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效果量化研究述评论文
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乃至全球趋同是国内外会计界近年的热点问题。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有96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釆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我国作为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为基础制定本国会计准则@的国家，会计改革的进程迫切需要准确把握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具体效果。科学客观地回答这一问题，对我国会计理论的创新和会计实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于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效果的研究，最近5年的研究范式基本完成了由规范研究主导向经验研究主导的转变。前者一般是比较我国会计准则（CAS)与国际会计准则（AS)具体条款的异同，在理论分析、系统比较和逻辑判断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数据库的多方位开发，更多学者利用量化方法和经验证据对我国会计国际协调的成效进行检验。本文回顾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效果的量化研究文献，旨在全面而清晰地把握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效果，指出目前该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根据现有文献研究视角的不同，本文从CAS与IAS具体条款的协调程度、基于CAS和AS的会计报表数据差异、会计信息含量差异和会计盈余质量差异四个方面对前期研究进行回顾和评价。
一、CAS与IAS具体条款的协调程度研究
对于此类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釆用的方法是赋值分析法、判定分析法和平均距离法。王静和孙美华详细对比了我国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与对应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异同，根据对比点的差异程度区分了5种情况，分别赋予不同分值，由此计算出各项准则的国际协调度，再将各项准则的国际协调度加权平均，得出我国会计准则总的国际协调度。其研究结果为：CAS与AS的总体国际协调度Z值为0.1P，这反映了研究当时我国多数准则与国际准则相比仍存在一定差异。王建新（2005)釆用类似的方法，计算出CAS与AS全面比较的协调度Z值为0.42排除由披露原因造成的差异后，协调度Z值为0.45④王建新进一步分析的结论：我国已颁布的16项准则与对应的AS相比，高度协调占25%，中度协调占50%低度协调占25%这说明从总体而言CAS与AS已达到中度协调，但还有许多准则尚待制定。王治安、万继峰、李静（2005)则釆用了判定分析法和平均距离法测量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度，其结论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总体上协调程度较高，但仍保留了适度的差异，并且计量项目的协调度略高于披露项目的协调度。
上述研究为CAS与AS在具体条款协调效果方面从新的角度提供了量化证据，试图直观地反映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程度的高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此类方法的明显缺陷在于：准则各项目对比点的选择、赋值权重的设定的主观性较强，由此削弱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
关于准则项目对比点，由于不同准则体系下的同名会计准则涉及的方面往往存在差异，加之准则项目不尽相同，对比点的选择实际上存在一定困难。鉴于目前关于准则项目对比点的方案很多，建议此类后续研究寻求权威性的准则项目对比点。笔者以为，德勤会计公司作为我国会计准则咨询机构经过十几年积累而形成的CAS与AS/IFRS比较点是得到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认可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可以作为此类后续研究的基准。
关于对比点差异程度的赋值，也值得进一步研究。ArcyandOrdelieide(2001)关于会计惯例国际比较的矩阵表明，不同准则体系下的会计方法异同之比较十分复杂，不同准则对于同一业务会计方法之间的差异程度因具体方法而异，有的甚至多于六种方案。因此，应当考虑结合使用其他方法来衡量准则条款的协调程度。
二、CAS与IAS下会计报表数据差异的研究
这类研究是指通过考察基于CAS与AS的会计报表数据差异，来评价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效果。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从我国发行B股的公司分别按CAS与AS披露的净利润（或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差异入手，考察会计报表数据差异的程度和变化趋势，以此来反映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效果。这类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B股公司按CAS报告的净利润与按AS报告的净利润差异总体显著且大体呈下降趋势。前期研究认为两者差异显著且境外报告净利润通常小于境内报告净利润，但这一差异有逐渐减小的趋势。如：李树华（1997)以1996年沪深AB⑤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此类公司境内外报告的税后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且境外报告的净利润通常小于境内报告的净利润。ChenGulandSu(1999)研究了沪市B股公司1994?1997年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结论是CAS与AS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导致沪市B股公司报告的净利润按CAS报告的净利润高于按IAS报告的净利润，差异稳定在20%?30%的水平。李东平（2000)以1992?1998年沪深B股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1995年后B股公司境内外报告的净利润差异总体上呈现出减少的趋势，特别是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实施后其差异显著降低了。
