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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分配评价中基尼系数与价值判断相容性分析
一、居民收入分配评价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价值判断是评价的一种表现形式，评价与选择有关，选择是评价的外化。“[1]价值判断被哲学家定义为，价值判断主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视角对特定事物状态的合理性进行的主观判断，包括绝对形式和相对形式，绝对形式认定某事物是好的或坏的，相对形式确定事物之间的好坏程度。价值判断内容中所参照的是价值判断标准，即判断者意欲促使某事物存在、维持某事物存在或让某事物消亡的意向。[1]收入分配评价中公平问题被予以高度重视，而特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公平的识别以及公平程度的衡量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价值判断。因此，价值判断在收入分配评价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价值判断对收入分配状态进行优劣排序时毖突破数量信息的局限性
收入分配差距与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有直接联系，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也经常被用来测度收人分配的公平性。但是，仅根据收入差距的大小难以得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的结论。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只给出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数量信息，而隐藏在不平等指标数量信息背后的细节是基尼系数等指标所不能衡量的。在未了解社会中的其他情况之前很难回答一个具有低基尼系数的社会居民收人分配是否合理。如果这个社会中的劳动力都是同质的，那么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和完全竞争原则可以认为这个社会收入分配是不公平的，尽管其基尼系数根据国际通行标准显示该社会的收入分配处于最佳的平均状态。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诸多指标即使没有任何误差，也只能客观地反映居民收入的相对离散程度。我们必须要在不平等指标所反映的数量信息基础上引入价值判断标准，才能对收入差距是否公平合理进行有效的判断。具有同一基尼系数的不同收入分配状态在引入价值判断标准的情况下，可以由价值判断主体对其进行优劣排序。
(二)价值判断对信息基础的依赖性为完善收入分配评价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价值判断标准会随着时间、空间以及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处于同一时间、空间和社会的不同的价值判断主体基于其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对某一特定的事物存在状态进行不同的价值评判。边沁标准功利主义的信息基础是各种状态下的效用总量。功利主义评价体系包括后果主义、福利主义和总量排序。后果主义主张一切选择都必须根据这些选择所产生的后果来评值；福利主义把对事物状态的评值限制在每种状态各自的效用上，而不关注权利、责任的实现或违反；总量排序要求直接加总不同人的效用，而不关注总量在个人之间的分配。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古典功利主义的公式，每一特定选择按此公式所产生的效用总量来评判。齐诺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强调人们包括财产权在内的自由权的绝对优先地位，该理论主张人们通过行使这些权利而享有的权益不能由于后果的糟糕而被否定，权利在政治上的显著意义远远超出这些权利的拥有者在行使这些权利时个人利益得到增加的程度。”[2]
关于事物状态的公平合理性进行判断的每一种评价性方法，都可以根据其采用这一方法作出判断所需要的信息来说明。显然，边沁和诺齐克的两种关于事物存在状态的价值判断标准拥有各自的信息基础，并且在各自的信息基础上都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我们将不同价值判断标准的信息基础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时，就会发现两种价值判断标准各自的优点和局限。古典功利主义试图运用不同个人各自的幸福或快乐的信息，其可取之处是按不同安排所产生的结果来评价各种社会安排，同时关注社会安排给人们带来的福利。功利主义的缺陷也来自其信息基础，该视角忽略了分配的作用，排除了权利、自由等非效用因素的作用。同时，功利主义视角采用的福利的观念本身很容易被心理调节和适应性态度所改变。自由至上主义则要求遵守一定的自由权和礼仪规则，并按照规则是否得到遵守的信息来评价事物状态，自由至上主义的信息基础也有局限性，它忽略了功利主义和福利主义所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以及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2]由此可见，通过对价值判断信息基础的扩展，可以使特定价值判断在一个更广泛的信息基础上发挥作用。在收入分配评价领域中，仍然可以运用这条思路，通过对收入分配评价标准信息基础的扩充来完善收人分配评价体系，从而使人们可以对不同时点上收入分配状况的合理性进行精确的评价。
(三)收入分配评价中价值判断标准权数的选择是收入分配政策实施的依据
赋予实物收人高权数的收入分配评价体系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对基本物品(如维持生存的食物)的使用权，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倾向实物配给(如向处于贫困线下的家庭发放食品券等政策的实施)。赋予实际收入高权数的收入分配评价体系强调，个体间实际收入的平等，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强调实际收入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支付(如个人所得税的超额累进制)。以可行能力(Sen，1998)为基础的评价体系则在更广泛的信息基础上审视收入分配状态的合理性。可行能力视角认为实际收入只是工具性变量，因而在采用该视角来评价收入分配状态的公平程度时，有必要着重考察就业、寿命、识字或营养状况等特定的可行能力变量。可行能力评价框架下的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也因其视角的广泛性从实际收入转移延伸至诸如降低失业、完善医疗设施和服务项目等政策上。由此可见，不同价值判断标准的选取引发出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因此，可以通过扩充收入分配领域价值判断的信息基础来促进收入分配政策的完善。
二、基尼系数与价值判断的内在联系
(一)价值判断的引入使研究者的视角从分布不平等的指标体系转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
基尼系数是作为一个表达分布不平等的指标而提出的，在长时间内人们只是把它和方差当作作用相似的分布不均等指标，若不考虑这些指标的社会福利涵义，就很难判断哪个指标比其他的指标更加合适。目前经济学家已发现基尼系数与社会福利函数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不平等程度越高，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就越大，从而使基尼系数的社会福利涵义更加清晰。
(二)基尼系数自身隐含着价值判断标准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自身隐含着对特定居民收入分配状态的价值判断标准。从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中可以得知，基尼系数作为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其评价功能主要是建立在居民货币收入这个信息基础之上的。在使用基尼系数对居民收入分配状态进行评价时，我们隐含地接受了基尼系数的价值判断标准：居民货币收入分布。贫困即货币收入短缺这一观点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已经具有了牢固的基础。以货币收人为评判标准具有两大优点：[2]第一，货币收入对个人所能做的事情具有重要影响，货币收入不足常常是导致饥饿、脱离社群生活等与贫困相关的主要原因；第二，货币收入与其他价值判断标准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测度性。
