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的上层组织及其功能

时间：2024-10-21 13:45:48 经济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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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场的上层组织及其功能

　　[内容摘要]论文认为市场的上层组织的建立既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志，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坎”。市场上层组织具有生产性、风险转移和前瞻性三大功能，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和法治化社会是建立市场上层组织的两个基本条件。 [关键词]市场；上层组织；功能；条件

论市场的上层组织及其功能

　　Abstract: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upper level of market organization is the landmark of a matur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threshold of the market evolu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nsitional countries. The upper level of market organization has three major functions: production, risk transfer and forward looking. What’s more, an efficient proper right system and a legal social environment are two fundamental conditions to construct upper level of market organization.

　　Key words: market; upper level organization; function; condition

　　一、市场上层组织的建立

　　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把市场分为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所谓市场的下层组织是指纯粹的、面对面的即时买卖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交易随处可见，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但布罗代尔发现，商品经济市场交易还有上面的层次。[1]上层的首要特点在于交易双方互相并不见面，中间成为一个专业的、独立的部门，商人分化出来了。奥尔森也有类似的分类，他把市场类型分为两种，在发展中国家，他认为看到更多的是现货交易，是依靠交易者的自我实施完成的，如在印度加尔各答街头的商品买卖，奥尔森把这种市场中的交易称为“自我实施型”的或在现场进行的交易；而在发达国家，典型的市场是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与外汇市场等复杂类型的市场，奥尔森认为这类市场中的交易属于“非自我实施型的互利性交易”（或者叫社会规划型市场）。这类交易不是现场进行的，而是依靠契约的实施来完成的，他把这类市场称为产权密集型或契约密集型市场。[2]

　　市场上层组织的建立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志。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的下层交易随处可见（印度、非洲、中国等）。但市场的上层交易却不是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的，是市场的上层构造促使西欧国家完成了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变。没有市场的上层构造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讲,市场上层组织的建立是一个国家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转变的标志。市场的下层组织是一种简单的交换方式，而上层组织是一种复杂的交易形式。如奥尔森所说，市场的上层组织“仅当社会中某些制度性安排得以稳固之时才会形成。在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中，我们可以发现持续性地存在着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但甚至在这些国家中，它们的深刻作用也不为人们所理解。”?①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是什么呢？市场上层组织的建立“必须要有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来强制执行合同、保护产权、执行抵押协议、提供有限责任的公司安排，并为长久运转且广泛应用的资本市场提供便利，以提高投资和借贷的流动性。而且这些安排在人们的预期中必须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②

　　市场上层组织的建立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坎”。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及其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下层组织建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建立市场的上层组织。诺思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进入法治化社会的机会。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建立起上述的特殊制度安排。在奥尔森看来，自我实施的市场和自我保护的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我们都从中获益，而且它们养活了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然而，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或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需要从那些非自我实施型的互利性交易——如涉及借贷和购买现货的交易——中获得利益。[2](150)奥尔森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基本命题，下层组织解决生存问题，而上层组织则是带来繁荣。

　　二、市场上层组织的功能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功能的分析是存在局限性的，他们把每一个市场的功能的作用看成是同质的，如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都是同一的，并且强调每个市场的供求均衡。实际上，市场还有一个互补关系和功能的差异问题。另外，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但是资源在不同经济主体中的配置并不是均匀的，在缺乏相应市场的情况下，价格并不能使这些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如有些人有能力但是没有钱，有些人有钱但没有能力的矛盾是社会中较普遍现象。还有，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和人们面临风险的差异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受到影响。市场下层组织与市场上层组织的组合是现代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条件之一。

　　对于市场上层组织的功能及其作用我们的研究是不够的。市场上层组织的演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意识形态、文化、法治及国家理论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把市场上层组织的功能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生产性、风险转移和前瞻性。

　　1.市场上层组织与市场下层组织是互补的关系，下层组织的大小决定着上层组织的规模及其大小，但是，市场上层组织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反过来可以影响市场下层组织的规模。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潜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或地区市场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的匹配及其互动关系机制的建立。市场上层组织可以使生产可能性外移，从而具有生产性功能。我们假设没有市场上层组织时，社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aa，当存在市场上层组织时，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为bb。aa曲线与bb曲线之间的差额就是市场上层组织的生产性功能（见下图）。

