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尧文化

时间：2023-03-02 23:43:43 历史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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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尧文化

　　论文关键词尧华夏晋南陶寺文化高邮
　　论文摘要尧文化是标志着华夏文明孕育形成时期的文化，它发祥于华夏族、华夏文明的肇兴之地晋南，这已为陶寺文化遗址群所证实。高邮发祥说，无论是论证的方法，还是论证的结论，都值得商榷。
　　
　　尧是华夏文明的始祖。尧文化是标志着华夏文明孕育形成时期的文化。从《尧典》以来，有关尧的记载都比较具体明确，又和考古资料基本吻合上看，尧是真实的存在，他是人不是神，以尧为代表的尧文化也不是超越历史的。在中华步入构建和谐的今天，为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谋求的和谐发展，给尧和尧文化以科学的认定是必要的。下面，就什么是尧文化、尧文化发祥于晋南、与高邮发祥说商榷三个方面，谈谈我们的看法。不当之处，希望学术界专家指正。
　　
　　什么是尧文化
　　任何一种历史文化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内涵。尧文化亦不例外。我们认为，尧文化并非单一的陶唐氏部落或唐尧一个人在位时的文化，它应该是包括虞舜在内的我国原始社会向第一个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在华夏族的中心地域内，吸取诸多地域文化的先进成果，融合、升华为一体，发展到华夏文明形成时期的文化。尧文化形成的时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夏禹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参照《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中皇甫谧考证的五帝在位年代①，推定华夏族人文初祖黄帝始建华夏部落联盟是公元前2500年～前2400年间。尧舜在位是公元前2200年～前2070年间；尧文化形成的地域，是司马迁所说的，舜“之中国践天子位”［1］的“中国”，（《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论证说：“中国”之称最初见于尧舜，尧舜所都，指晋南一块地方）②。尧文化形成的内涵，是同时具备了文字、铸铜器、宫城、礼仪制度等华夏文明形成的标志。以上时间、地域和内涵三位一体，缺一都不可称之为尧文化。
　　尧文化是具有综合体性质的更高一个层次的文化，虽然其中含有诸多地域文化的因素，但这些因素都不能取代尧文化的主体地位，而且在未融入尧文化之前，他们也只能是一种有着自身特征的地域文化，是绝不能称之为尧文化的。正如氢元素和氧元素化合成水，在未化合之前，氢是氢，氧是氧，是不能称之为水的。我们说尧文化的发祥地，是指最早形成尧文化的地方，而不是尧文化中的某个因素来自什么地方。在讨论尧文化及其发祥地时，这是首先需要界定清楚的。
　　
　　尧文化发祥于晋南
　　尧文化发祥于晋南，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晋南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肇基之地
　　晋南地处黄土高原东南部的“三河”之中，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结合部。这里有宽阔的河谷台地，土质肥沃疏松，加之古代气侯温和湿润，适宜于木石农具耕作和农作物生长。地势高，能防水灾；方便，易于各部族的聚集、交流、融合。又有硕大的天然盐池，无疑是先民们发展原始和定居生活的好地方。
　　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在陕西兴起的炎帝部落向晋南地区发展，从山东及东南沿海一带兴起的九夷部落也以蚩尤为首向晋南一带扩张，他们先后与从北方迁到河南新郑一带壮大起来向晋南地区进发的黄帝部落相遇。于是，为了争夺晋南地区的战争，便在公元前2500年～前2400多年间发生了。先是炎帝“侵凌诸侯”，黄帝“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2］。“阪泉”在什么地方？大都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而沈括的《梦溪笔谈》则认为在晋南的运城盐池附近。我们认为前说不足为据，因为争夺晋南地域的炎、黄两家，绝不可能离开晋南，率领部众到千里之外的河北去决一雌雄。后说可信，一则运城盐池位于晋南，就地争战，乃兵家常事；再则，据《梦溪笔谈·辩证一》说：“解州盐池方一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有溢，大旱未尝涸”。《说文》解：“坡者曰阪，一曰泽漳也”。阪泉其实就是坡泉，此与《梦溪笔谈·辩证一》描述的地势正合。结果，黄帝“三战而后得其志”，打败了炎帝部落，并与其结成部落联盟。
　　后来，由于东方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又“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3］。“涿鹿”又在何处？说法也不少。不过，和阪泉不在河北同样道理，涿鹿也绝不会在河北或晋南以外的其他地方。《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涿鹿“或作‘浊鹿’，古今异字耳”。“鹿”与“陆”同音假借，“浊鹿”又可“浊陆”。运城解州镇西25里有浊泽，《史记》载：战国时期，赵、韩伐魏，两次交战于此，说明浊泽一带乃战略要地。由此看来，“浊陆”可能就是浊泽边的陆地。浊陆一战，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4］“中冀”指冀州之地，晋南正在此范围之内。擒杀蚩尤后，黄帝“乃命少昊请司馬鸟师，以正五帝之宫”。“鸟”是东夷的氏族图腾，“五帝之宫”是部落联盟的主庙。意思是命少昊统领东夷的氏族部落加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于是，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这“天子”的说法，虽属后人附会，但从此在以晋南为中心的“三河”地区，建立起以黄、炎部落为主体、包括东夷等氏族部落在内的部落联盟却是真实的（这意味着来自北方、西方、东方以至南方的地域在晋南与中原文化的碰撞结合）。黄炎部落联盟地处中原，人多势盛，号称“华夏”。《说文》曰：“华，荣也”。引申为光华、兴盛；“夏，中国之人也。”引申为中原大族。“华夏”就是兴盛的中原大族。
　　从此，华夏族、华夏文明进入了孕育发展时期，到尧舜时，随着、民族文化融合的不断扩大加深，遂成为一体，以龙图腾为族徽的华夏族，以文字、铸铜器、宫城、礼仪制度为标志的华夏文明终于形成。
　　二、陶寺文化遗址群的证实
