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古盐业探源

渝东古盐业探源

摘要：渝东地区的盐泉大约形成于3500万年前的始新世——渐新世，分布在十几个县的广大区域，位于古人经常出入、必须光顾的河流岸边，容易被古人所发现。因此，渝东盐业是从古人在本能驱使下到盐泉处吸食盐水开始，在最原始的零点位上起步，经历了本能吸食、酝酿准备、自食起步、交换过渡、产业成熟五个漫长的时期。

关键词：渝东盐泉  古盐业　五个时期
 
◇代表。
 
 
渝东地区因地质与地貌的巧合，致使盐泉从全区各地山麓流出，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为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在长江两岸的巫溪、城口、巴东、奉节、云阳、万县、忠县、开县、彭水、武隆、丰都、南川、石柱等十几个县内的溪河边，分布着数百眼盐泉。如再加上相邻之湖北省清江流域的盐泉，则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这一得天独有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我国井矿盐的发源之地。但这里的盐业到底始于何时，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就进行一次大胆的探索。以就正于学界。
 
诸多的历史疑点
 
随着对三峡文化和渝东盐业史的深入，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库区内开展的抢救性文物发掘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用这些成果与原有史料相对照，便会发现渝东盐业的真实历史与传统历史观点（即史料记载）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疑点。只有直面正视、认真、努力破译这些疑点，渝东的盐史研究才能向更深的层次。为此，特在诸多历史疑点中举出几个与盐业有关的疑点，来进行探索：
首先，是史料记载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差距太大。早在20多年前，我就曾听到过一些传说，并看过一些史料，但总觉得这些传说及史料，对渝东盐泉之发现与盐业之起源的说法，不大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不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但又苦于没有证据，这个疑团便凝存于心……近年来，随着三峡库区内考古发掘的普遍展开，及新成果的不断出现，尤其是中坝遗址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又加上学者们对“巫咸国”和“巫臷国”的破译，这个疑团终于被解开，于是从未写过文章的我，便身不由己地加入到了渝东盐业史的研究中来。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差距究竟有多大，先来看忠县的盐业，据《忠县志》载：“旧有盐井溪，相传东汉关西夫子杨公伯超，见白兔饮泉，因而掘井，俗称◇、涂两井。”按此记载，忠县的盐业当始于东汉，但考古证实，这里早在新石器晚期，就已经建成了商品化、专业化的盐业基地和集聚地，有两千多年的差距，这个差距实在大得惊人。另据《四川省盐政史》载：“大宁盐井始于汉，卤脉自宝源山麓，地属袁氏。”但山海经中的巫臷国，早在虞夏之时，就已呈现出一派“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的繁荣景象，较之“始于汉”的记载，其差距也是两千多年。其他各盐场起始时间的记载，均为汉初或东汉，有的还更晚，最早的记载也不过公元前316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断层和大跨度的时间差异呢？这也许跟巴国的灭亡有关，因为渝东地区远古时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跟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即相似又同步。相似是指民族的形成，都是以占有盐泉之利的民族为核心，逐步发展、壮大、兼并、融合周围其它民族，然后统一成一个大民族，走向强盛而建立起强大的国家；近年来，不少学者研究《山海经》后认为，巫臷国与虞夏同时，巫咸国则在巫臷国之前，当与黄帝同期，这便是同步。任乃强教授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说到：“按《山海经》所传，巫臷兴，亦当与虞夏同时，可算得上我国上古时期两朵并蒂花，但它所在地不似中原那样宏阔开展，而是一个狭促崎岖的石灰岩山谷地区，所以，发展到了农业优先的时代，便不能不为巴、楚文化所代替。”这里所说的“并蒂花”，就是指渝东先民的文化，是独立于华夏文化之外的另一朵花。因此，它的早期文化不可能载入华夏文化的史册，后来便随着巴国的灭亡而消失，成为历史的断层，直到秦国统一巴国后，渝东的历史才开始载入华夏文化的史册。所以，各盐场的起始时间都记为秦末汉初，这恐怕就是渝东早期盐业出现历史断层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不单是渝东如此，南方其它民族的历史亦如此，范文澜编写的《通史》中就讲到：“远古时代就居住在南方的苗、黎、瑶等族，都有传说和神话，可是很少见于记载。一般说来，南方各民族中最流行的神话是“盤瓠”，三国时徐整作三五暦记，吸收“盤瓠”入汉文化，“盤瓠”成为开天阔地的“盤古氏”。这就说明，南方其它民族的早期文化，也没有载入华夏文化的史册，就连“盤古开天”这个流传广泛、家喻户哓的神话，也是三国时期才入编进册，与渝东先民早期无历史记载的情况十分相似。
