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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经济批判中价值介入的方式的论文
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是马克思一生所着力的重心。他的经济批判不是对其经济事实单纯的价值评判或纯粹的抽象否定，而是一种融合事实与价值的批判。此种批判蕴含着一种“价值介入的研究方式”，即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人类解放理论等研究中，将特定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等德性价值或超越价值通过反思、评判等方式融入经济事实，而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深刻批判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此种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批判的经典文本中有多种方式。这既可通过对其文本进行解读而呈现出来，也被诸多学者的相关观点所印证。此论题的探究不仅是其方法论研究的拓新，也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质。
一、标立对应于经济事实的价值尺度
马克思在经济批判中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异化现象，并凸显此种经济现实朝向他所描画的应然世界的演进趋势，他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预设了一系列的价值准则或价值目标，并以此作为理据来论证现实的异化及其发展趋势。
在异化劳动理论的研究中，马克思借助于价值尺度的标立阐明了雇佣劳动工人及其劳动活动等方面的异化。他将非异化劳动的价值准则描述为“肯定自己”“感到幸福”“自由的发挥”“感到自在”“觉得舒畅”和“自愿”等等。而相对应于此，异化劳动就表现为“否定自己”“感到不幸”“受折磨”“遭摧残”“被迫”或“被强制”的劳动。劳动异化性质的确证只有借助于非异化劳动的价值准则作为参照才能得以说明。
在论述工人的劳动与其类本质相异化时，马克思更为明显地运用了标立价值尺度或价值目标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类特性或整体的特性表现为它生命活动的性质，此种类特性或类本质也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人作为一个种的本质而言，其活动或行为应该是自由的自己决定自己的，但在雇佣劳动中，工人既没有自由，也不可能自主地进行劳动。马克思正是借助于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这一价值预设而论证阐明雇佣工人的异化这一事实的。
在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标立了“真正的共同体”和“自主活动”等价值尺度。他基于这些应然价值的预设，对“冒充的共同体”及其“摧残生命”的生产活动等进行了深刻批判，阐明了他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他认为人们只有生活于“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己的自由，此种共同体是各个人的自由联合。“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获得的保障，也只有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自由，这样的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与之相对，马克思指出过去依存于国家形式的共同体是“冒充的共同体”，此种共同体的自由只是局限于统治阶级所具有的自由，而对于被统治阶级则是虚幻或桎梏。
此外，马克思还标立了“自主活动”这一价值尺度。他认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的生产活动是“摧残生命的方式”。而认为自主活动是充分的、不受限制的活动，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这里所设想的所有制是社会财富归全体个人所有并支配，此种占有与联合都是普遍性的占有与联合。他认为在以往的桎梏与腐朽权力被打倒和无产阶级能力得以发展的条件下，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会变成一致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发展，受制约的交往发展为个人本身的交往，而且，个人的“自发性”消除了。这里所描述的是马克思对私有制被消灭后的“自主活动”的设想，这是一种对应于被奴役而劳动的价值判断或选择。这一价值预设不仅可对比阐明资本主义现实劳动的异化，而且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演进描绘了前景。
在反思必然王国时，马克思借助于人作为目的本身这一价值尺度对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自由王国是在被强制的必要劳动或满足人们外在目的的生产劳动终止的时候才开始出现，因此，就其本性而言，其存在于必要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另一个方面或彼岸。马克思基于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关系阐明了这一问题。野蛮人为了生存必然要与自然界进行搏斗，野蛮人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王国，此王国伴随着人及其生产能力的发展不断壮大。而在自由王国中，野蛮人演变成为了社会人或生产的联合者，他们能够合理调节其与自然领域的物质转换，并合理控制此种转换，而不是让一种盲目的或自然力量来宰制自身。他们只需要耗费最少的力量或能量而在尊崇并适合人类神圣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此种物质的变换。马克思认为此种自由领域还是处于必然的领域，而只有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得以发挥，才能称之为真正自由王国的开始，此种自由王国只有基于必然王国才能得以繁荣。自由王国是必然王国的“彼岸”，只有人类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作为“待利用”的工具或手段在发挥作用时，建基于必然王国之上“真正的自由”就开始了。
二、价值介入下的事实诠释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诠释不是对其客观事实的纯描述，也不是基于价值预设的纯粹推导，而是在这些事实中嵌入了自身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解读与诠释。
