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时间:2023-03-22 04:21:42 经济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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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产品基本上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然而伴随着买方市场格局的日益形成,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下岗失业人员增加等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通过考察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对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需求支出及需求支出弹性等进行定量分析。这对于引导居民消费、优化消费结构,乃至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简介  居民消费结构是指各项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重,反映了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各类商品及劳务的需求结构,体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生活状况。
  ELES是在英国计量经济学家R.stone1954年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LES)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由经济学家Liuch于1973年提出。ELES把消费者对各类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看作收入和价格的函数。其经济含义为:在某个时期,价格和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消费者首先满足一个基本需求,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扣除基本需求支出后的收入则按一定比例在各类商品或服务之间分配。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1]的模型为:
  V[,i]=P[,i]X[,i]+b[,i](Y-P[,i]X[,i])i=1,2,…,n(1)
  式中:Y——可支配收入
  P[,i]——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价格
  V[,i]——消费者对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
  X[,i]——消费者对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求量
  P[,i]X[,i]——消费者对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求支出
  b[,i]——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满足0≤b[,i]≤1,b[,i]≤1
  令V[,i]=a[,i]+b[,i]Y(2)其中a[,i]=P[,i]X[,i]-b[,i]∑P[,i]X[,i](3)
  对(2)式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a[,i]和b[,i]的估计值
  对(3)式两边求和,即∑a[,i]=(1-∑b[,i])∑P[,i]X[,i]
  有∑P[,i]X[,i]=∑a[,i]/(1-∑b[,i])(4)代入(3)式中得到P[,i]X[,i]=a[,i]+b[,i]∑a[,i]/(1-∑b[,i])  二、利用ELES对1999年有关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截面统计资料进行计算  根据《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0》中关于1999年按人均生活费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基本情况中的数据,利用ELES模型,得到以下参数估计值,见表一。
  表一ELES参数估计值(注:考虑到以组平均数作样本可能引起的异方差,估计参数时以组内人数加权。)
     食品   衣着 家 庭 医疗  交通  娱乐、 居住  杂项  合计
              设 备、保健  和  教育、     商品
              用 品     通讯  文化
              及服务         服务
b[,i]   0.154  0.076 0.103 0.036 0.060 0.082 0.055 0.053 0.620
P[,i]X[,i]1450.625 245.988 55.540132.567114.620307.597273.94955.4002636.286   三、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1.基本需求分析
  利用ELES模型计算得出的为居民基本需求支出。所谓居民基本需求支出,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水平下,为保证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居民对商品和劳务所需要的基本消费量的支付能力,它反映了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由表一可看出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基本需求为2,636.286元,其中食品的基本需求支出为1,450.625元,占总基本需求支出的55.02%。该水平位于最低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间,若考虑最低收入户中的困难户,此水平远远高于困难户的水平,表明在我国城镇居民中仍有一部分人生活相对贫困,收入未能达到基本需求支出,从而影响了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基本需求支出占各自支出的比重来看(见表二),仍然为食品的比重最高,说明食品的需求主要还是基本需求。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基本需求支出占其支出的比重最低,仅为14.04%,表明居民家中一般用品已普及,从而转向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一些高档耐用品。
  表二各类消费品基本需求支出占各自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 娱乐、教育、 居住 杂项商品
       用品及服务            文化服务
75.0850.99 14.04    53.98   36.91   54.24  60.34 24.21
  
  2.恩格尔系数分析
  恩格尔系数反映了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自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突破50%后,1999年为41.8%,比上年度减少2.7个百分点(见表三)。恩格尔系数的持续降低,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在满足食品消费后,收入中用于改善穿着、居住、交通、医疗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  表三恩格尔系数比较
      人均消费支出(元)  人均食品支出(元)  恩格尔系数(%)
1997年    4185.64       1942.59     46.4
1998年    4331.61       1926.89     44.5
1999年    4615.91       1932.10     41.8
  