后期此类研究的结论比较分散。ChenSunandWang(2002)以1997?1999年的沪深AB股公司为样本，认为1998年《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有关准则实施以后，既未消除也未缩小AB股公司境内外审计净利润的实质性差异。徐经长、姚淑瑜、毛新述(2003)则发现2000、2001年的AB股公司基于两种准则的净利润差异显著，但2002年的差异不再显著；盖地、卢强等（2004)以沪深两市B股上市公司2002年度报告披露的会计数据为依据，发现随着《企业会计制度》和更多的会计准则的颁布，我国会计准则、制度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披露的净利润差异正在减小，而且差异项目也发生了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徐经长、姚淑瑜、毛新述（2004)以《企业会计制度》实施前后的2000年、2001年和2002年AB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净利润、净资产以及两者对比的净资产收益率三个方面判断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程度。该研究发现，2001年一系列会计改革以来，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在2000年和2001年仍存在实质性差异，而2002年则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净资产2000年和2001年境内外均无显著差异，而在2002年却出现了显著差异。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我国会计标准允许一些项目（如债务重组收益和减值准备的追溯调整）绕过利润表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造成的，这些规定一方面提高了净利润的稳健性，其结果缩小了按CAS与按AS计算的净利润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拉大了两套标准计算下的净资产之间的差异。
2沪市B股公司基于两种准则的会计信息的差异率高于深市B股公司。这一现象在李树华（1997)的早期研究中就已经被发现，李东平（2000)，蒋义宏（2001)的研究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一般认为，地域差异、会计改革基础的差异以及两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差异是造成两市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也进一步说明准则的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环境影响。
3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公司基于两种准则的会计信息的差异率比只发行B股的公司高。蒋义宏(2001)认为与AB股公司相比，只发行B股的公司无法向境外投资者增资配股，丧失了为增资配股而进行利润操纵机会，因而其所披露的会计数据更为谨慎。这也说明了公司治理机制会影响到会计准则执行效果。
4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会影响其所审计B股公司基于两种准则的会计信息的差异率，但关于差异走向的结论尚不一致。黄海玉（2003)认为由近亲公司?审计的净利润差异率比非近亲公司的小。而王跃堂、张莉、赵子夜（2004)认为“十大”境内事务所审计的AB股公司境内外审计利润比非“十大”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差异的幅度实质上更大。
笔者认为，对基于CAS与AS的会计信息差异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尽管净利润指标具有综合性，但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财务报告，值得进一步探讨。后期已有学者（徐经长等，2004)认识到这一点，并结合我国国情对研究变量作了改进，引入净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进行差异分析，得到了更有说服力的结论。第二，会计信息差异的比较应扩展到分析影响差异的`原因，比如，哪些因素导致了差异，这种差异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应釆用哪些措施减少这些差异，等等。
三、CAS与IAS下会计信息含量差异的研究
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最终效果很大程度体现在不同准则下会计盈余决策有用性的对比上，因此这类研究大多考察IAS与CAS下会计收益同股票回报的相关性，由此推断信息含量差异。
关于AS与CAS下会计收益与股票回报相关性的多数研究表明：按IAS调整的财务报告并无增量信息；AS下的会计信息并没有显著更高的价值相关性；某些情况下CAS较之AS下的盈余数据的信息含量更高。如，洪剑峭和皮建屏（2001)的研究认为1994?1999年间，基于AS的会计收益与股票回报的相关性并不比基于CAS的高，按AS调整的财务报告并没有为投资者带来增量信息。DanHu对1994?1999年沪市B股公司的研究发现CAS下的会计数据同B股股价更为相关。潘琰、陈凌云、林丽花（2003)比较了2001年AB股公司基于不同准则的会计盈余在不同市场下的价值相关性，指出按CAS提供的会计盈
