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分析

中国长期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分析

　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两个：一是为什么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二是中国长期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关于中国之所以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既有源自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解释，也有来自中国所独具的特殊优势：优惠的引资政策、良好的增长表现、巨大的市场潜力。从长期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看，本文提出中国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四方面：（1）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2）人力资源的问题；（3）优惠政策的长期有效性；（4）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完善。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FDI）　中国经济　制约因素　　2002年9月23日，世界著名的咨询公司美国科尔尼公司“全球经济政策委员会”在美国和中国同步发表了一项权威性报告《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虽然世界经济大环境放缓，但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决定了中国将近一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而且直接决定储备资产的增减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对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看待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如何评价过去20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以及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中国为什么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1.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纬度考察　　国际直接投资或外国直接投资（FDI），是指取得或拥有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权和控制权的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形式之一。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缓解了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本短缺，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增长，而且由于国际资本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外溢效应”与“效应”，使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　　外国直接投资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投资？为什么企业要到国外生产它们在国内也可以生产的产品？我们可以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脉络来寻求解答问题的思路。　　一条思路是从产业理论中分离出来的，首创者是海默，其他重要的代表人物有Buekley、Casson、Caves、Dunning、Kindleberger和Veron.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决定了它们能够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Kindleberger）。垄断优势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如产品差别、商标、销售技术与操纵价格等；二是来自于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包括专利与秘诀、资金获得条件的优惠、管理技能等；三是企业拥有的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　　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也日趋活跃。从理论发展方面来看，主要有市场内部化理论、市场交易成本理论和邓宁的折衷理论。　　另外，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提出了许多理论。较为著名的有“双缺口模型”，它由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斯提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储蓄、外汇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国内有效供给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需的资源计划要求量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利用外资既能解决国内资源不足，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减轻因加紧动员国内资源以满足投资需求和动员国内资源以冲销进口而出现的双重压力。　　在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加速世界先进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而且，在新增长理论家们看来，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而是双方获益的“正和博弈”。就世界上总体资源使用效率来看，生产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有利于新产品的开发活动。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赶超效应”。当然，经济学家们认为，技术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决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有赖于提高跨国公司的作用以及这些国家或地区对技术转移的反向。　　2.从中国的具体实践考察　　无论国际经济环境如何变化，全球FDI总流量怎样波动，中国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稳步增长。据统计，1993-2001年年均流人中国的FDI为403.1亿美元。在此期间，世界上许多国家吸引FDI出现大幅波动。从1993年开始到2001年，中国吸收的外资已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并连续8年居世界第2位。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20年来吸引众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优惠的引资政策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吸收外资，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发展空间使中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1989年中国吸引外资34亿美元，到2001年年底全年为469亿美元，累计已达4200亿美元。1983-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064.6亿美元，年均增长22％。这和中国优惠的引资政策密不可分，除了中央的普适性优惠政策，各地区也相应出台了众多的地区优惠政策。引资数额还成为衡量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所以地方的引资积极性也相对较高。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和政策倾斜是中国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2）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良好表现　　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形下，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是非常扎眼的亮点之一。2002年中国经历了入世的初期考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8％的高增长率。中国入世、申办奥运成功、与东盟组建自由贸易区、上海申办世博成功等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了辉煌的过去，同时也预示着未来中国的辉煌经济前景。早在2001年9月28日，由国家统计局中国景气监测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前景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学者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过去20年的繁荣和增长，并且将中国推向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中国经济在亚洲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且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最近几年，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依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竞争力使得国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总之，国际言论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显示出极强的信心。良好的经济表现是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原因。表1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良好业绩。　　（3）中国巨大市场的潜力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直接投资吸引力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市场规模”、“经济发展”以及“稳定程度”。毫无疑问，在市场规模方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发展潜力最大，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据科尔尼公司最新预测，到2005年，全球将新增约4亿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人，其中一半将是中国人。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稳步快速增长，连续20多年实现经济增长率超过7％，而且有力地抵御住了亚洲风暴以及屡次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以事实证明了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在政治方面，中国政治稳定是所有外国企业的共识。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无疑是对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又一肯定，并继而对外国在中国投资产生直接积极的影响。①2002年，世界主要的大跨国公司都在关注着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中国入世带来的新一轮开放进程加剧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开拓意愿，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异常活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约有400家已经或积极准备来华投资，已有11家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地区总部，有25家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了地区总部。据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92％的跨国公司计划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已经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纷纷追加投资，摩托罗拉公司、诺基亚公司、巴斯夫公司等纷纷扩大在华投资规模。　　