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异化现象的反思

时间：2023-03-23 11:06:11 经济管理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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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异化现象的反思

　　“消费异化(Consumption Alienation)”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们围绕消费异化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如何摆脱消费异化等方面展开了对消费异化的研究，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尔·W·阿多尔诺、H·马尔库塞以及维克托·弗鲁姆等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

对消费异化现象的反思

　　摘要：异化问题是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角度。符号异化在消费异化中表现尤为突出，过度符号化已经在人们的消费行为、日常生活、交往行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符号的过度化成为一种压制人的精神生活的巨大力量。符号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我们揭示符号异化现象提供了独特视角。

　　关键词：符号异化符号拜物教文化危机消费异化

　　当今社会，生活现代化与文化寻根相伴，物资产品丰富与精神空虚并存，社会生活的消费化与消费的社会生活化趋势明显。人们的消费、交往、娱乐等日常生活无不被符号化，符号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同时，也让我们陷入一个旋涡之中。

　　一、符号化及符号异化现象

　　卡西尔说，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①符号化的模式是一种先验符号能力的呈示，符号形式成了人自身创造的真正的中介。正是从先验符号功能出发，并“借助于这些中介，人类才能使自身与世界分离开来，而正是由于这种分离，人类才能使得自身与世界紧密地联结起来。这种中介物的特性表征着人类全部知识的特性，它同时也是人类全部行为的典型特征。”②人的对象化过程就是符号化的过程，认识主体的感知、思维过程离不开符号，可以说，符号将感觉材料秩序化、可理解化，感知的过程就是符号化的过程，而思维过程就是思维通过符号进行运作的过程。另一方面，人类利用符号的中介作用，建立了各种的文化形式系统，从而指导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离不开符号的中介作用，通过符号的中介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又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规范，人类生而能创造文化，又在一定的文化氛围、背景中按照一定的规范从事创造性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人的劳动所带来的必然命运，特别是在私有制生产关系条件下人的外化、物化、异化是人的最突出的生存境遇。异化的主要表现是：人的创造物，尤其是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支配人、统治人。马克思发现：“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③这表明：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的劳动产品，它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它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里所说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而劳动的对象化也相应的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因此，这种劳动的占有也就沦为异化、外化。这样，在私有制下，作为人的本质需求的劳动成为了一种压迫、异化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因此，异化劳动把人的自主、自由的活动贬低为手段，人类生活也就变成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之后，马克思将“异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用于指人的全部活动及其结果与人本身相对立。在这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的，即以历史的、实践的、批判的眼光看待的，人的异化是人走向革命、走向全面发展的准备阶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只有在它将大多人变为彻底的无产者，并且这些无产者与资产阶级世界相对立时才有可能消失④。

　　马克思所指的人的全部活动也应该包括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因此，符号异化本质上讲也就是文化异化，主要是指主体所创造的文化符号成果作为人摆脱物理实在的束缚进而解放自身的途径、手段与成果，但这些符号却摇身一变为压迫人、奴役人的异在力量，致使符号建构的主体沦为被动的、被迫的符号成分，符号成了人的主人，工具与目的倒置。作为创造物的符号及符号关系变为压制人、控制人的符号与符号关系，人逐渐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的地位，因而人的世界就受到符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双重压制。当然，符号异化是一种历史客观现象，它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也会在一定条件下消亡。

　　二、从商品拜物教到符号拜物教

　　符号拜物教。拜物教产生于原始社会，始于人们对那些被自己神圣化和神秘化的物品加以顶礼膜拜和祈祷。在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遮蔽。物与物的关系通过不断的重复被抬升被象征化，使商品获得一种神秘属性，似乎它获得了一种决定商品生产者命运的神秘力量。商品的这种神秘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拜物教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本质来讲，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借助符号能力构建了一套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和映像，它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加工、改造。符号世界超越了个人和社会，自成一文化系统、文化世界。符号拜物教一种符号异化现象。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人类创造符号为己所用，然而符号却成了一种异已力量，成了超越自己的神秘力量，反过来压制人，控制人，作为创造者的人反而成了符号的奴隶。

