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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层次增长的案例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案例分析证明“经济分层次增长”是客观真实的，其理论假设具有正确性。“经济分层次增长”的理论框架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与分层次发展的成因，对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指导今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分层次 经济增长 案例分析
问题与假设
在“经济分层次增长逻辑模型与最大化条件”一文中，作者应用了理论研究方法证明了：“在其它要素不变的前提下，经济层次是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的一个的新要素”、“当全局性政策变量的边际产出率等于分层次政策变量的边际产出率时，经济总量GDP达到最大化”，提出了“经济分层次增长理论”。本文从案例分析角度，论证这一理论的客观性。
经济分层次增长理论框架
“经济分层次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层次如同资金、土地、劳动力一样是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的一个要素，此要素无时不在影响着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影响着要素发挥产出效能。当要素与经济层次相容，要素效能与增长呈正向相关；反之，不呈同比例正向相关或反向相关，此时，要素难以正常发挥产出作用，或产生负作用。政策是调节要素投入的主要管理工具，分层次实施经济政策以及配置要素投入，能优化配置各层次经济的要素资源及其组合，实现要素更好发挥潜能，最终实现各层次经济均优发展，总量更多增长。其理论模型如下：
ΔY＝Yd－Yt＝θn-m[f（xj）-f（xt）］ (1)
设Z＝ΔY，则经济总量最大增长的边际条件是：
ΔY：分层次经济总量更多增长；Yd表示单层次政策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总量；Yt表示多层次政策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总量。x：主要政策要素，xt表示单层次政策所采用的主导投入要素，应用于所有的经济层次；xj表示多层次政策所采用的主导投入要素，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主导要素。n：经济系统内存在的经济层次数；m表示当实施一个总体性的政策时，有m个层次的经济完全适应且需要这样的政策。
分层次更多增长案例研究
为证明经济分层次更多增长的客观性，以下案例将提供有力的证据。
泰罗“生铁实验”与“铁锹实验”
“生铁实验”是一个典型的微观分层次促进增长的个例。1898年，泰罗在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company）进行了“生铁实验”。实验是在这家公司的五座高炉的产品搬运小组（约有75人）中进行的。要求将厂房附近广场上每块重约92磅重的生铁块搬到火车车厢里，起初每个工人平均日工作量是12.5吨。泰罗相信经过对工人体力、搬运动作研究进行分类（分层次）研究后，可以找到搬运生铁的最佳方式，工作量预计能提高到每个工人平均日工作量达到47～48吨的水平。为此，他选择了不同报酬层次（政策）来激励工人。即用“每天挣1.85美元”机会替代原先统一的“每天挣1.15美元”的做法，激励有体力剩余的工人尽力搬运。结果，他的实验对象施密特实现了日工作量47.5吨的目标，其他工人被挑出来加以训练后，每人每天都能以47.5吨的速度搬运生铁，生铁搬运量提高3倍，工人平均日工作量增加35吨。
“铁锹实验”也于1898年在伯利恒钢铁公司进行。起初，不管搬运什么物料，工厂中每个工人使用的都是相同尺寸的铁锹（统一工具，总体性物化管理政策）。泰罗研究后发现：统一尺寸的工具，存在生产能力的浪费。于是，他提出了：是否存在一个使不同的工人每天的铁锹的运送量达到最大化的可能性？泰罗认为铁锹的尺寸是关键因素，且面对铲运不同物料时，不宜固定在同一种尺寸上。在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后，泰罗发现重型物料如铁矿石以小铁锹为宜，而轻型物料如煤屑应以大铁锹为宜；同时不同体力的工人所用的铁铲应该有区别，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工人的劳动能力。基于泰罗的实验，工厂要根据所要搬运的不同原料来选择恰当尺寸的铁锹，并把它分配给不同体力的工人，其结果是非常出色的，工场的劳动力从400-600人减少为140人，每人每天平均工作量从16吨提高到59吨，每人每天平均收入从1.15美元提高到1.88美元。
以上两个案例证明了,根据人的能力层次，分层次组织他们的生产，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出。由个人组成了各种组织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体，分层次组织其生产，也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出。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实例
从197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35%。2003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增长了9.1%，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总量为14090亿美元，世界排名从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出口增长34.6%，对外贸易总额达8512.1亿美元，25年增长了40倍，世界排名从第26位上升到第4位。实际利用外资535.05亿美元。2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实质是分层次、分区域推进发展的结果。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例证。从改革进程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4年。