其次，在研究渝东的盐业史时，无不涉及到巴人，而研究巴民族时，又无不涉及到盐。在渝东，盐与巴有着密不可分的渊缘关系，“盐、巴”确实不可分，因为盐是巴文化的基础，而巴人又是渝东盐的重要开拓者，故有“巴盐”之称。但是，巴人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謎，专家学者们也各持己见，至于谁对谁非，则不需评说，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自会有个统一的定论。不过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巴人不管他来自何方，也不管他何时来到，自他来到峡江以后，便靠盐而兴旺、发达，直到兴邦、立国，靠盐的经营而建立起盛极一时的巴国，后又因盐而引来楚、秦相争，遭至战祸，直到灭亡，即所谓因盐而兴，又因盐而亡，真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因此，可以说巴人从兴到亡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早期的渝东盐业史。但它又是一部不完整的渝东早期盐业史，因为渝东的盐业并非始于巴人，巴人是渝东盐业的开拓者但不是创始人，他所经历的只不过是先秦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从传说中的“盐水有神女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许”，这几句对话中可以看到，在巴人到来之前，这片广大的峡江流域，已有鱼和盐的生产了，其产盐范围已遍及全区，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可想而知，渝东盐业从原始起步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其间的历程难以想象，所以说，巴人涉足渝东盐业，距渝东盐业的源头还很遥远。
第三，前面提到的巫臷国“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以及“百谷所聚”的繁荣景象，和忠县◇井溪遗址所展示的经济集聚地的场景，虽然填补了渝东盐业史上很长一段空白时期，但仍然没有见到盐业的源头，因为这两处所展示的面貌，渝东盐业已经达到了商业化、专业化的程度，生产已有了相当规模，成为了古代重要的盐业生产基地和经济集聚中心，距离源头仍然十分遥远。
最后，关于动物引泉的传说。笔者在渝东各地考察时发现、凡有盐泉分布的地方，都有一个动物引泉的美丽传说，可谓是有盐泉必有传说，但将这些传说汇集到一起时，便会发现，这些传说全是一个模式、一个样子、一个套路，连动物引泉的时间都很接近和雷同。都是讲：有猎者在某处或追赶动物至某处时，发现了盐水，然后挖泉成井，开始煮盐。不同处在于有的说是白鹿，有的说是白免，有的说是白羊，还有的说是白斑鸠，这样，人们就不得不对这些传说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至少有一些地方的传说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之作。其实，盐泉只要能够流出地面，是很容易被人类所发现的，因为盐水与泉水流出地面有很大区别：盐水是热的，有热气冒出；盐水有气味，赋存于盐层中的硫化氢等同生气，流出地面时，会散发出一种刺鼻的臭鸡蛋味；盐水是咸的，尝之味甘；盐水有色，因卤水的透明度差，呈混浊状态，加之卤水中带色粒子和杂质的不同，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不过，由于渝东地区的卤水性质基本相同，化学成分亦很接近，故卤水颜色的差异较小，多呈乳白（略带翠绿或浅黄），有的稍为发黑，清亮透澈的也有，但极个别，没有代表性；盐水流经的沟底，有杂质凝结的垢物附着，清淅可见；边沿部分被太阳晒后有白色晶体，十分醒目，它以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全方位地向人们展示；况且盐泉又分布在河流岸边，与水源长期相伴，是原始人经常出入、必须光顾的地方，很容易被人类所发现。至于本能问题，它是由体内新陈代谢的需要所促使，所以，动物有嗜盐的本能，人也同样有嗜盐的本能，况且人还是高等动物，智商远远高于其它动物。不过，动物的一些器官经过长期的演变进化，对某些物体及其征兆特别敏感，再加上草食动物的觅食习惯总是头朝下，嘴接地，不停地在地面寻找食物，为区分食物与杂物，还往往先用鼻子闻一闻，或用舌头舔一舔，这样，就会先于人类找到盐泉，所以，笔者并不否认动物引泉这种客观事实的存在。从本质上讲，动物引泉的传说是真实的、可信的。但关键不在于人类是否需要动物的引见来发现盐泉，而在于被动物引见的时间值得商榷。从已取得的考古成果了解到，204万年以前，三峡地区就有人类活动，盐泉已先于人类流淌了几千万年，而且在有人类活动的时段内，时间越往前推，盐泉的数量越多，人类接触动物的机会也越多。但可疑的是，为什么在长达200多万年的时间里，盐泉就在人类经常出入的地方流淌，却没人发现，也不去享用；其间，人体所需盐分又从何来；为什么在人类与动物长期相伴的日子里，都没有学会识别盐泉，一直到2千年前才有动物来引见，且各地都是在这个时期才见到动物来饮泉。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盐泉一旦被发现，一下子就进入到了具有先进技术的人工井时代，那么人类在与盐泉和动物相伴的200多万年里，岂不是一直在长眠沉睡，而到了2千年前却突然醒来，猛然一跃，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显然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相符合。所谓传说，是指人们口头流传下来的，对某人或某事物的叙述。一般说来，多数传说叙述的都是没有文字记录前的人和事，时间通常都很遥远，且时间概念也很模糊，往往用“很早以前”或“从前”这类词语，不可能具体到某一年。