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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
谁是谁非，暂且勿论。我们先排列出尽可能多的原始材料，必要时以按语略加相关说明。
材料一，《晋书•左思传》曰：“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已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枕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只增繁重，览者阙焉。’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注：《晋书•左思传》，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册，总第1522页。）
按，关于左思创作《三都赋》的情况，上引唐修《晋书》本传记载最为完整、详细。左思产生这一创作欲望的时候，正当其妹入宫。构思结撰十年，其间担任了秘书郎，访问过张载。赋成以后请皇甫谧为序。其后，张载、刘逵、卫权等分别为作注解，加之张华赞叹不已，于是都下竞相传写，洛阳一时纸贵，以至于使陆机为之绝倒。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正史人物传不惜篇幅，详叙一篇作品产生的始末，包括创作欲望、命题构思、资料准备、设计谋求创作的环境与条件、访问专家、冥思苦吟情形、赋成求序细节、学者专家的热情，以及读者的轰动效应和文坛上的巨大影响等等，如此泼墨如云地交代来龙去脉和戏剧性情节，确实不多见。然而左思荣幸非常。太康“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只有左思事迹入于《晋书》之《文苑传》。
材料二，《世说新语•文学》曰：“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6-247页。）
按，这里提到的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是皇甫谧，一是张华。皇甫谧卒 于太康三年(282)，时年六十八岁，《晋书》有传。他的著作很多，本传谓“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据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皇甫谧撰有《南都赋注》。以此可以看出，皇甫谧也热衷于诗赋创作，尤其对“京都”题材的赋作感兴趣，那么，左思《三都赋》撰成以后向他求序，原是在情理之中的。张华(232-300)在平东吴、建殊勋以后不久，受到自以大族出身为荣的荀勖的忌恨离间。于是，“（太康）三年春正月……甲午，以尚书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注：《晋书•武帝纪》，见《二十五史》，第2册，总第1256页。）。正月甲午日即正月十八日。张华虽然功著，但当时朝中实际地位不算很高，尤其在受武帝冷落的时候。皇甫谧确实是个大名士，武帝尝借与他两车之书，而他一生却是自甘寒素，数辟不就，数征不起。如果说史载之事，即左思赋成后示之张华，而张华建议左思询求高名之士如皇甫谧者之事属实，那么在时间上看，这只能是太康三年(282)正月十八日以前的事。
材料三，《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曰：“思字太冲，……及长，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司空张华辟为祭酒，贾谧举为秘书郎。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ｊｉǒｎｇ＠①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上（止）。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ｌéｉ＠②＠③，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思别传》又曰：“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6-247页。）
这一材料，一是涉及到《三都赋》撰成与改定，二是涉及到《三都赋》序注到底谁人所为。
今查《文选•三都赋•蜀都赋》，其有句曰：“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ｓｈū＠④忽而曜仪。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注：《文选》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75页。）此四句文字与上引《左思别传》所载相较，显见有所改易。又，《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四引张骘《文士传》所引《蜀都赋》文字，与《左思别传》相较亦有改易。可见，《三都赋》被竞相传抄流播者非只一种版本，应有初稿、再稿、三稿等等。所谓当“齐王ｊｉǒｎｇ＠①请为记室参军”，“时为《三都赋》未成也”云云，应是从定稿的角度而言。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撰成与改定，无疑是两回事，但一旦遇见死抠字眼的人，那道理未必于他能讲得通。而如果此君既死抠，又为了成见或是宿怨，那非把大家抠糊涂不行。《左思别传》之作者究竟何许人，今不可考知。其乃“不重”左思之“齐人”乎？抑亦“《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而令“思意不惬”之人乎？未可知也。沈玉成先生尝谓此君“厚诬古人，迹近今日之所谓‘人身攻击’”（注：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3期。）。此言得之。
再说第二个问题。因为《三都赋》序注问题，《左思别传》中又提及张载、挚虞、卫权、刘逵诸人。