在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强调要基于经济事实进行研究，他首先基于资本主义“当前的”经济事实，描述了工人的状况。他们的生产能力与其拥有的财富、所创造的价值与其本身的价值都是成“反比例”的，而且，人的生产是按照生产商品的“比例”而进行的。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一系列比例关系是一种数量关系，此种数量关系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经验材料归纳而来的。此种归纳不是纯粹价值中立的科学描述，而是渗透着马克思本人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其价值取向在于论证雇佣劳动者失去自由而处于多方面异化的处境之中。这既体现了他对雇佣劳动者的困苦、被压迫和被剥削弱势地位的同情，也体现了他对自由、平等与正义等价值准则与价值目标的不懈追求。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定位为一种工人与其产品之间异化的现实。他也运用异化或外化的劳动来表述这一事实，甚至指出对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分析，也就是对雇佣劳动现实的分析。他讲到，“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可见，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事实时，是将其作为异化的事实来分析的。此种异化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所作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的结果。也只有渗入对雇佣工人现实处境及雇佣劳动制度的不平与义愤，马克思才会得出劳动的异化这一确切判断。
在对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学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借助于价值选择或价值判断对其经济学所体现的经济事实进行了崭新诠释。他一方面指出他们的经济学未能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来揭示其所应得出的观点;另一方面批判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体制的违心辩护。此种批判彰显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不仅是基于经济事实及其历史发展的总结归纳，而且，在其中融入了马克思所作的———雇佣劳动关系并非和谐关系———这一与他们经济学观点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
马克思认为巴师夏和凯里都试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以往的经济学，并力图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或生产关系中的冲突来论证其和谐性。他指出，“他们两人从事写作的民族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却驱使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意向。”他们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在于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和谐性，从而抹杀其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并通过此种途径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辩护。
马克思认为巴师夏和凯里是非历史和反历史的。凯里把美国人的普遍性当作普遍性，巴师夏的普遍性则是无视一切国家的普遍性。凯里收集了大量材料，但并不是为了认识其内在精神，而是当作无差别的死的材料来处理，并将其用于论证自己的理论目的，论证他基于美国人的立场而抽象得来的观点。而且，他对这些材料并未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巴师夏所采用的材料是虚构的，这些事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从未发生过。马克思在这里点明了凯里虽然收集了众多事实，但未能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介入内在的与社会发展趋势相切合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而是迷恋于为资本主义社会而辩护。巴师夏并未基于历史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因此马克思将其斥为陈词滥调。
关于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巴师夏和凯里认为雇佣劳动与工资是固定的，而利润是具有冒险性质的，是变动性的。他们以此证明工人无权分得利润，并应安于一种相对于资本家的从属地位。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坚决批判。他解析了雇佣劳动历史产生的事实并揭示了雇佣劳动的否定性。就其历史演进而言，他认为雇佣劳动制度一般是基于奴隶制度及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也有的是基于较为原始的公有制度中演化而来的。而就其典型形式而言，其是基于行会与等级制度、实物或劳役作为收入的劳动形式、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和封建社会的小农业等劳动形式或劳动制度中演化而来的，只有这些劳动制度或劳动形式衰亡之后才可能出现雇佣劳动。所以，雇佣劳动体现为一些劳动或生产关系的解体。
巴师夏和凯里将以往劳动关系中的劳动收入、劳动内容、劳动场所和劳动规模等因素都理解为固定不变的，而马克思恰恰相反，他认为雇佣劳动是以往劳动关系的否定。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身是固定的，历史的事实只有一种。他与以巴师夏和凯里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家做出了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诠释，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可见，这里的区别不在于历史的经济事实与现实材料，而在于两者所持的价值尺度与价值追求不同。马克思抱着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批判态度，秉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个人自由发展的价值诉求，由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产生的历史事实归纳出劳动本身的普遍性，也得出了雇佣劳动是以往劳动形式的否定而且自身也将必然被否定的结论。
马克思基于历史经济事实发展演进的客观描述，同时嵌入价值这一超越领域或应然世界对其进行了诠释。此种诠释体现了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必然生发于现实的经济事实，而经济事实的发展趋势必然朝向普遍性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准则。
三、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理论建构
