双语教学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据语言的行政法定性，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声望，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学校中用学生通晓的母语（或第一语言）和全国通用的汉语（普通话）进行教学活动的一种教育制度或教学手段。”马戎教授主要关注的是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中双语现象使用情况是否可运用到现实经济发展的社会中，强调双语教育的目的性。
本文是通过对蒙古语言文化班的性质、教学模式、管理制度等进行分析，认为该培训班是双语教育的新形式。作为双语教育的新形式以及呈现的特点进行阐述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二、北京蒙古语言文化班的概况
北京蒙古语言文化班是中央民族大学学生组织、在京蒙古人及热爱蒙古文化人士赞助的，是以义务培训蒙古语言文字和音乐舞蹈为主的公益性事业。于2008年6月20开始筹划，2008年9月6日正式开课。
以下是问卷调查的数据，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调查报告60份，收回59份，经统计获得有效问卷57份。抽样调查的结果：从民族上划分，学员中蒙古族人数41人，占72%；汉族人数13人，占22%；满族人数3人占6%；从年龄上划分，少年班的孩子平均年龄在6．34岁；成人班的情况，最大年纪的是60岁的满族老人，大部分学员都是在20—30岁之间。
师资力量和志愿者队是各个高校大学生或硕士研究生组成的。蒙古语言文化班现分为儿童班和成人班，每班都有文字课和音乐课，儿童班还有舞蹈课程设置。成人班是按照教学难度从低到高的顺序分为字母班、词汇班、阅读理解班和口语班等。每个学员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会升级到另一班继续学习。学员掌握这五种课程后就可以顺利地拿到毕业书。这种等级制的教学办法刺激学员的积极性，有较好的反响。
在管理制度上，老师要在上课之前20分钟之前到班级，准备好课件和所用资料。志愿者要在上课一个小时之前到达教室，提前准备做需用品。志愿者有意要当老师的话，在班内当志愿者一年后，经过申请和考核，可以给学员上课。学员的管理制度很简单，不在课堂上随便喧闹、不打扰别人学习、不能随便旷课、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等。
三、双语教育的新形式
对双语教育的研究主要分为民族区域地方的双语教育制度和民族区域外的双语教育实验。笔者认为本文所述的北京蒙古语言文化班是民族区域外的双语教育的新形式，其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我国的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双语教育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都是对双语教育的推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二，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系统的改革使各民族人口流动现象日益增多。据2000年人口普查，在北京市的蒙古族有37464人。北京蒙古语言文
化班的所在地中央民族大学正是在蒙古族人口聚集最多的海淀区，交通方便和地理环境优势很明显。其三，满足学习蒙古语言文化的个人需求。经调查，在学员中81%是在校大学生，利用周六的时间上蒙古语言文化课。在问到为何选择学习蒙古语言的时候，95%的人都认为对蒙古语感兴趣才学习。该培训班的成立不仅满足了对蒙古语言文化感兴趣的人的需求，而且对民族文化传承具有很大的意义。
北京蒙古语言文化班不仅在教育性质还是在教学模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自愿组织团体。中国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主要集中在民族区域地方，也有类似于内地班的双语教育实验，这些教育体系都受法律保护，是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体现方式。实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是中国民族语文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京蒙古语言文化班是创办在民族区域之外的城市，并且是自愿组织创办的，不同于正规学校双语教育机体。
第二，非营利性组织。北京蒙古语言文化班简介已经说明，为了让在京蒙古族学到蒙古语言文字，蒙古语言文化班的任务是义务培训热爱蒙古语言文化的学员，学员只要购买相关教课使用书即可。赞助者的帮助是为创办培训班提供了物质基础，使组织能举办各种类型的活动增强学员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第三，教学内容上有自己独特的特点。（1）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教育是民族文化的根本。语言教育是语言继承和语言社会延续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文化继承和社会文化延续的重要手段。（2）音乐课、舞蹈课和游戏课是展现蒙古族文化艺术的平台。蒙古音乐、蒙古舞蹈和蒙古游戏是传承蒙古族精神文化的'基本方式。蒙古族传统游戏最常见的有羊拐游戏、吉日格和蒙古象棋等，其中羊拐游戏的玩法最多，受到青少年的喜爱。蒙古语言文化班通过传授蒙古音乐和舞蹈，放映蒙古文化、历史题材的电影，这些关于蒙古族艺术文化知识是让学员直接感性的认识蒙古族文化艺术。
第四，组织活动。通过参加各种活动进一步加强对蒙古族文化传统的认识。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还邀请过蒙古学家进行演讲传授。如：邀请北京大学的陈钢龙教授讲授了‘蒙古民俗文化’等。蒙古语言文化班利用假期组织参观元朝重要文化遗产白塔；去元大都遗址公园进行秋游等地方。