主要是以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再造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从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开始，一是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二是政社分立。第二阶段，1985年到1992年。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发育农产品市场体系，逐步将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产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直接流通。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改革方面也出台了许多重大举措，并取得了较大突破，例如，基本经营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式是不断将集中统一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细分化，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与实力，并根据层次特性，因地适宜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了农村产出的增长。如自1978年至1985年间，每人劳动力平均产量的累计增加量是粮食145公斤，棉花10.7公斤，油料37.4公斤，且其它的农产品都相应增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实例。1985-2001年，执行了“抓大放小”企业管理政策，国有企业户数从7.4万家减少到4.7万家， 但实现利润从改革前期的1985年的743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2389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从每人年1.8万元增加到5.5万元 (张晓松，2002)。工业总产值2001年为14240亿元（以85年可比价格计算）（价格指数，NBSC，2002，P295），比1985的3448.7亿元，增加了10791亿元，年均增长7.38%。大小企业都有较好的发展。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514家，2001年其销售收入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41.9%，实现利税占47.6%（张晓松，2002）。2002年，中小企业已超过了800万家，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60%（沈路涛，2002）。分层次管理是实现SEO改革目标和扭亏为赢基本对策。
中国税制改革实例。1994年，实施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双层次征税政策，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截止2003年12月31日，全国税收收入共完成 2045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加3446亿元，增长20.3 %，完成年度预算的108.2 %。税收总收入超过2万亿元，增收额超过3000亿元，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中央税收收人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58.096%，比1993年20.8%上升了37.2个百分点。
实例分析
泰罗“生铁实验”与“铁锹实验”是对不同体力工人（经济体），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通过个体最优化的动作（分层次主要变量），采用分层次的劳动工具，实现“工人—工具—劳动对象”的合理组合，取得更多的产出，带来更多的增长。实验结果证明了：分层次改进工具，因人而异组织生产，获得了更多增长。其本质原因是劳动工具要与劳动者能力相容，最大发挥人的生产能力。经济增长也是如此，只有当推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经济层次相容时，经济才能发挥最大的产出效能。
25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证明了“分层次推进经济增长，实现了更多增长的目标”。中国区域经济改革与开放从农村改革“一统二公”模式为多层次家庭经营模式、从建设“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开始，其实质也是从区域角度，分层次制订了发展政策，引导要素发挥作用，促进经济更多、更快、更好发展。增长核心在于促进要素在相应经济层次内发挥更好作用。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队“单一生产”层次转向“家庭多层次经营”及“农村双层经营”机制转变。农业生产允许按家庭层次的差异性组织，取消传统“统一上下班”模式，适应了全国各地农村的差异性、农村家庭的差异性，激励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合理调配了各个生产者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资源，结果每个劳动者平均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抓大放小”双层管理体制，以及分税制财政体制。结果表明“双层经营”比以往“单层经营”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大企业”或“小企业”功能发挥需要不同层次的发展政策。而税制改革中划分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提高了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结果促进了收入的增长。
