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

时间：2023-03-24 01:29:32 经济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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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

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19，20世纪产业的地理分布问题。这一理论认为，生产的分布取决于两个因素：天赋的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占有率（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富裕程度）。那些土质肥沃、气候适宜、降水充沛懂得地方发展农业生产；油储丰富的地区则提供石油。资本富足型国家（劳动力人均占有资本量多）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那些劳动力富足型国家（劳动力人均占有资本量少)则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比较优势理论足以解释所有需要解释的问题。美国在南部种植棉花，因为那里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在新英格兰纺织，因为那里拥有驱动纺织厂的水力和建造纺织厂的资金；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因为那里拥有东部海岸最大的天然良港，并且具有建造联系中西部水运线(伊利运河)的雄厚资本。匹兹堡成为钢铁之都，因为根据美国的煤炭、铁矿、河流和湖泊的分布，在那里生产钢铁成本最低。在铁路运输时代，芝加哥注定要成为美国的交通重镇和世界肉食品集散中心。德克萨斯是油都，而电力的使用则决定了铝只能在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河畔生产。
1900年1月1日，美国12家最大的公司是美国棉油公司、美国钢铁、美国炼糖公司、大陆烟草、联邦钢铁、通用电气、国家铅业、太平洋邮电、人民煤气、田纳西煤铁、美国皮革和美国橡胶。212家公司中有10家是自然资源型公司，可见本世纪初的经济仍然是自然资源经济。
这份名单让人感兴趣的地方还有，除了通用电气公司至今仍“健在”之外，，其余公司都只能残存于别的公司之中。这11家公司没有能以独立的实体进入下个世纪，寓意是显然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活力的新兴小公司将不断地取代那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大型老公司。
同样的情况在美国之外也发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英国的煤矿下：辛苦劳作的工人有100多万，占劳动力总数的6％。煤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使世界运转的动力。今天，依旧是那些矿井，但只有不到3万人在那里工作。
在1917年制造业正处于上升之势时，按当时资产计算，最大的20家工业企业中有13家依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公司，这20家公司是美国钢铁、美孚石油、伯利恒钢铁、阿摩公司：斯威福特公司、米德威尔钢铁与军械、国际哈维斯特、杜邦公司、美国橡胶、弗尔普斯道奇、通用电气、阿纳康达铜业、美国冶炼、辛格缝纫机、福特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西屋)、美国烟草、琼斯劳林钢铁、联合碳化物和韦尔豪泽。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阿根廷和智利等自然资源充足的周家是富国，而像日本之类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则注定了贫穷的命运。19和20世纪里的所有富国都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
一旦一个国家变成富国，便有保持其富国之势。收入越高，储蓄越多；储蓄越多，投资越大；投资越大，投人生产的工厂和设备越多；投入生产的资本越多，生产力越高；生产力越高，所能付出的工资就越高。对于那些富国而言，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使它们更加富裕。随着国家的富裕，它们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更高的工资水平。
相比之下，日本通产省1990年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和2l世纪初最具有增长潜力的产业名单是：微电子、生物技术、新材料科学产业、电信、民用航空制造、机械制造与机器人、计
算机(包括硬件和软件)。这些都属于人工智能产业，它们可分布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至于它们到底分布在哪里，取决于谁拥有了足以创办它们的智能。
天赋的自然资源优势已不再成为一种竞争要素，因为现代产品所耗费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桥梁和汽车所需钢材越来越少，而诸如计算机之类的设备却基本上不耗费什么自然资源。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已使资源能以较低的成本运送到任何需要它们的地方。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它拥有占世界主导地位的钢核、工业，自身却没有(炼钢所必需的)煤炭和铁、矿；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扣除一般的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自然资源的价格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下降了60％，可以断定，在今后的25年里还会下降60％。原材料将会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更为重要的是，世界正处于材料科学革命的前沿，它将带来按需定制的材料。生物技术也将加速农业中的绿色革命进程。在21世纪，没有任何国家能仅仅靠拥有原材料而致富。