马克思在经济批判中，一方面紧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与现实条件，另一方面坚定指向并执着追求公平、正义和自由等为价值诉求的社会理想。他在处理经济现实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并非是将其看作截然二分的两条线索，而是基于现实事实中内在矛盾的揭示与分析，来呈现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内在融合。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通过资本与劳动这一内在矛盾的剖析揭示了异化劳动必然会被否定，而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实现的发展趋势。他基于异化劳动中工人与非工人的对立引申出对私有财产的分析，并得出私有财产包含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与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是一种异己的生产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成为了一种单纯的抽象存在，而沦为“绝对的无”或“现实的非存在”;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丧失了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规定性，而只具有在不同自然与社会中的同一性。马克思指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旦达到极点，就必然是此种矛盾发展的顶点或最高阶段，也就是异化劳动的被否定或未来社会的实现。
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包含能动的主体性劳动与客体化资本之间的对立，这是扬弃超越私有财产本身而走向未来社会的内在动力。他认为未来社会是人对异化的否定，也是对人真正本质的占有或复归于人性社会。未来社会的形成是基于以往社会的经济发展而生成的，此种形成过程是一种完全的自觉的演进历史。其是“通过人”占有自身本质的一个扬弃过程，是一种符合“人性”的过程。未来社会是私有制度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生成的。它不是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土壤的抽象社会或制度，也不是人们头脑中的主观臆测。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与未来社会是动态的统一。未来社会的“生成”活动既是其现实经验的产生过程，同时也是它被理解被认识的过程。朝向未来社会的革命的生成活动可以从经济运动中窥见其经验基础，也可在经济运动中窥见其理论基础。未来社会不是一个僵化的抽象，而是“生成着”的现实，对其理论的认识与把握也是“生成着”的。在1846年的《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一信中，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与平等社会的诉求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斥蒲鲁东割裂了平等这类价值诉求与社会现实运动之间的关系，他不仅借助“虚构”和“想象”来论证其固定僵化的平等观念，而且还自行发明分工、信用和机器等概念来论证此种平等观念。蒲鲁东停留于抽象的应然世界，而脱离其得以成立的经济现实基础，这就割裂了应然社会与实然的经济事实之间的关系。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私人交换制度”这一经济现实与未来社会这一理想统一于“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的分离”这一内在矛盾之中。马克思认为“私人交换制度”被未来制度取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私人交换制度”是未来社会的基础与胚胎，而未来社会制度是“私人交换制度”内在矛盾的产物，也是其必然发展趋势。
马克思指出“私人交换制度”下的等价交换沦为一种平等交易的“假象”，体现为一种生产的“表层”，此种生产不通过交换而占有他人的劳动。此种占有实际上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宰制。其形成基础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劳动者与其客观条件的关系变成了对他人的财产或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要“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这种私人交换制度，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造成对象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因而导致不通过交换而占有活劳动。” “私人交换制度”具有内在的不合理与不公平，但这是自封建社会以来资本发展的“必然的假象”，这一“假象”还将在“活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这一矛盾的作用下继续发展，最终导致“另一种制度”来取代这种“私人交换制度”。马克思主要揭示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内在原因与动力，并揭示了此种过渡的自然性与必然性，也凸显了未来社会与“私人交换”社会在相互对立基础之上的内在关联。
在论及“资本的流通过程”时，马克思也提出未来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运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直接的生产过程是不停顿的运动过程，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财富及其生产本身不断地得以更新。马克思引用了欧文《在曼彻斯特的六篇演讲》(1837)中的观点来论证“更高级的社会结构”基于“必要的准备阶段”而产生的必然性。欧文描述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工人“被置于极端绝望的境地”———他们大部分人享受不到健康、家庭的天伦之乐、闲暇以及童年时有益健康的户外游戏;他们失去了“真正的生活乐趣”。欧文指出，此种结果的造成并不是“个别人”的原因，这是“遵从”自然规律而发生的，这是伟大社会革命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条件与准备[8]。此种必要的准备阶段将向着更为完善的社会组织发展演进，并实现“新的联合”。此种“新的联合”具有所有成员足额的消费品以保证所有成员具有更高的品质，而且，新联合的财富也具有更高级的性质。欧文指出资本主义大生产及其制度，增长了人们的能力，使人们了解并接受新的原则与做法，这就成为了实现“更高级的社会结构”的必然基础。这里的“更高级的社会结构”不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必要准备阶段”相分离的，而是一种后者孕育前者、前者表现为后者必然趋势的关系。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重农学派”与李嘉图的经济学时，指出他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必然的东西，而忽视了它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的、暂时性的东西。他正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特定时期与特定条件下的事物，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走向未来社会或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他在评价“重农学派”时指出，他们“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形式……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可见，“重农学派”将此种现实生产方式视为所有历史阶段都具有的生产方式，这抹杀了经济事实与未来发展趋势之间的区别，只重视两者的同一性，而忽略两者的本质区别。