综上案例所述，揭示了经济层次性一直会影响要素发挥作用，证明了“经济分层次是影响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分层次增长值得重视，当经济层次与要素相容，两者相互满足，要素发挥效能最佳，产出最优化；当要素不能满足经济层次时，会抑制要素作用，出现了“抑制产出”；当要素投入超前于经济层次，结果是会因不切实际的发展，造成要素浪费。
经济层次存在是客观的，真实的。因为人类需要存在层次性，如马斯洛“需要层次”。人的需要层次性决定了商品供给层次性，决定了生产层次性。而不同层次的商品生产总和，汇集成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面对于不同层次的需要，假如产商只能供给单一层次的商品，那么，其它层次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这些层次相应的市场需要就得不到满足，结果经济总量不能实现最优增长。显然，经济分层次发展起源于人类需要的层次性，要求按不同层次的需要调整相应的政策，指导经济发展。层次一般是指事物存在的有别于其它事物存在的一种特性，可表现为在数量、质量、等级、规模、尺度上的差异性。本文把不同区域经济系统的增长出现了显著的差异性，称为经济系统内部的层次性。
结论、建议与讨论
综上案例分析，本文认为：
经济层次如同资金、土地、劳动力、体制一样是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个要素客观上一直影响着其它要素的功能与效率发挥。这个要素在过去的经济学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往往被经济的“完整性概念”所掩盖，不易被单独识别。
面对不同经济发展层次，按层次需要调整影响要素投入的政策变量，能提高政策效能，有利于引导按经济层次需要投入要素，更加有效地配置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要素资源，促进其充分发挥作用，优化其产出能力，实现经济总量的更多增长。
要素投入与经济层次相容，其功能与效率正常发挥；反之，其功能与效率难以正常发挥，结果造成要素投入的浪费，而且导致经济增长非优化。具有求同性的“一刀切”政策很难同时满足各个不同层次的经济体的实际需要，如果强行执行“一刀切”政策，不能实现不同层次的经济体的最优增长，结果会造成政策性交易费用增加和政策性经济损失。
根据以上结论，为了促进经济更多增长，建议如下：
树立经济分层次增长观念。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政策制订需要进行经济层次分析，分层次实施经济政策。另外，决策者和政府经济管理者要具备更高的经济层次分析水平，树立“分层次发展思路”，区域层次划分及其政策制定要应各地区经济实际而定。
全国经济发展要确立“分层次推进，全方位发展”的战略思路。根据中国经济分区研究结果，对中国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实施分层次发展战略，即根据各层次经济体的客观需要，优选各个层次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加以政策控制与管理，通过优化配置其资源与投入要素的组合，实现各个层次的经济均能最大化生产和更快增长。
修订分层次的经济政策要成为政府政策研究中心的重点任务之一。因为主导政策变量与发展层次相适应是实现经济体分层次发展的前提。所以，除了象过去那样在国家制订全局性政策的前提下，还要加强经济体层次性研究，分析其主导影响因素，确定各个层次的经济体的主导政策变量。
同时，在制订分层次政策时，又要重视部门与全局的关系，即要处理好国家与地方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通过科学管理，制度约束，法律保障，保证各层次经济体的政策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充分发挥不同层次经济体的最佳功能。从国家角度分析，既要集中力量发展具有全局特性的经济体，又要充分发挥其它层次的经济体在市场经济中拾零补缺的作用，让各个层次的经济体均能最优化增长。
在微观层面上，需要继续讨论层次划分标准与层次推进程度。中国还有一些“一刀切”政策，依然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如农村土地使用权与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些管理政策等等，如果科学地推进分层次发展政策，中国经济还有更多层次发展空间。
在经济理论研究上，要利用传统经济增长研究路径，结合经济分层次增长的假设框架，建立更加复杂的多层次的“多多对应”经济增长模型。
总之，案例分析认为“经济分层次更多增长”是客观的，真实的，其理论分析框架是合理的，有解释能力的。理论框架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与分层次发展框架的关系，促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经济增长理论，对指导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参考资料：
1. 傅国华、姚树洁，经济分层次增长逻辑模型与最大化条件，世界经济文汇，2004
2. z曙光，GDP超过1000美元的考验，上海证券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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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怀诚，“分税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在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专家论坛”上的报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 奚恺元，在复旦大学和中欧工商学院发表演讲，2003
6. 张晓松，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世界之最，神州学人，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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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国华、张德、赵平，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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