资本优势也不再成为一种竞争要素了。随着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从纽约、伦敦或东京借贷。今天，曼谷的企业家所建造的工厂，资本密集度可同美国、德国或日本的任何一家工厂相媲美，尽管在他生活的国家里人均净收入不足上述三国的十分之一。事实上，以投资而言，已没有什么资本富国或资本穷国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并不必然在富国生产，富国的工人并不必然占有更多的资本，也不必然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或获得更高的工资。
在人工智能产业时代，资本与劳动力之比不再成其为有意义的变量，因为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整体差别已不复存在。技能、知识与入力资本，都是由产生有形资本的同一投资基金创造出来的；原劳动力(指放弃闲暇的意愿)依旧存在，但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并且，在全球大量贫穷的失业工人存在的情况下，原劳动力可以很便宜地买到。
如今，知识与技能正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而凸现出来，成为20世纪后期经济活动分布中的决定性因素。硅谷和128公路之所以座落在它们现在的位置，仅仅因为那里是智能集中之地，此外则一无可取之处。
随着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于20世纪的问世(其首例当推德国的化工业)，对新产品的有意发明显得日渐重要。那些新产品的发明者将在新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生产这些产品，并得到高额利润和工资。最终，这种生产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但到那时，产品就成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收入、低利润商品。纺织业是典型的例子，它曾是推动英国和美国工业革命的带头力量，但今天，它已成为标准的第三世界加工业产品。
所谓的“产品周期”也已不复存在。逆向工程技术加上跨国公司将其技术向产品成本最低地区转移的趋势日渐加剧，使新产品技术就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能够迅速地传到世界各地。新产品技术授权应用之处不一定是其发明地，使用者也不一定是其所有权持有者。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摄像机和录像机(由美国人发明)、传真机(由美国人发明)以及激光唱盘机(由荷兰人发明)的情况。当这些产品步入商品化、产业化和盈利阶段时，它们全成了日本产品，尽管日本人并未发明其中任何一种产品。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单纯的产品发明者，而不同时是其低成本生产者的话，它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微乎其微。技术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但与新产品技术的领先相比，生产制造技术的领先更为重要。
低成本生产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与工资有关，但从更深层次看，成为低成本生产者意味着成为生产制造技术的主人，意味着不仅拥有了相关的技艺，知道该如何把新技术组合到一起，而且拥有了生产过程的管理能力。要想成为生产制造技术的主人，成功的企业必须把其发明、设计、生产、销售、后勤以及服务等众多环节管理好，组成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严密网络。成功的奥秘不是劳动力或资本的堆积，甚至也不是管理上的集成。而是整个组织的技能基础、正是它将上述诸多行为环节整合成一个低成本的系统。
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常常使人觉得，似乎所有人都可以此贸易中获利，但从技术上看却并非如此。从比较优势中获利国家的总收入的增长，将以这些国家中某些企业的亏损为代价。这一理论的真正含义在于，那些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企业，能够从其行为中获得额外的利润，以补偿那些在国际贸易中亏损的企业。如果这种补偿未能真正兑现(它还从来没有兑现过)，那么那些亏损企业就有理由反对国际贸易。在经典理论看来，这种亏损是微不足道的。首先，它假定存在完全就业，自由贸易不会把任何人推向失业的深渊；其次，转移成本被假定为零，在不同地区、行业和公司之间被迫转换工作的过程中，不会有某些地区、行业或公司的物质、人力资本会遭受损失；第三，收益被假定为处处均等，每一行业的人力或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都是相同的，不论哪一公司或行业，工人自愿放弃的每一小时闲暇，都可获得同样的工资。因此，被动地转换工作不会对工资产生太大的改变，如果存在什么变化的话。
在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中，政府在决定产业布局方面不起任何作用，由资源票赋和因素比所决定的“正确”地点适用于一切投资。如果一切都在“正确”地点进行；世界的总生产就会达到最大化。因此明智的政府都知道，任何改变企业自选场址的企图，都只会佼经济活动落实到“不适当”的地点，增加无效支出，阻碍经济发展。
这一系列信念导致了米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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