　　符号化消费。在马克思看来，物品是没有价值的，只具有自然属性即使用价值，只有当物品成为商品时才具有社会属性才有其价值，它的价值是由其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不仅有使用价值也有交换价值，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的数量超出了市场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商品间竞争加大时，符号价值的地位就越来越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在于意义的差异性，即通过符号显示与其它同类商品的不同。

　　从符号学角度看，符号就是表意，意义不在场是符号过程的前提。某种符号的大量出现，正表明某种意义的极其缺少。商品社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商家挖空心思去做的不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营销理念和商品或服务符号价值上，即产品附加值。通常看，所谓符号增添值主要是艺术增添值和虚荣增添值。特别是象征附加值，人们购买这些商品不是要占有它们的使用价值，而是这些奢侈品能够给购买者带来荣耀，获得一种社会认同和地位。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商品还是商品，并成为符号实用意义的成分。符号增添值不涉及商品使用性，因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变，但是却增加了商品的价值。

　　三、意义的空场与生存的焦虑

　　符号化信任。符号是感性载体与意义的结合体，一体两面，单纯的能指或所指不能构成符号。但是，由于意义往往处于流变之中，符号的感性形式即能指，常常被直接成为“符号”。波德里亚认为：“符号是一个实体，其是真实存在的，而其代表的具体事物则是因为符号的存在而得以阐明的。符号的根本特性可以被置换，在置换的过程中，事物被符号化。并且借助符号之间的联系获得新的真实的意义，这些意义处于流变之中，在符号的相互作用下产生新的意义”。⑤可见，随着符号意义的转换和阐明，人所面对的真实存在就被符号化，进而人所面对的就只能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随之被符号化，而人与人之间的符号化的交往也处于意义的流动之中。因此，在符号的世界里，个人的生存环境是流变不居的，一方面通过大量的重复与学习实践进入既定符号系统、意义世界，另一方面要不断的追逐与符号系统的不断扩增、意义的流变，如现代人对网络文化、不断涌现的新热词汇的适应等。在符号构造的网络系统中，物不仅与一定的功能相关联，更重要的是与其意义的流动甚至与其更高一层符号系统的意义有关联，使用者不仅注重物品的特别用途，更会从它的意义角度甚至全部意义整体上把握，这样物品就被意义所遮蔽，物品的世界就成了符号堆积的仿真世界，这个世界也就成了日常生活世界。在现代人看来，符号幻想所构筑的超现实的仿真世界，比被仿真的世界更具真实性，物品的符号意义更具真实性。因此，波德里亚指出：“物模仿了社会的本质，在无法通过恩赐拯救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自身对物的消费来实现拯救”，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⑥符号消费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将目光聚焦于物品的符号上，关注的只是物品符号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感和虚荣心的满足，物品的符号又构成新的能指序列之中并进入无限的延异，人们的生存也就只有在这种符号序列之中组织。

　　人的社会表现为一种符号关系社会，符号成为了维系人的交往的必备中介。人际关系就成为人与符号的关系，甚至符号与符号的关系。在符号所塑造的社会化世界里，以往的人人彼此信任改变了，由于符号关系的确立，人与人之间被强大的符号系统隔离了，人们与其选择信任他人，还不如选择信任符号更具真实感。“人们隔着符号，带着距离在消费中交流，并在激情与眩晕地构建着的符号系统中产生安全感。背靠符号信任，我们才能诗意地栖居在消费社会中，并无可避免地强化了消费社会的符号关系结构。”⑦

　　自我危机。在某个时期，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自我的相对稳定是每个人存在的基本要求，这种相对的稳定是个体各种社会身份的基点和依托。现实中，自我为了适应社会身份的变化的压力也会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或异位也要求在一定范围。但是，一旦自我的相对稳定受到强大的危险或压力，变化的幅度和范围增大并变得无法把握，自我就变得痛苦、焦躁不安。精神分析学家莱恩认为：“个体可以将自己经验为真实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人;在通常的环境中，他与周围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他的身份和意志自由也都毫无问题;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在性，以及内在的价值;他具有空间上的扩张性;最后，他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他既然降生于世，就决定要走向死亡。要是这样，个体就获得了存在性安全感坚固的核心。”⑧如此，一个拥有存在性安全感的人，身处于自我的生活世界，能够依赖自身与现实之间稳固的联系，而得到对自我的身份的确认，也就能够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