渝东各地盐场的传说，都是汉代以后的事情，这时，已有全国统一的文字，完全可以直接记录，不需再用口头来传承。奇怪的是，在有盐泉必有传说的渝东地区，却没有一处有直接记录。史料叙述其事时，前面都有“相传”二字，这就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传说是秦汉以后，有人将远古时期的传说，与秦汉之后的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产物。如巫溪大宁盐场的公元前316年，正好是秦国灭亡巴国的时间。云阳云安盐场的公元前206年，却恰好是刘邦到朐忍(今云阳及万县、梁平、开县的部分地区)的时间。由此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盐场的起始时间，就把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与古代传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样的传说一经出现，其余各地便纷纷仿效，于是就有了全区千篇一律的传说。
以上几个主要疑点，笔者拟从史前时期渝东盐业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根据现有的地质资料、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进行探索，以追根溯源，寻找一种的阐释。但就目前的成果而言，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就此课题展开更加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渝东盐泉的形成
 
要寻根溯源，首先需要溯渝东盐泉之源。关于四川盆地盐矿资源的形成，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小波教授在《盐业史》2002.4期上发表的《四川盆地古代盐业开发的地质基础》一文，已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论述，我便可省去一些篇幅，这里只对渝东地区盐和盐泉的形成做些粗浅探讨。
从地质部门在渝东地区几十年地质斟探的成果中了解到：渝东大地构造位于四川盆地川东褶皱束东部，在川、鄂、湘、黔隆起带北西缘及大巴山弧形构造带南缘的结合部位。渝东盐泉除彭水郁山镇、城口明通外，均分布于三叠系地层中。三叠系中、下统嘉陵江组和雷口坡组是本区主要含盐层，除已溶滤破坏者外，残留盐体残存资源总量近7000亿吨。含盐系各碳酸盐夹层尚含有卤水，三叠系上统须家河组和侏罗系下统香溪组亦为本区重要含卤层，为渝东盐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郁山镇盐泉出露于奥陶系，与下伏寒武系含盐性有关。
三叠系盐矿经历了嘉陵江组和雷口坡组两个成盐期，但二者的沉积环境却迥然不同。当时，四川并不是盆地，而是华南板块的一部分，华南板块是从南大陆分离出来的一个古板块，二叠系末才运移至北半球，在大别山一带与华北板块相碰撞。与此同时，印支板块也和华南板块相撞，封闭了特堤斯海与太平洋的通道。嘉陵江期是构造演化的初期阶段，虽然上述三板块碰撞在一起，但华南板块北侧的秦岭海槽还存在，南侧的红河海槽也存在，华南板块东侧是太平洋，西侧是特堤斯海。华南板块成为一个四周为大海所环绕的碳酸盐台地。台地东西两侧边缘有两个长条形古陆，南北两侧有一些高地和沙堤。高潮期，高地和沙堤被海水淹没，沉积的是碳酸盐;低潮期，高地和沙堤又露出水面，沉积的是蒸发盐。台地内部地形较平坦，其古地理景观为浅水潮坪，四川因距海水补给地较远，西部又有康滇和龙门山古陆为屏障，故水体浓度较高，成为台地成盐区。台地碳酸盐沉积区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石膏约60万平方公里，盐矿约15万平方公里。沉积盐矿总量近5亿亿吨。后虽经三叠世末的古剥蚀和新生代表生淋滤两次破坏，目前仍残存有南充、万县、垫江、达县四个大盐体和众多小盐体，残存资源总量约3亿亿吨，其中，位于渝东地区的万县、垫江、达县三个盐体资源总量近7000亿吨。
雷口坡中期，因印度洋急剧扩张，印支板块的俯冲和挤压，使华南板块解体，沿中部出现一条近南北向走滑断裂，该断裂不仅切穿了华南板块，而且还切穿了华北板块，其东侧不仅向北进行了大规模推挤，而且整体上升为陆，使沉积区退缩至中、上杨子区，面积由100万平方公里缩小至50万平方公里。此时，秦岭海槽已消失，古构造格局由台地演化为台缘拗陷。沉积区面积虽缩小了，但拗陷的幅度加大了，特别是黔南生物礁堤的形成，使本区古地理景观演化为礁后泻湖。四川位于泻湖末端，由礁堤补给的海水经逐步蒸发浓缩，并最后在四川成盐。雷口坡期盐矿沉积规模与嘉陵江期相近，但因中三叠世末，古剥蚀破坏严重，目前，雷三段残留盐体仅有南充、威西、万县和建南四个，残留资源总量约2亿亿吨，其中，位于渝东地区的万县和建南两个盐体的规模较小，资源量不到100亿吨，对盐泉的形成及范围较小，雷口坡盐矿主要分布在更西侧的成都拗陷，已远离渝东地区。
盐矿沉积后，又经历了古溶蚀、压密成岩和热变质等阶段。中三叠世末，四川曾以泸州隆起为中心，整体上升为陆，使三叠系盐矿风化、淋滤和剥蚀。之后，泸州隆起核部三叠系盐矿层已剥蚀殆尽。渝东西部的雷口坡四段盐矿亦荡然无存，其破坏程度便可想而知。四川地区又接受了三叠系上统、侏罗系、白垩系的沉积，随着盖层厚度的不断增加，地热温度的不断提高，盐类物质遂进入压密成岩和热变质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均有大量脱出水从盐类物质中分离出来，运移至相邻储层中，形成卤水。早期以压密成岩为主，脱出水主要为晶间卤水，浓度和浓缩程度较高；晚期以热变质为主，脱出水则以结晶水为主，(结晶水为淡水)，对易溶盐类有极大溶蚀破坏作用。大量脱出水在迁移过程中，对于途中遇到的各种盐类物质，将产生广泛的物质转移和交换，在新的物理、化学条件下，形成新的稳定矿物，如硫镁矾、无水钾镁矾和某些杂卤石等钾镁盐矿物，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由高浓度卤水交换而成。