　　市场的上层组织好象与直接的生产活动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它是具有生产性功能的。如奥尔森所说，许多其他重要类型的生产活动几乎是完全建立在非自我实施的契约之上的。银行和相关机构提供的服务和生产，只有在对合同的遵守十分可靠时才会进行。类似地，如果合同无法执行，保险服务的生产或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生产也是不经济的。[2](144-145)没有市场的上层组织我们许多生产活动无法进行，或者许多潜在的资源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商品。历史上如果没有股份制的创新，那么铁路根本建立不起来或者会大大地向后推迟。美国的新经济也是与金融创新分不开的。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来看，凡是市场上层组织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如沿海地区），其经济发展也较快。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和奥尔森指出，为更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即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根据他们的研究，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在1950—1965年、1965—1980年这两个时期的经济绩效如下：

　　表1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1950—1965年间经济绩效比较单位：% 实际增长率 (1) 潜在增长率(2)增长率差距（2）—（1）市场经济国家

　　在1965—1980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时期（1.74%）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差距从上期的1.62%扩大到2.48%，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仅扩大了2%，而计划经济国家的差距则扩大了86%。张五常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较差的经济实绩，根源于组织运作的交易成本过高。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建立类似于市场的下层组织，但缺乏市场的上层组织来挖掘潜在的经济增长潜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的上层组织根本不存在。市场上层组织可以大大地提高要素及要素市场的效率，而计划经济体制缺乏市场上层组织，这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潜力难以发挥出来的根本原因所在。

　　市场上层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未来的收入今天就资本化变现，其好处在哪里呢？例如，英国之所以在18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之一就在于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中世纪的欧洲战争不断，慢慢地大家都要靠借国债发展军力，谁能借到更多、更便宜的钱，谁就能拥有更强的军队，特别是海军。1752年时，英国政府的公债利率大约为2.5%，而法国公债利率是5%左右。1752年到1832年期间，法国政府支付的公债利息基本是英国公债利息的两倍，这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18世纪中，英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有一半是用来支付国债利息的，也就是说，假如那时英国的国债利息跟法国的一样高，那么要么英国必须减少借债、要么使英国每年的所有财政收入都用来支付利息，前者会使英国的军力下降，而后者会使其政府破产。但正因为英国有着比法国远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使英国不仅能以未来收入为基础融到更多国债资金发展国力，而且需要支付的融资成本也比法国低一半。更强的证券化能力使英国可以筹到更多的钱用于发展国家实力，使英国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都一直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让不到两千万人口的英国主宰世界两个世纪。[3]

　　2.市场经济是一种不确定性经济，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市场上层组织来缓解，市场上层组织具有稳定性功能和再分配功能，也就是转移风险的功能。市场经济的实质不是风险，而是不确定性。根据唐斯的看法，不确定性是影响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力量，对付不确定性是社会中几乎每一个重要制度的一项主要功能。[4](40-52)按照经济学的分析，人们中有风险中性者，风险偏好者和风险厌恶者。这些人各占多大比例，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人们的投资行为时没有考虑到人们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差异。市场上层组织是一个高风险、高利润及高损失的领域，但是，它有利于整个社会和市场风险的下降，市场上层组织把市场下层组织的风险都集中、转移到市场上层组织中来。如农民在下层组织交易中的风险都可以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转移到市场上层组织中来；还有经济主体中有风险的交易都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转移到上层市场组织中。

　　市场上层组织是如何转移风险的呢？这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各种市场的功能及协同作用来转移和降低风险。如市场上层组织可以大大地深化金融（如资本市场），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如保险），转移风险（期货交易）等。二是通过企业家的互利性交易来降低风险。我们没有任何办法预测未来，但是如果社会中存在着足够广泛的各类企业家，他们能够从事足够广泛的各类互利性交易，包括为得到信贷和风险资本而进行的交易，这样的社会就能够覆盖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机会——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个人或单一机构可能的想象。[3](146)