地的传统和风俗影响着个人从货币收入中所获得的效用。尽管货币收入具有较好的可测性，但用货币收入数值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测度个人福利水平的指标。货币收入数值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其数值的连续变化可能会导致个人福利水平的非连续性变化。例如，考察随着收人水平下降一个人面临饥饿的可能性：在某货币收入数值变动经过某一临界点时，这个人生存下来的概率可能会有一个急剧的下降。尽管收入空间两个不同数值之间的差距也许很小，但如果这一变动的后果是生存机会的巨大变化，在这个情形中货币收入的微小变动的影响可以是非常大的。[2]货币收入始终只具有工具性的重要性，在不知道收入差距在最终重要性空间中的后果时，我们无法得知货币收入差距的福利涵义。由此可见，在对特定的居民收入分配状态进行评价时，有必要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引入具有更广泛信息基础的价值判断标准。
(二)价值判断对湖南省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补充
1，湖南居民收人绝对水平的纵向比较中基尼系数对价值判断的补充。
在湖南省居民收入绝对水平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基尼系数无法对居民收入绝对水平变化中的居民收入分配合理程度进行精确描述。1978年湖南省的人均GDP仅为166美元(人均GDP不失为度量人均收入绝对水平的一项合适指标)，而当时湖南省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16，就基尼系数所描述的收入差距来说，湖南省当时的收人分配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处于最佳平均状态。2000年湖南省人均GDP上升为682美元，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32，为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两倍。[，]如果简单地按照基尼系数来评价湖南省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状况，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湖南省2000年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比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更为不合理。显然，这个结论是存在问题的。
在考虑绝对收入水平变化的情况下，1978午湖南省居民收入分配处于低收入水平下的绝对平均状态。这种绝对平均状态的形成与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与分配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湖南省当时高度平均收入分配的背后隐藏着不平等，这个特点主要反映在改革前的工资长期基本冻结政策和后来的工资普调政策。绝对平均分配方式对劳动者产生了反向激励：[8](1)不同工，却同酬，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地打击了具有劳动积极性的劳动供给者，而搭便车者获得了极大的激励。特别是这种制度通过冻结工资的方式固定下来，使预期性的激励也都不存在了。(2)产生生命周期上的不平等(赵人伟，1985)。工资的长期冻结会造成职工的实际劳动贡献与其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异，而且差异程度与职工年龄的高低呈反比例关系。工资冻结时间越长，低龄组职工在劳动报酬上所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3)造成了人力资本报酬的不平等。绝对平均分配忽略了劳动素质的差异性，高素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收益无从体现，其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这也是一种不公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湖南省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正好符合Kuznets提出的倒“U”曲线理论，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然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收入差距缩小。所以，2000年湖南省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较1978年基尼系数大幅度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湖南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路径，相对大的基尼系数也蕴涵着合理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能仅根据不同时期基尼系数的数值来评价不同时期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状况。
2．湖南居民收入绝对水平的横向比较中价值判断对基尼系数的补充。
(1)湖南省居民收入绝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的横向比较。湖南省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平均水平进行比较：1978年湖南省人均GDP为166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4美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5％，居全国第22位。改革开放以后的前十几年中湖南的人均GDP一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拉大，1994年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8％。“九五”时期开始我省的人均CDP增长提速，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九五”时期湖南省人均GDP增速比全国高1．8个百分点。湖南省人均GDP"十五”前三年继续保持比全国高1．1个百分点的水平，到2003年我省人均GDP虽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87美元，但达到全国的83％，为历史最高点，居全国第18位。[10]
湖南省人均GDP与发达省份人均GDP进行比
规范指数可以用来对特定的居民收入分配状态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态的优劣状况。规范指数在评判居民收入分配时具有比基尼系数更广泛的涵义。
四、结论
收人分配评价中基尼系数的信息基础是居民货币收入的相对离散程度，而货币收入的相对离散程度对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并不能做出精确判断。对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评价需要在数量信息基础上引入价值判断标准。基尼系数与价值判断的联系为价值判断进入收入分配评价体系提供了前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在更广泛的视角下选取价值判断标准来完善收人分配评价体系，从而为政府部门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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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统计年鉴编辑部．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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