本区于三叠期后，受印支、燕山、喜山构造运动的影响，褶皱上升，逐步形成现今的构造格局。各高背斜含盐地层多已裸露地表，背斜轴部盐层早已溶蚀殆尽，目前溶蚀部位为背斜翼部，盐泉水化学指数具溶滤特征，说明和残留盐类物质有关。仅忠县大池干井背斜褶曲幅度相对较低，盐泉出露于须家河组，水化学指数具溶滤、沉积混合成因，说明混有一部分卤水，现在所见到的盐泉仅为残留部分，现有盐体是因深埋地下，又有良好的隔水层封闭才得以保存。由此可知：第一，渝东地区的盐矿资源，除郁山、城口外，其余地区皆赋存于三叠系地层中，形成于早、中三叠期。第二，渝东盐泉多数来自雨水对背斜翼部残留盐类物质的淋滤，然后从河流切割的低处流出，成为盐泉，属岩盐淋滤型表层卤。第三，因受区域压力的强烈褶皱、挤压和表生风化淋滤的破坏，浅部盐层大多已被淋滤无存，现在能见到的盐泉，仅仅是少量残存的部分。这三点对于我们了解渝东地区盐矿、盐泉资源的形成；认识古代人类接触盐泉资源的地理环境；、研究古人对盐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岩盐的形成到盐泉的出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第一，含盐层位要从地平面以下抬升到地平面以上。第二，覆盖在盐层以上的地表岩层，要遭受风化剥蚀，使含盐层暴露地表或有裂隙贯入其中，才能使雨水渗入到含盐层，卤水才有其来源和补充。第三，河流切割低处有盐卤层或贯通裂隙暴露地表，盐水才有可能露头，否则就形不成盐泉。如果盐水顺裂隙或岩层流入地下，窜不出地面，就成了地下卤或深层卤，也形不成盐泉。看来，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么，这三个条件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要由构造旋回——即某一特定地质阶段内的地壳运动来实现：四川现在的地貌、地势，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前之后的喜马拉雅期，喜马拉雅期是四川运动发展的主要时期，最近的一次重要变动期大体发生在早、晚第三纪之交，晚第三纪以来，地貌、构造的“四川盆地”才真正开始形成。我国不存在独立的燕山运动，燕山运动是和喜山运动一起，造成一个统一的构造旋回，早期以太平洋板块俯冲挤压作用力为主，晚期则是由太平洋板块作用力和印度板块作用力，组成一个统一的应力场进行的。渝东地区的构造格局是在旋回早期形成的，白垩世末，在太平洋板块应力场作用下，沿长江南岸出现了一条近东西向断裂，将华南板块中部近南北向断裂截为两段，北段即现今郯庐断裂，南段则被推移至湖南、贵州两省交界处，即现今桃园——三都断裂，致使该断裂西侧出现一系列平形排列的弧形断褶构造，七跃山以东为隔槽式构造，七跃山与华莹山之间为隔档式构造，这时，渝东地区的构造格架已基本形成，云贵高原亦已具雏形。
旋回晚期，四川盆地在太平洋板块张应力场和印度板块力场联合作用下，曾发生由南向北推挤和顺时针方向扭动，龙门山推覆体、大巴山弧形构造带相继形成，四川盆地构造格局最后定型。这一时期，渝东各背斜褶曲幅度进一步加强，并将其东北端压缩为“帚柄状”。
在构造变形过程中，蒸发岩和卤水均发生过大规模运移，盐类物质由翼部运移至轴部，甚至侵入更高部位，形成形态各异的盐构造。卤水属流体矿产，在构造变形中，受原有压力的破坏，必然由高压区向低压区运移，并最终汇聚在构造裂隙带。在这一过程中，固、液相盐类物质再度接触，发生广泛的盐类物质转移和交换，四川盆地广泛分布的杂卤石，多数是这一时期由含钾卤水交代膏岩所致。
旋回末期，渝东地区构造活动虽仍在继续进行，但表生风化、淋滤作用已开始进行，且随背斜上隆幅度的增高，风化剥蚀强度亦在增大，据大量勘察成果证实，本区各高背斜轴部盐构造普遍存在，在某些部位，嘉陵江四段蒸发岩已上侵至雷二段中、上部，褶曲强度更大部位可能会更高。由于盐构造的普遍存在，各高背斜含盐系上覆层张性裂隙必然十分发育，这对风化、剥蚀作用的进行和盐泉的早日出现，都是十分有利的。
综上所述，渝东盐矿大约沉积于22000万—20000万年前之间，卤水的分离和汇聚大约在距今15000万年前后。渝东地区构造变形始于6500万年前，上覆层的风化、剥蚀作用亦从这时开始。目前，各高背斜多已剥蚀至嘉三段，部分已剥蚀至二叠系，华莹山中段寒武系亦已暴露地表，可见，背斜褶曲幅度越高，剥蚀速率越大，盐泉形成亦越早。若年平均剥蚀率按0.1毫米计，则渝东盐泉的出现应在3500万年以前，各高背斜核部盐矿体的大量溶蚀在2000万—1000万年前之间，因高背斜翼部属无盐带，轴部盐矿体溶蚀后，盐泉即进入衰减期。由此可知：盐泉形成的初期，其数量随着地势的不断升高、裂隙的不断增多、河流不停地切割而增多，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之后则相反，随着盐层不断地被雨水淋滤、溶蚀，盐泉的数量将逐渐减少，浓度亦渐渐下降，经历的却是一个由多到少的萎缩过程。盐泉在3500万年前就已经形成，而人类的出现才200万年，人类对盐泉有目的、成规模的开发利用则更晚，只有几千年的时间，在漫漫3500万年的长河里，几千年的时间好比弹指一挥间，所以，人类并没有赶上盐泉的大好时期。古人，包括200万年前的古人，所接触到的盐泉资源早已进入到了衰减期，看到的也仅仅是残留下来的很小一部分而矣。
 古人留下的印记
 
前面探讨了渝东地区盐泉的形成，知道了在3500万年前，渝东的盐泉就已经形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我们的祖先去开发，但人们已姗姗来迟，错过了大好时光，赶在了后期，不过，就这残留下来的部分盐泉资源，已足够我们的祖先受用了。那么，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对待大赐给的这份厚礼呢，这里，我们不妨在古人留下的印记中去寻找些许线索，那怕是一星半点，都将有助于我们对古人开发利用盐泉资源的了解。