张载前后三为著作郎，第一次在咸宁年间，第二次在太康年间，第三次在惠帝末、怀帝初。左思移居洛阳以后，一面构思《三都赋》，一面兼做秘书郎工作。此间张载因受知于傅玄，而起家佐著作郎，这就是说，咸宁以后，左思与张载已是在朝僚友。并且，左思与张载还有一共同之处，即：貌陋至丑。这在《世说新语》中有所描述。当时潘岳与夏侯湛则因“美容止”被誉为“连璧”，出则同游，洛阳女子萦手于道，投以花果。而左思、张载出游，洛道老妪唾之，顽童掷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左思与张载的共同语当更多一些。再一点，张载之父张牧在太康时期及以前，在蜀中任职十数年，为蜀郡太守、益州刺史、西夷校尉等职，关于张载“随父入蜀”，“随父在蜀”，“至蜀省父”，累见述于史传。所以张载旅蜀经历非止一次，其较早“随父入蜀”，“随父在蜀”大约在咸宁后与太康初之前，甚至有比这个时间更早的可能。这就是说，太康三年以前，左思完全可以访岷、邛之事于张载。左思自泰始八年(272)移居京都，到永兴元年(304)举家适冀州，久居洛阳长达三十余年。惠帝永熙元年(290)，陇西王司马泰代石鉴为司空，左思为司空祭酒。张载太康中第二次为著作郎后，此时为太子中舍人，不久，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那么，太康初左思赋成之后，至张载出任地方之前，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张载为同僚两度的老朋友注《三都赋》，尤其为注其中之《蜀都赋》，那简直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左思别传》作者谓张载与左思“交接亦疏”，所言已完全失实。
挚虞是皇甫谧门生之一，在他今存作品中，赋这一体裁占了绝大多数。他对文章体裁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不仅编有《文章流别集》，且著有《文章流别论》。据《左思别传》作者语气来逆向推测，挚虞亦曾序注左思《三都赋》，只是其赋注今已不存。显然，序注大赋，属皇甫门派之学。挚虞研究文章流别，是对其门派之学的合于逻辑的发展与发扬光大。
刘逵字渊林，济南人，元康中为尚书郎。永康年赵王伦执政期间，刘逵先后任黄门侍郎、侍中等职，但他对司马伦的态度，大约也像陆机等人一样，阳奉阴违。据《晋书•赵王伦传》：“或谓（孙）秀曰：‘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梁王肜以诛伦。’会有星变，乃徙肜为丞相，居司徒府，转准、逵为外官。”又据《晋书•傅祗传》：“及（赵王）伦败，齐王ｊｉǒｎｇ＠①收侍中刘逵、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从后来处理结果看，刘逵也没有参与赵王伦篡位禅文的撰制。依刘逵仕履推测，至少在元康年间他与左思是同僚关系。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曰：“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张载再任著作郎与刘逵为中书郎，或许同时，皆在太康中，故相与为左思《三都赋》作注。
卫权，字伯舆，陈留襄邑人，魏司徒卫臻之孙、晋武帝卫贵妃兄之子，曾任怀县令。元康初，汝南王亮辅政时，卫权被擢为尚书郎，而此时左思被陇西王泰辟为祭酒。即此可以看出，卫权与左思，既同为皇家外戚，又同在朝堂互为僚友，那么，卫权注解左思《三都赋》显然也在情理之中。据《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裴松之注语：“（卫）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无论《叙》文辞如何，也无论《注》有否发明，总之，卫权撰有《三都赋略解序》，此为事实，此为《左思别传》的又一个有力反证。根据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所述内容以及卫权和左思的仕历，又可以看出，先有皇甫序，继有张载与刘逵注，而后有卫权略解及序。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极有可能撰于元康初年其与左思为僚友之时。
由以上辨析已不难看出，《左思别传》在叙事论人方面大有问题，绝非信史。所以严可均指出：“别传失实，《晋书》所弃……今皇甫序、刘注在《文选》，刘序、卫序在《晋书》，皆非苟作……《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注：《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左思别传》严可均注评，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册，2302页。）
材料四，王隐《晋书》曰：“左思专思《三都赋》，杜绝人流之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注：《初学记》卷十二，《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三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80页。）
按，《唐六典》十引《晋书》曰：“左太冲为《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中。”此《晋书》是臧荣绪《晋书》呢，还是别一《晋书》呢？不得而知。不过，“秘书郎”也好，“秘书郎中”也好，尽管说法有些差异，但左思构思与撰作《三都赋》期间，曾申请任职于皇家图书馆，此亦为史实。并且，从臧荣绪《晋书》有关记载看，左思当时心想事成，实现了这一愿望。
材料五，王隐《晋书》曰：“左思少好经术，尝习钟、胡书不成。学琴又不成。貌丑口呐，甚有大才。博览诸经，遍通子史。于时天下三分，各相夸竞。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眩曜。其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后乃成之。”（注：《文选集注》卷八引，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8页。）