余数据比按IAS提供的盈余数据更有信息含量。李晓强（2004)主要釆用调整的回报率模型和调整的市值模型检验2000?2002年AB股公司AS与CAS下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发现AS下的会计信息相对于CAS下的会计信息并没有显著更高的价值相关性，而CAS下的会计信息的作用却略强于AS下的会计信息。LinandChen(2005)对1995?2000年沪深AB股公司的研究也发现：CAS下的盈余和账面净资产在A、B股定价方面更具有相关性；CAS下的盈余与A股市场的股票回报更为相关，其盈余变动会反映在B股市场上。但BaoandChow(1999)却提供了相反的证据。他们对1993?1996年沪深B股公司的研究认为，AS盈余和账面净资产对B股公司股票价格有更大的解释力。
综上，关于基于CAS与AS信息含量研究的总体结论是：从CAS与AS下会计信息含量差异的角度来看，CAS与AS的协调程度不高，现阶段釆用我国的会计准则能够向投资者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得出以上结论的原因，一般归结为我国缺乏有效的基础制度，以致需要企业会计人员更多职业判断的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当前环境下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较之国际会计准则更具刚性的我国会计准则生成的信息更为有用(EccherandHealy2000)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会计准则更适应我国当前环境的需要（陈瑜，2004)。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信息含量的研究前提是“有效市场能够判别出不同种类信息的有用性”。由于我国股票价格存在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因此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来解释此类研究的结论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CAS与IAS下会计盈余质量差异的研究
我们把针对盈余管理考察CAS与AS协调的研究归入此类。虽然有关我国会计盈余质量的研究很多，但从检验CAS与AS下的会计盈余质量差异入手，考察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效果的研究却并不多见。王建新(2005)借用修正的DNES模型和直接运用线下项目两种方法估计非正常应计项目，借以衡量盈余质量。他通过对AB股公司2001年会计准则改革前后的经验数据的分析发现：AB股公司在CAS与AS下的盈余质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环境条件下完全釆用国际会计准则也不能显著地提高会计盈余质量；从国际化过程来看，两种准则体系下盈余质量差异的绝对值变化显著且逐年减少，说明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改革的形式协调（准则协调产促进了实质协调（实务协调戶，从而提高了会计盈余质量。
但正如魏明海（2003)指出的：尽管盈余管理是导致实质性协调与形式上的协调之间差别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但盈余管理与会计协调毕竟是两类性质不同的事件，它只是会计协调程度众多解释变量中的一个。我们认为，盈余管理作为人为改变财务报告数据的手段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之间的关系主要在于其涉及会计政策选择和变更部分，而业务重构甚至财务造假之类的盈余管理则与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毫无关系。因此，借用盈余管理考察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效果的研究应当特别谨慎。未来进行此类研究时，应注意辨明盈余管理与会计协调之间的关系，确切识别被管理的盈余与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及其变更之间的联系，科学地确定特定盈余管理及其构成部分被管理的程度的测定变量，合理地解释盈余管理对会计协调程度的影响。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最近5年关于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效果的量化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大多仍处于模仿、移植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结论从总体上可以概括如下：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程度在逐步提高；我国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较之国际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早期高近期趋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促进了实务的协调。
但是，由于上述成果的研究角度、样本及期间的选择、主要变量和釆用的方法不同，结论难以取得一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对同一对象的检验由于方法不同而出现相反的结论。诚然，釆用不同方法研究同一事物是为科学研究所倡导的。但是，在量化研究领域唯数量而数量是不足取的。很显然，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效果的评价亟待进一步研究，需要更为可靠的研究方法和经验证据来支持，特别需要对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样本选择和变量选取的代表性、样本期间的制度背景等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否则，极可能误导会计准则国际协调的政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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