人类出现于第三纪和第四纪之交的更新世，在更新世早期，古人就在长江三峡地区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在三峡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及人类化石遗址达20多处，仅早期文化遗址就有6处之多，其中，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遗址，从1984年7月开始，经三年发掘，始获巨猿齿化石，次年又得到人化石材料，称之为巫山人化石，经鉴定其年代距今201—204万年前，巫山人化石被命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系我国境内发现最早的人化石，属更新世时期，比元谋人还要早30万年，人类学家称之为“亚州金牌”。在巫山人化石出土处，还发现大批动物化石，有脊椎动物120种（另有材料说达4000余种），其中，哺乳动物116种，此外，还发现石制品30件，骨制品多件。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更新世时，这里的先民就有了制作石器和骨器的，足见这里也是中华民族祖先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笔者注意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出土文物与早期文物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中、晚期的出土文物里，石器的数量和品种在逐渐增多，而动物化石的数量和品种却在逐步下降，并有植物化石出现：如旧石器时代的高家镇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1995—1997年，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重庆自然历史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在丰都县高家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共获得石制品2877件，非常丰富，以大、中型石制品为主。器类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此外还有较多的石核、石片等，制作质量高，以锤击、碰砧技术为主，亦有摔击技术的。地质时代大致相当于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初，距今约有20万年左右，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偏早阶段，石器的数量和种类较之早期有明显的增多。稍晚的长阳人化石遗址，1956年由当地农民，在三峡出口处的长江南岸，长阳县黄家塘乡下钟家湾的一个龙洞中挖龙骨时，发现一件人类上颌骨化石，次年考古人员又出土一件人类左下第二前臼齿化石，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早期，距今19.5万年左右。与长阳人化石共存的动物化石仅大熊猫、古豺、洞穴鬣狗、东方剑齿象、中国犀、竹鼠、巨貘等几种，动物的数量和种类较早期有显著的下降。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铜梁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种类更少，石器的品种则更多，并有植物化石出现。1976年，在重庆市西北60公里外的铜梁县西郊修水库时，在距地面8米的沼泽相地层中，发现了300余件石器制品和一批动、植物化石，石制品分为石核、石片、石锤、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六大类（同时期的丰都烟墩堡遗址，石制品多达1215件，共10几个大类。）其中以刮削器最多，达114件，器形可分为单直刃、双刃、复刃和端刃等。动物化石却只有东方剑齿象、印度象、巨貘、中国犀几种，而植物化石的种类竟多达67种，地质年代属晚更新世中期，据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21860­­—21240年。另外，在总共8层遗址的第4层和第5层上部，还发现了石斧一件和一些残陶器的复片，属新石器时代，显现了新、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地层上的直接叠压关系；二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末期，即距今20万—1万年前，远古人就开始由洞穴逐步转移到平川地带居住，在丘陵、平川地带聚集生活，到新石器时代，远古人的遗迹密集地分布于长江及支流两岸，这种变化充分证明，远古人的食物结构已发生了变化，从以肉食为主转向了以植物为主，获取食物的从以捕猎为主转向了以采集和种植为主。随着食物结构及获取食物方法的改变，其居住地也随之转移到丘陵和平川，以向水源靠近，这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即在以肉食为主的时期，人体所需盐分可以从动物的血液中得到补充，但食物结构改变到以植物为主时，人体所需盐分就缺少补充的来源，需要直接补充，而盐泉已在这里等候了3500万年，且分布在大小河流的两岸，与人类所需的水源相伴，所以，盐泉的吸引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古人向河谷、平川迁移，应该是食物、水、盐泉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其次便是水道，当物资开始进行交换以后，水道交通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到了新石器时代，其文化又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石器的数量更多、类型更完整、制作更精细；二是陶器制品的数量大、品种多；三是骨制工具和装饰品的大量出现。