　　3.下层组织是一种现期交易，而上层组织是一种远期交易，市场上层组织还解决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时间难题和跨际交易问题，具有前瞻性功能。市场上层组织是持续时间很长的交易。没有市场上层组织的前瞻性功能，人类社会的许多交易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市场上层组织更多地是与要素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如资本、合同等），它延续了投资者的生命，解决了投资者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矛盾。如有些人没有钱，但具有企业家的才能。有些人有钱，但没有企业家的才能。还假设社会中一些老年人有储蓄，但已经不可能再自己经营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如何解决这种“能力”（能利用资本并使其产生更高的收入报酬）与“钱”（资源）分离的问题？如果把时间（如某项最佳投资需要30年才有回报）和风险等因素引入进来，那么把分离开来的“能力”与“钱”结合在一起的机制及组织就更重要了。如奥尔森所说“为使某些生产性项目获得融资，一个持续运转、应用广泛的资本市场所要求的所有的制度都需要建立起来”。?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起一种产权密集型或契约密集型市场。市场上层组织是一种远期交易，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类社会“能力”与“钱”分离的问题。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有效解决“能力”与“钱”分离的问题。只有通过市场的上层组织才能解决“能力”与“钱”的分离问题。例如，许多没有后代的老年人，从理性的角度不会借款给这样一个项目（如投资的收益30年后才能得到），该项目仅在他们死后才开始支付回报，除非他们可以预期在一个较早的时间就可以售出其贷款或股票获利。莱索托说，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钱，缺乏的是把钱转化成资本的所有权制度。发展中国家资源的闲置主要源于缺乏把“能力”与“钱”结合在一起的市场上层组织。

　　三、市场上层组织构建的条件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上层组织？布罗代尔认为，市场上层构造的特点是：（1）追逐垄断性；（2）不进行明确的分工。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了这样的上层组织，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呢？在布罗代尔看来，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上层组织远离生产进行着抽象活动，并非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种思维定势的。即使一些发达国家在建立上层组织的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二、这种长远距离的交易会产生巨额利润，他们常会利用国家、利用官府来获益。从布罗代尔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上层组织的建立包括着垄断、风险、投机以及巨额利润等。没有了适当的制度环境，一国将被迫局限于从事自我实施型交易或只能从事市场下层组织有关的活动。

　　(一)有效的产权制度

　　产权的明确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上层组织发展的基础。这里的有效产权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短期来看，有效率的产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能使外部性内在化。二是从长期来看，有效率的产权是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的产权，它能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奥尔森所说，“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都拥有牢靠的定义准确的私有财产权。为了得到复杂交易和那些持续时间很长的交易的好处，社会中的个人不仅需要有从事贸易的自由，而且还需要拥有权利，对财产和抵押财产确立牢靠的所有权”。?④有人测算了49个国家保护外部股东和债权人免受侵占的法律，发现对投资者的保护越好，资本市场就越充分越有价值。

　　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上层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产权经济学强调财产权的买卖和分配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商品买卖。财产权的买卖与商品买卖相比，更有利于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资源配置。产权制度决定商品市场的结构和效率。商品买卖与市场形成的低级组织形态有关，而复杂的财产权的买卖（版权、商标、专利、大公司的买卖、连锁店分店与总店之间的权利买卖等）决定高级组织的形态。市场上层组织的运行是建立在权力系统有效运行基础之上的。

　　(二)法治化社会

　　法治，在制度上起始于法律对最高国家权力的严格限制。诚如洛克所论证的：法治的真实含义就是对一切政体下的权力都有所限制。所谓法治国家实质是国家权力受到有效制约的国家。市场上层组织是建立在法治化社会基础之上的。市场上层组织的建立与法治化社会的建立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什么市场上层组织的建立需要法治化社会来支撑？法治可衡量私有财产保护的程度。也只有在法治化社会里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维护法律和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首要条件，而且，许多社会之所以衰落，正是因为国家不愿意或无力保护财产的所有者不受盗贼或土匪的侵犯。[5](71)所有权指的是排除其他人使用某种资源的法律权力。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护一种资源及其成果不大规模地受公众的侵害，那么这种资源肯定会被滥用，而且很少有人会发现为改善这种资源而投资是值得的。与产权经济学家一样，刘易斯也认为，一旦所有的资源都变得稀缺时，对所有权的法律保护就会扩大到所有的资源。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所有权都是一种得到承认的制度，只是承认和保护的差异不同而已。没有这种制度，人类无论如何也不会取得进步。因为所有权的存在及其有效保护是产生激励的动力源。