在批判李嘉图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有“界限”的，是有“相对性”的，只是走向更高级社会结构的准备阶段。他指出，李嘉图的经济学“以纯经济的方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出发，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表明了它的相对性，即它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历史的并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的有限发展时代相适宜的生产方式。”而且，马克思还指出李嘉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最利于发家致富或最利于进行生产的生产形式。这里马克思通过批判李嘉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对化、固定化的错误观点，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相对性和有限性。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局限性正是它终究要发展到未来社会的必然因素与前提条件。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或发展到未来社会是具有连贯性的发展过程，未来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作用的结果，也是它内在规律的必然体现。
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意义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价值介入的诸种方式不是基于资本主义抽象价值预设的逻辑推演，也不是纯粹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归纳。他朝着融合此两种研究方式的中间道路推进，此种研究体现为一种克服唯物与唯心二元分立认识路径的可能性探索。此种具有构成性、创造性特征的价值介入方式不仅构成了其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在支撑，也是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理论特质的内在原因。
第一，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异化劳动、生产关系及拜物教等进行了批判，其批判的立论依据离不开他的价值取向、价值准则等一系列价值诉求。这不仅是马克思揭示、反思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参照系，也是凸显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或革命性的内在因素。
第二，赋予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体现为基于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对雇佣劳动制度及其统治阶级的批判性，其科学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及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维护无产者的利益是批判有产者的价值目标，批判有产者又是实现维护无产者利益这一价值目标的手段。无产阶级是伴随工业化历史进程而产生的，其价值诉求体现着整个社会历史演进的发展趋势。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及其价值追求，必然要科学地认识整个世界，认识整个社会演进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对社会发展规律及其趋势的认识与把握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只有深刻认识并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才能使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实现其价值诉求。
第三，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基于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与把握才能对其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合理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又是正确认识世界的必要前提条件。马克思的价值介入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原则是基于他对世界看法抽象把握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认识与把握世界观时，他不仅嵌入了整个世界发展所呈现的价值规范，也嵌入了自身所认可并持有的价值意识。
第四，实现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经济批判的价值介入方式是将德性价值或超越价值嵌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并在事实与价值的张力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进行诠释与反思，而开出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等具有鲜明特质的崭新思想，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不是价值中立“冷冰冰”的社会或历史科学，而是实现了社会事实与自由、正义等价值诉求的生成性统一和自觉性契合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描述中蕴含一系列价值诉求，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支撑，如果抽去这些价值因素，马克思主义就会沦为它的反对者所竭力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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