，三峡地区已发现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200多处，其中，巫山县的大溪遗址就具有代表性，仅此一处就可展现这三大特征，大溪遗址位于夔门东口长江南岸，在奉、巫两县的交界处，距巫山县城45公里，1958年、1975年、1976年，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四川大学、四川省博物馆、万县市文化馆、巫山县文化馆三次到该处发掘，发掘面积达570平方米，清理墓葬208座，出土文物1700多件，在文化堆积层中夹有鱼骨碴，文化遗存有陶器、石器、骨器，分为生产工具、生产用具、装饰品三大类。其中，生产工具以石器和骨器为主，生产用具以陶器为主，装饰品则石、骨兼有。石器工具有斧、铲、锛、凿、石杵、纺轮、石刀等；骨器工具有针、凿、匕、刮刀、矛、纺轮等；陶器用具有豆、盘、釜、曲腹杯、罐、钵、瓶、盆、器盖、器座及猪头形器等，色泽有红陶、黑陶、灰陶、红衣黑里陶，花色有素陶和彩陶，素陶的纹饰有戮纹、附加堆纹和缕空等，彩陶有白衣黑彩、红衣黑彩，彩绘有绳索纹、横人字纹、三角纹、网纹、草叶纹、直线纹和弧线纹；装饰品多为耳饰、项饰、胸饰三类，质地有玉、石、象牙、兽骨等，部分饰品上刻有锯齿纹、圆圈纹和平形纹等，制作技术普遍使用切割和钻孔，钻孔采用管钻法，分单面钻和双面钻。由此可以看到这些器具的品种齐全、做工精细、技术先进，较之旧石器时代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并不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重点，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层中的鱼骨渣和墓葬中的鱼葬品，这一现象已遍及到整个三峡地区。1993年在三峡工程坝址——中堡岛处，发现一鱼骨坑，深达1米多。在大溪遗址——中堡岛遗址，已发现了100多个这样的鱼骨坑，足以证明，三峡地区沿江两岸的先民曾普遍以渔业为生。但渔业必须要以盐业为支撑，因为鱼属鲜活产品，加之三峡地区气候炎热，鱼容易腐烂，必须要用盐来腌制，才能贮藏和保存，才便于运输和销售，因此，几乎所有研究巴族兴亡的学者们，在文章中都有“鱼盐之利”一说。前面曾谈到盐与巴不能分，而鱼和盐也同样不可分。首先，盐业保证了渔业的生存与发展，反过来，渔业生产又扩大了盐的需求量，促进了盐业的再发展，加之以渔业为生的先民有舟楫之便，可以将当地生产的盐运到更远的地方去销售，进一步促进了渝东盐业的发展，可以说，从事渔业生产的先民们，对渝东盐业的发展，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前面所说巴人是渝东盐业的开拓者就在于此。鱼业和盐业互相促进，构成了巴文化的基础，形成了巴文化的主要特点，成为渝东古代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忠县◇井溪遗址群出土的文物，则恰好与大溪遗址的出土文物相反。忠县◇井溪遗址群，包括哨棚嘴、瓦碴地、羊子崖（中坝）遗址，遗存的实物较为特殊，在这一地区内，发现了大量尖底杯、花边陶釜或花边圜底罐。尖底陶杯是一种直口无唇、薄胎斜壁，尖底的角状陶容器，花边陶釜或花边圜底罐，是一种口沿抹压成波浪状的鼓腹底的陶容器，器表从颈部以下布满绳纹。这些陶器的堆积相对单一，但数量很大，◇井溪遗址群的哨棚嘴 、瓦碴地、中坝遗址中都有各自的堆积层。根据这些陶器不能平放地面、数量多、品种单一的特点，考古单位初步认定它不是生活用品、而与某种生产有关。既然与生产有关，人们不得不问，它与什么生产有关？◇井溪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生产，能够促成如此量大而单一的堆积层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盐，除此，没有任何其它生产能够促成这样的堆积，因为◇井溪这个地方，历史上除盐之外，没有其它任何成规模的生产项目。相反，忠县的盐泉就集中在涂井溪和◇井溪两处，中坝是历史上的产盐重地 ，中坝遗址距长江汇合处只有6公里，落差小，水位平缓，每到雨季，长江的洪水可顺溪河倒灌，致使水位上升10余米高，这样，◇井溪的洪水，只能将中坝生产区堆积的陶片冲散，但冲不走，便一年铺一层，来年再铺一层，年复一年地堆积起来，就形成了现在看到的这种堆积状态。另外，在中坝遗址处还发现了几座龙窑，说是它窑，它却只有烟道而无窑体，呈长条形，没有放坯件的位置和空间，说明它并不是窑，实际上是煮盐的龙灶，由此便可看到渝东地区古代盐业生产盛况之一斑。除此之外，在大宁河下游的东坝遗址、巴雾河遗址、琵琶洲遗址、孔圣泉遗址及其它一些地方，都发掘出土了大量以绳纹为主的灰、红陶残片，与◇井溪遗址群的绳纹陶罐有相似之处，足见古人从事盐业生产留下的印记，在三峡地区比比皆是。
到新石器时代末期，渝东地区盐泉的开发利用，使巴国逐渐强大起来，但同时也遭来楚、秦两国的垂慕，成为两国觊觎与争夺的目标，春秋初世，巴强于楚，楚向食巴盐，仰给于巴，巴楚世婚，战国时巴已北徙其国邑，楚趁巴北迁国邑，疏于防备之机，侵夺并占踞渝东盐泉，至秦灭巴时，秦、楚之间为争夺这里的盐泉，展开了大规模的争夺战，先后持续了数十年，并形成拉锯局面，最后，楚国终于败走，巴国最终因盐而亡，楚国亦因侵夺渝东盐泉而遭来亡国之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亦在三峡库区多处发现的楚墓群中得到了证实，通过最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已清理出具有楚文化特色的楚墓近100处，这些墓葬主要集中发现于忠县崖脚，云阳李家坝Ⅱ区，此外，涪陵镇安、万州中坝子、奉节上关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墓葬。