　　巴罗关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分析中，法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法治与经济增长正相关。[6]有效的法律制度对于其他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中，人们会预计到谁违约了，谁违规了，谁最终就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许多制度的最终实施机制是在法律领域（如各种合同），但是更多的实施过程是在交易双方之间。许多合同的实施并没有经过法律，而是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制度与所有的正式制度是一种互补关系。正式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缺乏进入法治化社会的机会。法治国家是市场上层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另一个基本条件。市场上层组织中的交易是建立在社会网络、信任、合同甚至虚拟数字基础之上的，没有法治化社会的制度环境，市场上层组织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

　　法治化社会也是限制国家对上层市场组织干扰的制度保障。为什么上层组织在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布罗代尔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全面。首先，上层组织的发展存在一个“诺思悖论”的问题，即没有国家不行，有国家又有麻烦。能否突破“诺思悖论”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上层组织的关键。过多的国家干预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上层组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市场上层组织发展过程中，那些上层组织的参与者往往会利用国家来谋取巨额利润。政府能不能既推进市场上层组织的发展，又能从巨大的“诱惑”中走出来，是发展市场上层组织的关键。

　　四、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思考

　　我国在市场下层组织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不少方面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在上层组织上还是刚刚起步。从下层组织到上层组织的转变有一“体制的跨越性障碍”，市场上层组织的构造也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坎”。在某种意义上讲，目前我国市场化改革正在从下层向上层转变，如我国的期货交易、股票交易、期权交易、合约交易等都可看作我国上层组织的发展。下层组织是一种直接约束，而上层组织是一种间接约束。上层组织建立所需要的条件要比下层组织建立所需要的条件要复杂得多，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具备培育上层组织所需要的条件的。

　　我国市场上层市场组织发展缓慢的表现形式有：(1)我国市场上层组织发展的规模较小，增长速度缓慢。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占GDP的20%，公司债占GDP的5%，比成熟市场经济差得很远。我国其他市场的上层组织，如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及保险市场其发展规模与我国GDP及经济总量的增长是不相适应的。(2)我国市场上层组织从形式上看，似乎轰轰烈烈，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与下层市场的发展是脱节的，对市场下层组织的发展缺乏推动作用。数据显示，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指数和GDP的增长之间要么没关系，要么负相关；在香港上市中国公司的H股指数和中国的GDP增长之间显著正相关。同样都是中国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厂商和消费者做选择的重要依据，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企业的价值；只有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地反映商品的价值和产品需求的情况时，才能够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我们资本市场上的价格信号是不准确的，因此导致大量的资源流进了效率低下的A股公司，这些公司1年盈利，2年持平，3年亏损，价格信号的失真带来了效率损失。之所以价格信号不准确，问题就在于市场不能正常发挥功能，不能准确地为资产和商品定价。[7](3)由于我国市场上层组织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政府干预太多，寻租与腐化较为严重，如内部交易，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上层组织的发展信用度较低，不仅不能降低市场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市场的风险等。

　　我国市场上层组织的发展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政府几乎控制（主要是垄断）了整个市场上层组织；二是缺乏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这两个问题又有内在联系。正如奥尔森所说的，发达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个人权利得到最好保护的国家。这些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制度性机制以保护个人的权利，而个人的权利通常限制了政府自行其是地阻挠回报的变动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的程度，这些都是有效率和有活力的经济所需要的。如果个人的权利足够广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2](148-149)从奥尔森这个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发展市场上层组织的深层次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从法治化社会的建设入手，不断地限制或制约国家对上层市场的干预（或垄断）；另一方面，以完善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入手，在市场上层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真正使个人权利得到最好保护。而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①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35页。

　　②同上，第144页。

　　③同上，第143页。

　　④同上，第144页。

　　主要参考文献：

　　[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2]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Ｍ]．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3]陈志武．西方兴起，不靠掠夺靠制度[Ｊ]．证券市场周刊．

　　[4]（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5][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6]罗伯特.J.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许小年．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Ｎ]．经济学消息报，2005-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