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视角下中国的产业、城市和区域
[摘要]空间经济学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研究了集聚的动力、形态与效应问题，解释了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国内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从集聚的形态，包括产业集聚、城市和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等方面人手，通过研究中国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进而探讨了集聚的成因，特别是对外开放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两个在中国具有特别意义的因素对集聚形成的作用，分析了各种集聚形态所产生的效应。这些研究承认地区发展差异化在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促进要素流动和市场一体化对区域协调发展举足轻重，从而为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理论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也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经济学自身的发展空间。今后，国内空间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将会集中在理论创新研究、集聚微观机制的拓展研究、集聚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关键词]空间经济学；集聚；产业；城市；区域
一、导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力量日益集中在具有控制力并支配了全球多数资源的大城市和产业带中。这些中心地带对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使集聚成为最普遍的经济现象之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Dixit和Stiglitz提出了著名的D-S模型，用产品数量和产品种类的二维分析法，拓展了传统的产品数量与产品价格的单向联系，突破了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的固有视角，使研究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成为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人Krugman发现，利用D-S模型，在不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递增假设下研究生产的区位问题，可以解决国际贸易理论和区域经济学中关于匀质空间的跨区域贸易问题，并从生产要素流动的角度来解释集聚产生的原因。
这一思想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新经济地理学派就此形成，并得到了城市经济学学者们的呼应。他们开始借鉴新贸易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的论述，认为城市的发展主要源于集聚效果即自我增殖的优势，并产生区位空间“锁定(lock in)效果”，使优势不止被锁定在固定的一些城市，其效应会被扩大并辐射至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尤其是地理上接近的城市，从而形成城市群和城市带。1999年，Fujita、Krugman和Venables综合新经济地理学派多年的研究成果，共同撰写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为研究资源的空间分布与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工具。
中国的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程度与日俱增，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大，城市群和产业带初步形成，尤其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十分迅速，日益被纳入国际制造业版图中。另一个方面，中国疆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地区差异明显。这两个问题不仅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也引起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关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诸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而空间经济学正是可以用以剖析中国诸如城市化进程、产业带形成及地区差异等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的理论之一。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现实对理论的挑战，及时梳理国内空间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就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空间经济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即研究各种形态的集聚，包括产业集聚、城市群和城市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问题；通过研究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探讨了集聚的成因，并分析了集聚的效应，我国政策因素对集聚的影响，集聚对地区发展差异化、要素流动和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并在对外开放与城市化等问题上形成了研究热点。这些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研究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及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也为拓宽空间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新角度。
二、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研究
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研究是集聚原因和效应研究的基础。无论是促进城市化发展进程，还是协调区域和谐发展，一系列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都要以此为据。但在现有研究中，因为数据的不连续性，只能采用面板数据来分析问题，因此，动态研究尚有待深入和拓展。
(一)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研究
由于制造业整体数据的易得性和集聚的显著性，制造业的集聚研究是产业集聚现状研究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使用区位熵或区位基尼系数等比较成熟与完善的定量分析工具，利用两位数制造业和三位数制造业数据，计算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中情况。得到的计量结果基本都能支持常识，主要结论集中在以下两方面：(1)中国的工业集中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2)制造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五省市集中度很高，而西部边远地区则远远落后，两极分化严重。原因可以归结为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对外开放、交通便利和基础设施完备等优势，以至于制造业集中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中西部地区。
Wen使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状况，发现1995年中国制造业在几个沿海省市高度集中；通过比较1980、1985和1995年的数据，她发现中国制造业的集中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计量检验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且表明中国正处于集聚动态变化“n”型曲线的上升时期。张同升等人利用1980—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计算并分析了各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及其变动趋势，判断出不同制造业在省区之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及其变化趋势。罗勇、曹丽莉利用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与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行业1993、1997、2002、200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结果表明，1993—1997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1997—2002—2003年集聚程度呈增长趋势；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从总体上看，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与工业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贺灿飞、谢秀珍则采用基尼系数测算了1980—2003年中国各省市两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状况，发现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又趋于集中，而且各省区的产业结构呈现多样化。
(二)对单个产业集聚及其空间分布的研究
除了对制造业整体空间布局的研究之外，也有学者以单个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空间上的分布，为产业带的研究和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数据与研究的对象依然大部分来自于第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钢铁汽车等规模效应明显的行业。原因是这些产业更容易符合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集聚效应明显，部门界限清晰，数据采集相对容易。
张威构建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体系，并依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对装 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装备制造业集聚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指出了产业集聚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唐根年和徐维祥则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成长的空间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从地理空间上分析，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成长、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我国高技术产业较明显的集群发展态势，主要呈现在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地区。该研究还提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菱形状态的空间战略布局。王忠诚、李金莲则将研究触角伸向了第三产业，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学和空间经济学中的“中心—外围”模型，借鉴区域发展理论中的点轴渐进扩散理论、增长极理论，构建了长三角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结构。
以上研究多是为产业带的研究和产业政策的制定而服务，研究的重心仍然在第二产业上。鉴于第三产业的集聚已经在相当多地发生，如旅游及其配套产业的集聚和金融业的集聚已经越来越为人所重视，而目前国内对这些第三产业集聚的研究还相当不充分，既有的研究也多出自城市规划等城市科学研究者之手，如何将空间经济学在这一领域进行拓展将会是今后的主要方向之一。
三、集聚的成因研究
区别于传统经济地理的自然禀赋依赖理论，空间经济学在研究集聚时更多地以一地区的企业数量、消费者需求、运输成本、人力资本优势等新经济地理因素为参考，强调内生变量对集聚形成的作用。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中国，政策因素显然也是重点考虑对象之一，是Krugman“历史的偶然事件”中最能具化和衡量的因素，其中又以对外开放度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几方面的分析最为典型：对外开放促进了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内、国际市场的一体化，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则有力地推进了国内要素的流动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另一方面，空间经济学认为，后发优势比先发优势更具有说服力。尽管在工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中，自然禀赋与路径依赖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市场容量、运输成本、政策因素才是影响制造业集聚更为重要的条件，国内的实证也都证实了这种预测。
(一)市场结构和市场规模
魏后凯从市场集中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问题。他认为，适度的寡占型市场有利于合理竞争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有利于制造业的整体发展，也有利于市场进一步集中。徐康宁则认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和经济的开放程度有很大关系。中国的产业集群与市场供给范围的扩大有一定关系，一般直接表现为有很强的出口能力。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合理运用产业要素变动和经济地理变迁的有利因素，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加快产业集聚的发展，发挥产业集群的效应，提高产业效率，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要素流动
陈建军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他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与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及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便成为最主要的因素。陈良文、杨开忠的文章也部分证实了生产要素流动对集聚形成的内生作用。他们将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考察我国区域差异的变化情况，通过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建立了同时涵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流动的集聚经济模型。数值模拟的结论显示，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当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活动趋于完全集聚是稳定均衡，说明集聚经济效应会促使区域差异不断拉大。
(三)运输成本
林理升和王晔倩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运输成本与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作用机制。他们认为，运输成本差异形成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选址优势，而这一优势和目前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成本一起，形成了沿海高成本压力而内地收入低下的新空间“二元”结构。同时，他们在计算了区域经济的实际数据以对这一机制进行印证后认为，假如这一局面继续维持，将妨碍沿海和内地产业分工与均衡发展。文章还认为，因为经济集中的趋势是内生的，所以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促进性而不是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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