从这些墓葬的分布情况看，云阳和忠县是长江沿岸两个产盐重地，崖脚位于◇井溪与长江汇合处的北岸，是控制◇盐的要地，李家坝位于云阳高阳镇，距云安盐场仅20公里左右，所在之小江是开县温汤盐的必经水道，李家坝确系控制云、开两县盐运水陆交通的要地。此外，万州、奉节都有盐的生产，涪陵虽不产盐，但它地处乌江口，是控制彭水郁盐水道的重地。不难看出，这些墓葬所处的位置均与渝东盐的产地有关，而且都在运盐水道的重要位置上，控制住这些地方，就能保证盐税的征收，又可护卫运盐船只顺利发往楚国。从墓葬的数量看，盐的产量越大，墓葬就越集中，所以，位于产盐重地的云阳李家坝Ⅱ区、忠县崖脚两处遗址的墓葬最多，也最集中，云阳李家坝已清理出墓葬45座，忠县崖脚清理出墓葬20座，目前仍在继续发掘。从出土的器物看，自然少不了兵器，其中有剑、矛、銊等。这样，就将楚国军事占领巴国盐泉的历史面貌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了。盐业的逐步形成
 
前面已了渝东盐泉的形成和古人留下的一些印记，现在就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推论了。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根据盐泉遍布渝东全区、且远古盐泉的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盐泉又正好位于古人经常出入、容易被人类所发现的河流边上，以及盐水自动流出地面的特殊地理环境，古人对盐泉的发现与利用，绝不会是偶然性的，盐业的形成也不是突发性的，而是先从吸食盐水开始，从最原始的零点位上起步，然后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踏上漫漫征途，世世代代传承不息，一直走进的，与李冰在华阳偶然打出盐井的，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笔者认为，渝东地区的盐业，从起步、、到形成，共经历了以下五个历史时期：
本能吸食期——原始人在以吃动物肉，喝动物血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时期，体内所需的盐可以从动物身上得到补充，一旦离开丛林，改食植物，体内所需的盐就得不到补充，身体开始闹革命、全身无力、无法适应险恶的客观环境，为求得生存，本能促使人们到处去寻找盐泉。反之，原始人在没有找到盐泉以前，也不会轻易离开丛林和洞穴、盲目地向河谷、平川迁徙。人类在长期与动物为伴和追捕动物的过程中、或在寻找水源时，遇见动物舔食盐泉、或直接见到盐泉的机会是很多的。人类一旦找到了盐泉，便会经历一个互动交错的时期，即改变食物将促使人类去寻找盐泉，找到了盐泉又会促进人类食物的转变及向河谷、平川地带的迁徙，改变食物和寻找盐泉相互交错，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至少经历了几十万年的历程，才最终完成食物和住地的转变。从发现盐泉到生活用具出现以前，人类对盐泉的利用只能靠本能的驱使，直接到盐泉处去吸食，故称之为本能吸食期。在渝东盐业历史的进程中，这是最漫长的一个时期。
酝酿准备期——在陶器制品出现之前，人类会将某些物体当器具来使用，如某些瓜果的硬壳等，然后学会用木料、泥土制作器具，人类一旦学会使用器具，就会利用这些器具把盐水取回住地，慢慢食用。当人类学会用泥土制作器具时，必须将泥土器具风干或晒干，成为坯件后才能使用，但往里面装入盐水后，又会将泥土器具重新浸湿、变软，不便使用，因此，古人必须将它放置在火旁烘烤，才能防止泥土器具变软或漏卤，这样一来，装有卤水的泥坯器具在火旁不停地烧烤，时间长了，人们就会有两个惊人的发现:一是卤水经烧煮后，因水份蒸发而凝结成固体盐块；二是泥土器具烧久后会变硬，成为陶器。于是，盐块和陶器同时出现，成为一对双胞胎。这一时期，人类从采集卤水到烧煮成盐，已不再是由本能驱使的简单行为，而是受主观意识的支配，能动地去采集卤水资源，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最终将卤水烧煮成盐，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为盐业的起步准备了条件，从而与原始行为决裂，成为渝东盐业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故称这一时期为酝酿准备期。其酝酿过程与制陶技术的发明过程是同步的。
自食起步期——人类学会制盐技术后，起初只是为了自己食用，加之当初的技术落后，产量很低，只能满足自己食用，没有多余，纯属自己生产自已吃，并不拿去进行交换，所以，这时产出的盐只是产品，还不是商品。后来，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产品开始有了剩余，可以将多余的部分拿出来进行交换，而远离盐泉或不占有盐泉之利的人们，必然会拿出自己的产品去与之交换。从制盐技术的出现，到盐产品开始到市上场进行交换的这一时期，虽有盐的生产，却未形成产业，但盐业已开始起步，这期间产出的盐全部自食，所以，称为自食起步期。
交换过渡期——自从盐产品能够到市场上进行交换以后，人们便发现，只要手中有盐，就可以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必样样都由自己来生产。我们到黔江武陵山区考察时，在郁山镇就听当地的老盐工讲，“过去山区吃盐艰难，盐很贵重，在盐工中一直流传着‘手有一把盐，不愁没米下锅做饭’这样一句民谣”，并解释说，“哪怕家中只有一把盐，就不愁没米下锅，到煮饭时先把水烧上，然后再拿盐出去，回来就有米下锅了”。这是建国前至建国初期，盐巴在边远山区市场上进行交换的真实写照。近代情况如此，远古时代的状况便可想而之，从中可以看到，盐巴在产品交换过程中，具有驾驭市场的领先地位。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古人用陶罐煮制的盐，因石膏等杂质没有除去，呈锅巴状，故将盐称为“盐巴” ，在没有度量衡的时代，一块盐巴就是一个计量单位，既好计量，又便于携带，且还不腐烂，易于贮存，是具有货币职能的理想中介物，随时随地都能换回所需要的物质。因此，人们为了能够换回更多的东西，就得千方百计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能力、增加盐巴产量。这样发展的结果，就使一部分人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制盐专业户或专业制盐工，盐业逐渐向商品化、专业化，规模化过渡，而促进这一过渡的动力来自于交换，所以，称这一时期为交换过渡期，这期间，制盐产业已经出现，但还不成熟，是向成熟化逐渐迈进的一个时期。
