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媒介表达失语现象的经济学透视

农民工媒介表达失语现象的经济学透视

【摘要】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虽然为我国经济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至今仍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话语权，尤其在媒介表达方面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探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有多个视角，但在媒介产业化发展的今天，唯有从经济学视角来分析其深层的经济原因，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关键词】农民工 媒介表达话语权 失语 经济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各阶层加大了对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的追求，以大众媒介为主的文化产业也成为各个阶层争相追逐的资源。文化资源拥有的多少决定了一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音的强弱。这种声音即话语权，也就是媒介表达的权利。农民工由于本身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事实上的低下，文化素质不高，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分立，使他们和城市市民形成了较大的差距，并被孤立在城市中，没有话语权。即使在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中，农民工的信息空间和报道角度也极其狭窄。一般来说，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基本权利有传播权、知晓权和传媒接近权。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这三个方面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
　　农民工群体媒介失语具体体现在：农民工在利益受到损害后，无法在利益博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为其行为辩解以维护其权益；农民工没有一个能够整合自己利益、代表自己利益、提出自己要求、表达自己声音的组织，使农民工在公共决策中缺乏发言权，在分配与再分配活动中缺乏主体性；在改革开放催生的中国话语体系转换中，农民工被卷入城市话语体系，在其生存半径内，农民工话语与“权利”脱钩，出现了农民工话语异化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工的经济弱势和媒介的市场化运作是其中的深层原因。
　　
　　一、媒介话语是媒体获得经济利益的稀缺资源
　　
　　从经济学角度看，媒介话语是一种“经济物品”。它既是消费品，也是生产品。从消费品的角度看，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它既是消费报纸新闻或电视节目等实体产品的一般受众，又是广告客户。从生产品的角度看，媒介话语要经过媒体投入成本、加工制造，才能生产出供人们消费的媒介产品。农民工的产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媒介资源，然而由于农民工无力获取媒介表达话语权，其在媒体的话语表达状况只能取决于大众传媒的利益需要。
　　 1、媒介表达话语权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
　　话语权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话语蕴含并显现着权力，是由其权势和某一领域的权威所决定的。话语的争夺意味着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市场的争夺和利益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其能否引起足够的注意，是否具有较大的社会能见度。“社会能见度是公众在社会生活和媒体环境中影响力的总和，它是一种资源，能带来政治和经济回报”。社会能见度的高低决定于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地位，表现为在媒体上话语音量的不同。人们都希望提高社会能见度，这需要通过自身不断地努力来壮大实力，更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在媒体的聚焦下可以进一步提升其社会能见度。因此，媒介表达话语权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成为各个社会群体争夺的焦点，媒介表达话语权也因而成为媒体获得经济利益的法宝。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当代社会集中体现为经济关系。在发展经济成为第一要务的今天，经济势力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力，经济地位也就进一步决定了话语地位。
　　 2、媒介表达话语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经济利益的诉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大众媒体逐渐开始市场化运作，媒体产业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经济利益的诉求成为该行业的首要任务，经济收益决定了价值取向。现代媒介产业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考虑成本和销量，又由于媒介资源的经济稀缺性，媒体完全可以凭借其对媒介资源的垄断而获得经济利益。所以媒体不会无偿出让媒介话语权，也就是说，从经济学角度讲，只有能给媒体带来经济利益的群体才能获得相应的媒介话语权，否则这个群体将基本处于媒介表达失语状态。这些因素给中国的媒介生态带来了冲击，在其话语表达上也出现了异化现象。
　　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媒介的市场化行为是以注意力为中心的“两次销售”过程，注意力成为传媒赚钱的终端产品。而真正有价值的是传播行为所凝聚的注意力和背后的受众潜在的消费能力，没有这样的消费潜能作支撑，即便是再庞大的注意力对于媒体的运行、广告的售卖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广告商在选择媒体时，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在意媒体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受众相契合，以便产生更好的广告效果。为此，多数媒体宁愿分众传播，辐射有影响力和购买力的人群，而不会把传播机会让与虽具有广泛注意力却无影响力和购买力的农民工群体，因为只有高能见度的资源才是媒体吸引眼球、扩大影响、提高效益的关键。而对于社会能见度低的个体或群体而言，因其本身泛大众的特质和边缘化的倾向，既不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又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和调动能力，自然被排斥或回避而不大可能赢得媒体的眷顾，有意无意地被遗忘或忽略。
　　同时，在传媒市场化的进程中，经济权力越来越深刻地制约与影响着媒介的价值取向。经济权力是经济主体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而达到对他人的统治和支配的能力。经济利益集团依靠广告、参股等经济手段，一方面可以直接操纵媒体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其影响力和购买力来间接影响媒体的话语表达，从而主导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即选题和报道迎合经济权力者的口味和需要。由于媒体背后存在着这些利益集团，人们要获得完整真实的信息，要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会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限制。而基于经济原因，农民工无法主导消费潮流，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知识精英，他们被视为下里巴人，同时他们也是这个时代距离时尚最远的人。如果按上面的标准来衡量，农民工是媒介最不“合格”的受众，因而自然被媒介所忽视。
　　
　　二、经济弱势使农民工失去媒介表达话语权
　　
　　媒介表达话语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只有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才可能享受到。农民工的微薄收入和沉重负担使得媒介表达对他们而言成为奢侈品。即使强势集团会出让部分媒介表达权给弱势群体，但由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都相对较低，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因而无法有效使用。加之媒介从业人员的阶层偏见，也使得农民工具有了弱势的宿命。
　　1、农民工话语表达缺乏经济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众传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农民工群体媒介话语权的缺失，其深层原因在于其经济地位的低下。弱势群体作为传媒“失语者”并非生来就没有发言的本能，或者说没有为自身基本权利去拼争的心愿，他们的“失语”只不过是囿于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无奈选择。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群体，他们的产生本身就有其自发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城乡之间对经济发展成果的不均衡分享，我国建国以来这种不均衡表现的更为突出，几乎以掠夺的方式集中乡村资源支援城市发展，导致了目前乡村不能充分分享自己的经济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增长，中国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加之农业的边际收益率低下，使得许多农民涌入城镇成为农民工，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大陆，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已经开始，不过这种转移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已经基本上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所发生的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西方国家的移民过程是农村的居民到城市中工作和定居，而这个过程在中国是以“农民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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