随着中国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承诺的兑现，依靠优惠政策为主进入中国的港、澳、台、韩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小型投资将会减少，而依靠自身实力进行竞争的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入将会增加，中国吸引国际外来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区进一步扩大和优化。　　二、中国长期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EIU）作为一家旨在帮助公司开辟和管理跨国业务的研究和咨询机构，在2000年曾出版了一份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1）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其初始的商业计划中都过高估计了中国市场的短期潜力。（2）人力资源约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商业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3）尽管存在上述问题，跨国公司依然对在中国的投资前景表示乐观。从这份报告可以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中国在吸引投资的前景上虽然乐观，但并不表示没有问题，依本人所见，目前中国能保持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至少要关注以下几个制约因素：　　1.高速增长的质量　　中国经济增长的良好表现与中国的绩效表现、形成的剧烈反差，不仅大多数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生产率在整体上处于不断恶化的趋势之中，而且至今没有造就许多与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率相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自己的跨国企业。在微观经济基础——以企业实体为主的微观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本土企业，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①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但是，中国经济对外资依赖程度越大，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差，受国际环境的也越大。政府依靠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用也在趋于减弱，居民储蓄余额居高不下就是证明。扩张政策作用的有限，一方面是因为公众行为正处于大量负债期，随着房产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养老、等费用的增加，这种排浪式的负债阶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大量的国有企业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所以微观企业投资不旺。企业投资不旺，就得政府投资，政府必然背上很多包袱，这种投资是追不得已的。要连续地维持这样的增长，必须要持续地搞基础投资，这种“滚雪球效应”是很危险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教授曾就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提出质疑：“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到了蛮微妙的地步，到了必须反思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佳途径是激活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很好，是中国经济未来10年、20年增长的最重要源泉。要激活民营企业，必须改变中国现有的市场和资本分配格局。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保护国有企业的，证券市场还是国有企业的天下，所以必须给民营企业以更多的国民待遇，为他们打通更多的市场准入渠道。要知道，资本市场的存在给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筹资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它是为那些有活力的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快车道，因为只有在资本市场上，有效率的企业才有可能容易地去”消灭“那些没有效率但有投资价值的现有的企业。好的资本市场，好的市场环境，就会出好的企业家，为经济增长形成良好的微观支撑”。②　　2.人力资源约束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家的战略考虑一般是基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的需求，大的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越来越多，而且它们的投资构成不仅仅在我们所说的组装、或者加工工业，更多的是整个产业链的一系列的投资，甚至到最上游的研发中心。同时经过十几年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后，跨国公司开始放眼中国的高领域，不惜投下巨资在中国建立实力雄厚的开发中心，进一步把中国纳入自己日益庞大的全球。过去，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研发部只为生产服务，没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研发。而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更热衷于在华设立原创型的研发机构。据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究开发中心，其中规模较大的有30多家，包括微软中国研究院、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朗讯中国实验室等世界知名的研究机构，大部分都是近五年内创立的。外商投资的质量越来越高，投资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这些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机、通信、、化工、汽车、医药等行业与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源问题也就突显出来。中国虽然有巨大的简单劳动力资源，但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源却相对匮乏。　　从劳动力成本方面来说，中国的工资水平的确很低，平均而言只有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50.并且，中国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尤其是在制造业，其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25以及日本的1/26.如果考虑这一因素，将劳动力成本进行分解，那么美国每生产1美元产值所需的工资成本仅比中国高1/3.同时，中国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相对而言是最低的。在2000年中国的平均增加值仅26％，大大低于美国49％和日本43.6％的水平。③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所创造的竞争力是极其有限的。　　3.优惠政策的长期有效性质疑　　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中，FDI中的“F”正在消失。对跨国公司来讲，问题不在于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生产，而在于在哪里配置生产设施的效率最高。这对于那些已经积累了国际化经营所需经验和能力的公司尤其如此。跨国公司越来越把全球当成一个无边界的整体，主要基于经济和战略考虑而不是国籍来决定它们的区位。因此，从供给方看，FDI的潜力主要是受到投资潜力的限制。FDI需求方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如何确保与提高投资者经营效率所需的条件和政策上。简单的政策优惠已经不足以吸引投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比政策更有吸引力。　　由于外资的流入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放松了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为了吸引直接投资，许多国家还采取了积极的促进措施，提供了高标准待遇、保护与担保。在1991-1999年期间，世界100多个国家的1035个国际直接投资管制变化中，有974个是用于促进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在1999年各国的140项国际直接投资法律变化中，有131项是对外国投资者放宽条件。①与此同时，各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还广泛采用了诸如财政激励、激励等投资激励措施。在众多财政措施中，使用最多的是降低标准化公司所得税率、免税期、减免进口关税、出口退税、加速折旧、税前利润削减、再投资奖励和减免保障金等；金融激励措施多采用赠与、提供股权参与、补贴性贷款、贷款担保等形式。所以，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已经不足以成为吸引投资的主要因素。　　此外，在地方的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地区分割的因素，为争夺外资，相互竞争出台“更优惠”的政策措施，致使引资的实际效益大打折扣。东部沿海地区仰仗良好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部分进入中国的外资，致使外资分布的不均衡。可以说这也是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的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4、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一个狭义的法律问题，而是具有广泛经济学意义的问题，因为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一直是人类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源泉。对人的智力活动和创造所产生的成果进行保护是社会得以迅猛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有效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吸引人才、鼓励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中国作为吸引国际投资的大国，在过去的5年中平均每年吸引外资达400亿美元之多。但是，这些资金大多投向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则明显缺乏吸引投资的优势。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高盛公司董事胡祖六先生曾发表如下看法：“高科技投资者之所以在中国投资有所顾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忧。对知识型产业如软件、制药、资讯和生物科技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些行业中被盗版和仿造的风险也最高。各种调查结果和事件显示跨国公司一方面深受中国市场潜力的吸引，另一方面则十分担忧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强，跨国公司就越有可能在那儿投资”。　　中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两大部分版权和工业产权立法都在不断修订和完善，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还加入了一些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如“日内瓦保护唱片制作者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作品公约”、“马德里商标注册协议”等。但是，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仍存在不够重视和执法不严的问题，盗版和假冒问题依然大量存在。最近几年，随着围绕着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贸易纠纷不断涌现，才在中国引起较广泛的注意。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本土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很薄弱，一些国内知名商标在国外抢先被注册就是最好的说明。其实，提供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既是保护外来投资者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足也暴露出公民法制教育的不足，如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则是一件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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