四、双语教育的问题及思考
虽然，蒙古语言文化班作为双语教育的新形式得以发展。但目前处于初级阶段，不论在教学制度还是在师资力量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
（一）语言的使用性较差。语言环境对双语教育起到很大的作用。由于没有较好的语言环境交流，所学到的语言文字无法在现实生活当中运用，出现了学习一种语言文字而无法跟别人交流和运用的尴尬场面。蒙古语言文化班学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从基础开始学习蒙古语言文化，但语言是经过交流才得以发展的。除了在课堂上用蒙古语交流之外，学员便没有机会用蒙古语进行交流。
（二）人员流动频繁，稳定性不够。这也是跟正规学校教育体系相比之下，该培训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下面对蒙古语言文化班成员在五学期过程中人数变动加以分析
老师学生志愿者
第一学期17人152人23人
第二学期15人66人12人
第三学期13人78人6人
第四学期8人71人13人
第五学期6人112人16人
表一：每学期蒙古语言文化班成员的人数お
从表一可见：每学期蒙古语言班成员的数量都是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老师和学生的数量上。（1）老师方面。第一学期，是按老师的数量班的课程，所以老师的数量较多。儿童班分有一班、二班和成人班设有音乐课、舞蹈课、马头琴班；成人班的划分是按学生的理解能力分为阿班、鄂班、伊班和新班，共四个班。所以，每个班的老师既是教课也担当班主任角色。后来到现在的课程减少对老师数量下降也有影响。到第三学期时候，个别老师大学毕业后在异地找到工作，人数开始下降。并从志愿者的挑选人员当老师。异地工作也是影响老师流动的因素。（2）学员方面。刚开办课程时学员的人数明显较多。经过一个学期的培训，预热期过后继续学习的人数明显下降。义务教育体系的缘故，刚开始由于没有系统的管理制度，很多学生就自动放弃继续
学习。加上每个学员经过四个学期的教程就会毕业，所以四个学期为一个阶段，新生和老生的交换阶段。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五学期学员的数量有所增长，是新报名的学员的增多的缘故。
（三）资金短缺问题。该培训班是公益性组织，不但不收取任何费用，还组织有奖活动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会长及工作人员通过拉赞助等方式筹钱运用到培训班的各种经费问题。
尽管存在以上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北京蒙古语言文化班作为双语教育模式的新形式已经显示了初步成效，我们从中也看到了一线希望。北京语言文化班为双语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样板，丰富了“双语教育”的形式。今后在不断的发展中要进一步的加强和提高。
第一，加强师资力量的正规化。实行双语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师资问题。教师素质和使用双语的能力是展开双语教育的先决条件。教师必须具有充分的语言水准，只有这样双语教育才会有成效。所以，蒙古语言文化班必须提高教师的素质、加强教师的正规化。
第二，提高教学方法的变通性。语言文字不仅是人群间交流的工具，也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文化的传承和文化产品的质量。语言文字的变通法，是在于课堂教学之外更多的是运用到实际环境中进行演练。蒙古语言文化班坐落在在中央民族大学，好好利用语言环境是最大的提高语言文字的方式。应该根据不同的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
如今，提倡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实施双语教育是执行国家的民族语言政策，不仅尊重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也对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培养了人才。实施双语教育是对多元文化教育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保存与传递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手段。在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理论的启发下，有关学者提出了“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给国内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局面。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本身亦是“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传承是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不同的文化有其不同的传承内容，甚至包括文化传承方法的区分。因此，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本身就是发展“多元文化”。对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滕星．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对象、特点、内容与方法［j］．民族教育研究，1996（2）．
［2］邓佑玲．双语教育与文化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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