产业成熟期——这里所说“成熟”二字，是就产业而言，并不是说这时的盐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及管理等已达到十分完备的程度，对于这些方面，时至今日，仍需不断改进、完善与发展，并永无止境，否则，盐业生产就会停留在某个历史阶段，不再前进、进化与发展。产业成熟的主要标志是：盐业生产已达到了商品化、专业化、规模化的程度，产盐之地已成为当地的集聚中心。在没有机械和热动力的时代，一个年产1千吨以上至1万吨左右规模的盐场，可以形成有5千至1万个产业工人的重镇，其繁荣程度便可想而知，这种繁荣景象笔者曾有幸亲眼目睹，前面提到的◇井溪遗址群和《山海经》中巫臷国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场景，就是盐业已进入到产业成熟期以后的景象。
以上五个时期，是渝东盐业形成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中间没有捷径可走，但其具体时间尚无法确定，不过暂且可按新、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几个时期，来进行一个大概的对应：即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以动物为主要食物，食盐有补充的渠道，人类对盐的需要无明显感知，对盐泉并不十分关注；但到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主要食物开始向植物转变，并开始离开洞穴和丛林，迁徙到丘陵及平川地带居住，对盐的需要十分敏感，从此，渝东盐业进入到本能吸食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将迎来陶制品和盐制品的出现，便将历史推进到酝酿准备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制陶和制盐技术已经出现，盐业历史进入到自食起步期；晚期则产业已经成熟，盐业已发展到产业成熟期；中期便是交换过渡期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上推论是以渝东地区盐泉资源之量多、面广、又靠近水源这个特殊地理环境；且人类在这一地区生活了200多万年；以及诸多考古新发现等客观条件为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些特殊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去推论，就没有前提和基础，推论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对于只有少量盐泉的某些地区，也不足以进行这样的推论，所以不能拿这个推论去随意框套别的地区。
另外，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西南石油局第二地质大队、索特云阳制盐公司、云阳盐业分公司和王华荣、史光明先生、涂天女士的大力支持，尤需一提的是，地质二大队的王华荣老工程师，亲自提笔为本文的地质部分作了校补，三峡学院的任桂园教授又对本文作了通篇校审，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资料
1、《忠县志·赋文》第二十三篇　733页
2、《四川省盐政史·场产》卷二　第二篇　11页
3、《山海经·大荒南经》卷十五　[全译本]　284页
4、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九章　五　231页
5、范文澜：《通史》第一编　第一章　第三节　92页
6、《后汉书·南蛮西蛮夷传》卷一百一十六
7、《四川省云阳县双江镇盐（岩）矿资源论证报告》第二章第二节　第三章第一节
8、《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第三章　第二节
9、《古生物学教程·地质时代、生物演化简表》　第五章　39页
10、《巫山县志·龙骨坡古人类化古遗址》卷三十　第一章　第一节　545页
11、郑若葵：《重庆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载《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
12、杨华：《长江三峡地区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载《三峡文化研究》
 
第三集
13、邹后曦：《三峡工程重庆库区97年考古发掘与收获》载《巴渝文化》第四辑
14、邹后曦：《1999年度重庆库区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载《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
15、任乃强：《说盐》载《盐业史研究》198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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