　　马克思曾憧憬：“工业社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因此就使我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⑨的确，理想的自我选择享受身份的充分能力，只有在理想社会才能实现，反之，只有在自我享有充分自由的身份选择权的社会，才能实现自我的充足性。

　　但在当代消费化社会中，符号表意过分复杂、泛滥，不是让人身份自由，而是要求人采用的身份过多，过于异己，从而形成了自我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雅斯贝尔斯看到20世纪人类的精神状况的变化，以及由这一变化所引发的精神问题的紧迫性：“同这些时代的人相比，今天的人们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⑩现代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身份被文化的复杂的、多样的表意活动所胁迫，自我的稳定性被不断的打破以致身份集合难以进行自我建构，这种建构力的丧失继而将自我抛入焦虑的深渊，无可拯救。

　　娱乐至死。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电视传媒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字文化，即使是非娱乐性的信息也被包装成娱乐形式，一切都成了好玩的表演，严肃问题被打破被娱乐化。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令人思索：相对于波兹曼的严肃问题娱乐化，我们的问题是娱乐问题严肃化，这种严肃不是对问题本身的严肃，而是一切为了娱乐，一切依赖娱乐，娱乐成了拯救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但娱乐涉及符号的另外一个方面，即载体与意义的间距或者衍义。娱乐就是当下的快乐的当即实现，并不指向任何意义，娱乐就是娱乐本身，除了娱乐再无其他说明，娱乐不再需要接收者的理解或无限衍义。艺术也能给人带来愉悦，但那不是娱乐，艺术的文本具有意义价值，可以进行意义的无限衍义。娱乐的文本随着娱乐的结束也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因此娱乐是符号当即的崩解消融，是能指和所指的同时呈现，当然也同时结束。

　　生存的焦虑。人所创造的符号寄托了人类深度的道德象征性和情感价值，人在社会实践当中使用符号，符号是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基本中介，人与符号须臾不分。但在当前社会中，人与物、符号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与物、符号走向分离甚至对立，人所创造的符号成为异己力量，人与符号的紧密互动联系逐步松动、分离，符号远离了人。这种变化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符号系统性越来越强，规律性越来越大，符号文化系统越来越趋于独立于它的创造者，最终成为人的异在者限制人。人与自己的所创造的符号相分离，也就是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相互淡漠化甚至抵制化，这种人与符号分离进而对人产生压制的状况就是人的符号异化现象。作为人的创作物的符号系统越来越庞大复杂，人却原来越失去主体性，并越来越被符号所支配，难以抗拒符号力量，而逐渐失去创造者的支配地位。

　　现代社会中，符号世界加速扩张，人们日益感到被巨大的力量所控制，越来越找不到主体地位，越来越被虚无化。日常生活中，人们借助符号便利了生活，规范了行为程序和各种社会活动，但是一旦人与符号间的关系出现错位，符号获得高于人的力量之时，人就变的无所适从茫茫然。获得巨大力量的符号按照自己的逻辑不断展开：刺激购买欲望的商品广告、携带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标语、极富吸引力的公共产所的涂鸦等无不显示着符号世界的扩张与人类生活空间的后退与被侵遭遇;社会流行时尚、不断更新的话语体系、各种时髦服饰等主导着日常生活世界;人被各种有符号系统支配的社会机构所控制。人所面对的是一种强大的控制的力量，这种力量越来越强大，人越来越渺小。在这种符号巨人面前，人所做的只有随波追流，他虽然活着，但却没有存在感。人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却不得不忍受符号带来的各种压抑和束缚，不得不在符号确定的框架下循规蹈矩，不得不远离人的本真世界，终其一生。人成为了符号人，人的存在就表现为一种符号的自我形式。现在，主体精神的张扬、个体精神的发挥与归属已被符号所构制的系统所支配，人与符号成为一体。

　　注释：

　　①[德]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②[德]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2～93页。

　　④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页，第37页。

　　⑤⑥[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杜，2000年，第3页，第2页。

　　⑦周慧之：“符号信任：消费社会的关系维持”，《社会》，2002年第7期，第22～23页。

　　⑧[英]R.D.莱恩：《分裂的自我―对健全与疯狂的生存论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31页。

　　⑩[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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