  根据国际粮农组织提出的依据恩格尔系数划分贫困与富裕的标准(39以下为富裕,40~49为小康,50~59为温饱,60以上为勉强度日),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整体上处于小康水平,但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还有明显差距,如美国1980年恩格尔系数已降到16.45%,日本1990年为21.12%,香港1990年为35.56%。所以坚持发展经济,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质量和消费档次。
  3.边际分析
  表一资料显示,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将新增收入的62%用作消费支出。按边际消费倾向大小排序,各项消费支出顺序为: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衣着、交通通讯、居住、杂项商品、医疗保健。   具体表现在:(1)虽然这几年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在逐年下降,但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仍为最高,达15.4%,说明城镇居民在收入有所增加后,考虑较多的还是提高饮食质量的问题;(2)其次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10.3%)。分析其主要原因是近几年家庭耐用品及家庭装饰支出增加迅速。从实际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家电等耐用品消费逐渐进入更新期。80年代后期,我国城镇居民家电等耐用品增长迅速,仅以彩电和冰箱为例,1986年到1990年间,城镇居民家庭彩电与冰箱的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始终以15%以上速度递增。到1990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已拥有彩电69.75台,冰箱42.33台,即我国城镇居民拥有的半数以上的彩电和近半数的冰箱是90年代以前购置的。这些耐用消费品在10年后进入大规模的更新期。另一方面,由于物价持续低迷,加之各商品优惠促销,大大刺激了居民的消费热情,使家庭设备更新速度加快;(3)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为8.2%,排在第三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在物质消费得到一定满足后,越来越重视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及子女教育的培养,特别是随着社会就业竞争的加剧,一些在职、在岗、下岗人员,为了加强自身竞争力,在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居民对教育的需求在不断扩大。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消费为人均323元,由于教育支出的增长,使得消费性支出比1998年上升0.5个百分点[2];(4)居住开支的边际消费倾向为5.5%。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逐渐向居住倾斜,使居住消费成为又一热点。1999年城镇居民居住的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9.8%,是近年来比例最高的;(5)医疗保健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仅为3.6%。这主要与城市居民享受公费医疗有关。随着医疗制度的改变,这种情况会逐渐有所改变。
  4.需求的收入弹性
  需求的收入弹性定义为收入变化1%,价格不变时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化百分比。
  用η[,i]表示:η[,i]=b[,i]Y/V[,i]
  b[,i]为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
  Y为不同收入组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
  V[,i]为不同收入组对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平均支出
  表四显示,在各项生活消费支出中,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以及杂项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均大于1,说明此三项支出的增长不仅远远高于其它各项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其中尤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为最高,达152.3%。这主要是由于耐用消费品的拉动作用。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高水平生活质量的追求,在家庭住房装修、高档电器上的支出随之增加,且由于这些支出多为一次性集中支出,在短期内往往超过家庭收入;衣着的需求收入弹性略大于0.9,表明该项支出的增长速度大体上与收入的增长同步;在八项消费中,食品的收入弹性最低(46.8%),这是由于食品的基础性作用,受收入的影响最小。  表四各项消费支出的需求收入弹性表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 娱乐、教育、居住 杂项商品
          用品及服务            文化服务
弹性值 0.468 0.921 1.523   0.849   1.140   0.849  0.710 1.356
  
  四、刺激消费需求的几点对策和建议  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扩大有效需求。扩大有效需求的基本途径有两个:增加政府投资和刺激消费需求。由于近五年来,我国居民每年的储蓄增量都和政府预算内收入相差无几,大约占GDP的10%左右,因此扩大内需主要靠刺激消费需求。
  1.努力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扩大消费的基础
  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并最终决定着居民的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因此,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将目前补偿性或还账性的加薪逐步过渡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正常增薪,以此提高消费者对国家经济走向的良好预期;同时,国家还需采取措施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尽可能地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再降低。就我国而言,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同时其消费总量亦处于社会总体消费的基础性地位。
  2.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以前我国实施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由过去的福利型向市场型转变。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的同时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增加了人们的预期风险支出,使得居民收入预期下降而支出预期上升,从而导致人们倾向于更多的储蓄和更少的消费。为此应逐步完善包括住房、医疗、失业、养老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解除人们对上述问题的后顾之忧。从而使居民对自身保障的担忧转化为对未来生活的乐观心理预期,逐渐树立消费信心,并形成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变远期的储蓄倾向为即期的消费热情。
  3.大力拓展教育、旅游、住房等消费领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居民消费需求结构转换和升级的基本条件的成熟,住宅、教育、旅游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们对教育支出的观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不再把教育支出单纯的看作消费性和福利性支出,而逐渐地把教育支出当作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内容。从前文数据也可看出,文化教育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仅次于食品和家用设备,表明了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程度。因此加大居民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引导居民把消费视点转移到对自身素质提高的角度上来,既有利于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又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住房是今年来的消费热点。从国家政策看,取消福利分房,实行货币化、商品化住房分配制度、变集团型消费为个人商品化消费已成为国家坚定不移的政策趋向;从住房需求潜力看,我国房地产市场潜力巨大,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比重有待提高。虽然近年来随着房改的推进和住宅建设的发展,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但人均拥有的住房面积仍远远低于世界水平。1999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例虽然是近年来比例最高的,但仍只有9.8%。另一方面,由于住宅建设所涉及的相关产业很多,住宅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建材、化工、装饰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因此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速趋缓的情况下,启动住房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旅游消费是近年来的另一消费热点。随着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和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1995年我国首次对工时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双休日制以来,由于居民闲暇时间增多,旅游消费得到了快速发展。今后几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人们在物质享受基本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的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必然会逐渐上升。旅游消费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以精神消费为主的高级生活方式,必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与此同时,旅游消费反过来又会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4.完善消费信贷,扩大消费信贷的范围
  由于人的一生中,收入高峰期和消费高峰期往往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差,因此客观上存在着消费信贷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性。目前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拥有较为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人们一般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提供的消费贷款。而在我国,虽然近年来消费信贷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足以在本质上对我国的消费市场产生影响。一方面需要帮助消费者转变传统消费观念,这有利于改善社会预期,刺激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我国贷款条件还较苛刻,贷款范围狭窄,这需要降低信贷条件,扩大信贷范围。从现实看,由于目前居民的绝对支付能力还有限,仅仅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启动住房、教育等消费热点。因此建立我国居民的个人信用制度,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对启动消费需求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
  [1]李子奈.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246。
  [2]中国物价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0[M].北京:统计出版社,2001.5。
  [3]臧旭恒,刘大可.我国消费需求态势分析及政策选择[J].南开经济研究,1999,(1):21。
  [4]唐未兵.论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J].消费经济,19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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