按，这里所叙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晋灭吴之时，《三都赋》尚未撰成。其二，左思访吴事于陆机，时间应是太康元年、二年陆机被俘在洛之际。“后乃成之”，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关键一句，万万不可忽略。正由于左思初访吴事于陆机时，《三都赋》尚未撰成，陆机在《与弟云书》中才有“伧父”之讥，谓待其成以覆酒瓮。当然，左思后来修改《三都赋》的长期过程中，仍然存在再访吴事于陆机的许多机会。
材料六，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
按，臧荣绪所叙有一点须注意，即左思“构思十稔”期间被“征为秘书”，事在“赋成”之前。
材料七，臧荣绪《晋书》曰：“张华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都邑豪贵，竞相传写，都下纸贵。”（注：《北堂书钞•赋》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44页。）
按，张华为《三都赋》作序的确切时间，依“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这样的辞句语气推敲，当是在赋成之初。张华既赞之，又序之，复建议左思“询求”“高名之士”如皇甫谧者。
材料八，《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
按，关于张载、刘逵各自所注到底为《三都赋》中的哪一部分，又有不同说法，《文选集注》卷八陆善经注曰：“臧荣绪《晋书》云：‘刘逵注《吴》、《蜀》，张载注《魏都》。’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今虽列其异同，且依臧为定。”（注：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9页。）陆善经“依臧为定”，其实不妥。张载入蜀多次，左思亦访张载以蜀事，当以“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为是。
以上我们胪列并梳理了对《三都赋》疑案有关的各种重要史料。对于史料文献中提到的“事实”，我们的原则是，无反证便信其“有”，存在反证方证其“无”，疑似之间则存疑。通过去伪存真，我们将一步步获得更加可信的结论。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完全对立的两项不能同时为“真”，亦不能同时为“假”。一个为“真”，另一个必“假”。反之亦然。《左思别传》谓永宁(301-302)年间“齐王ｊｉǒｎｇ＠①请（左思）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然而，上述大量文献史料一再表明了张华对《三都赋》的赞赏。假如齐王ｊｉǒｎｇ＠①执政时左思此赋犹未成，那么一、两年之前，即永康元年(300)，张华已经被杀，他对《三都赋》的咨嗟赞叹又如何能成为可能呢？毫无疑问，《左思别传》的说法严重违背了史实。《左思别传》所言有“假”。既然如此，陆侃如先生所藉为推论前提的《左思别传》已“无足为凭”，因此，谓《三都赋》成于太安二年(303)之说，事实上不能成立。
在用作逻辑推理的关系项中，有所谓的“与”的关系、“非”的关系、“或”的关系，等等。上述之例便属于“非”的关系。《三都赋》之序注，到底是自为，还是他为，此乃相反的一对命题，非此即被，不可能同“真”，亦不可能同“假”。其实，并非所有的考据推论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还往往会碰到“或此或彼”的关系。史载左思结撰《三都赋》期间尝为秘书郎，所以，确认左思担任秘书郎之时间，对于判断《三都赋》之作年，关系特别重要。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此”材料表明，元康年间左思被贾谧举为秘书郎；但又有“彼”材料表明，自泰始八年构思《三都赋》的十年期间，左思亦曾担任秘书郎。所以，牟世金和徐传武先生谓“（公元）295年左右”左思于秘书郎任上作成《三都赋》，此一结论实际上为或然性结论，而非必然性结论。
史传记载，太康(280-289)末，陆机、陆云“并入洛”，既如此，陆机《与弟云书》中不得谓“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而更重要的是，关于皇甫谧作《三都赋序》一事无从否定。故姜亮夫先生认为《三都赋》成于元康元年(291)或稍后之说，不能成立。
史载陆机入洛以后左思《三都赋》犹未成，陆机初入洛在太康元年吴灭之后，则左思此赋不得成于吴灭之前。且又有关于“成于吴灭前说”之反证二：一，王隐《晋书》曰：“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炫耀。”（注：《文选集注》卷八引，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8页。）二，《文选》注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注：《文选》卷四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74页。）由此可见，傅璇琮先生谓《三都赋》作于吴灭前之说，不能成立。
那么，左思《三都赋》究竟撰成于何年呢？太康三年皇甫谧去世之前，左思撰成《三都赋》并向皇甫谧求序之事，能否得到确认呢？经过去伪存真，我们看到，可藉以确证左思《三都赋》撰成于皇甫谧卒之前的下列条件同时存在：一，左思访张载以蜀事；二，左思被征为秘书郎；三，吴、蜀已灭；四，张华在洛；五，皇甫谧在世；六，太康元年(280)陆机入洛，太康二年(281)陆机归吴；七，泰始八年(272)至太康三年(282)，正所谓“构思十稔”。由此可见，左思《三都赋》作成于太康二年春季陆机自洛归吴以后、太康三年正月张华出洛都镇幽州之前。而最为肯定的时间应在太康二年(281)，从泰始八年(272)至此恰好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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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同去一加八
＠②原字石加雷
＠③原字石加激去氵
＠④原字修去彡加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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