　　发现于晋南襄汾县的陶寺文化遗址，是一处规模恢宏的反映龙山文化晚期发展到极高水平的文化遗址。该遗址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从地域上看，它西临汾河，东靠塔儿山（古称崇山或唐山），北距古平阳（今临汾市西南）仅10余公里，恰在尧文化中心的晋南地域之内。从年代上看，根据碳素年代和树轮年代测定，约当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恰把黄帝阪泉、浊陆之战，始建华夏部落联盟到尧舜时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形成囊括其中。遗址以公元前2200年左右为界，分为连续发展的早、晚两期。早期反映着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孕育发展；晚期反映着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孕育形成。陶寺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但印证了晋南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肇基之地，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华夏族，华夏文明从孕育到形成的发展过程。
　　下面着重就陶寺文化遗址晚期的出土情况，对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孕育形成加以论证。晚期1000多座墓葬，成组成排地集中在一起，基本为成人仰身直肢单人葬，头朝东南，没有人殉现象，虽然仍属氏族的埋葬方式，但墓型上已出现了大、中、小的明显区分。大墓极少，占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墓穴宽大，墓主皆有木棺，随葬品丰厚，多达一、二百件，其中有成套的漆木器、陶器，还有表示身份高贵的鼍鼓、特磬、彩绘蟠龙陶盘，以及玉钺等礼器。而小墓最多，占到总数的80%以上，一般无葬具，也无随葬品。大、小墓葬相差如此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贵贱等级有别的严重程度。据此推断，大墓的主人当属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权贵，小墓的死者必是氏族部落中的一般平民。这与文献记载的尧舜军事制时期，私有制发展，阶级分化严重，国家权力机构萌生的情况相吻合。尤其是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铃，专家们认定是中国早期铜器中年代最早的复合范铸造品。在居住地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有朱笔书写的“文”字，古文字学家确认与殷墟甲骨文属同一系统，其字型结构与甲骨文十分相近。晚期遗址中，近年又发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城址，还有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的宫殿区，和祭祀区内1400多平方米的天文观测遗迹。文明时代指阶级社会的形成，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和标志，是铸铜器、文字、宫城建筑、礼仪制度的产生。这说明到尧舜时期，以尧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已经孕育形成。
　　陶寺文化遗址晚期的大墓中，一般都有一件红彩或红、白彩绘的蟠龙纹陶盘出土，表明唐尧时代是把赤龙作为华夏部落联盟的图腾加以崇拜的。这和《汉碑·咸阳灵台碑》记载说：尧母“庆都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是一致的。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从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形象上看，它头似鳄、角似羊、身似蛇，口衔枝叉似鸟羽，这不正是华夏部落联盟是由炎帝氏族的羊图腾、东夷氏族的鸟图腾、中原氏族的鱼鳞类图腾等合为一体的象征吗！龙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在尧之前是隐蔽的。如《国语·晋语》载：有娇氏女，感神龙首生炎帝；《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黄帝“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都不知具体所指。到了尧的时代则具体明确了。龙被确立为华夏部落联盟的图腾，标志着经过长期的融合，华夏族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从此，龙备受尊崇，华夏族人开始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华夏族的历代帝王也称自己是“真龙天子”。
　　陶寺类型的遗址，迄今发现80多处，其面积多在一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数万平方米，以至数十万、上百万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化遗址都集中在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晋南地区，其他地区没有。这就无可辨驳地证实了晋南不仅是华夏族的肇基之地，而且是尧文化的直接发祥地。正是因此，苏秉琦先生在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③ 中感慨地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直根”就是“主根”，它表明晋南才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
　　
　　与高邮发祥说商榷
　　丁季华、薛小荣二位先生在《尧文化圈漂移点击——兼论高邮是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一文中（下简称“丁文”）④，通过对文献中有关尧出生地、早期活动地的解读和对高邮龙虬文化发展的推定，论证说：尧的故里及早期活动中心在高邮，高邮是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对此，无论是丁文论证的方法，还是论证的结果，我们都不能赞同，特辨析如下，以与二位先生商榷。
　　在论证方法上，丁文割裂引用文献、断章取义、以偏代全的作法显见。如，解读“水逆行”，割裂了引文中的“当尧之时，……泛滥于中国”；解读“斗维之野”，割裂了引文中的“母曰庆都”；解读“三阿之南”，割裂了引文中的“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解读“观于三河”，割裂了引文中的“常有龙随之。……赤龙感之”；解读“生于丹陵”，割裂了引文中的“及长，封于唐”；论证龙虬文化对尧及尧文化的孕育和影响，又只讲7000~5000年前龙虬文化的文明程度，避而不谈4000多年前，在尧的童年、青少年时代，龙虬文化的发展状况。
　　这样断章取义、以偏代全的论证，其结论自然不能融会贯通引文，更不能自圆其说。
　　从解读的五条文献资料看，有的放回原文便不攻自破，如，作者解读“水逆行”的结论是，洪水泛滥完全是由海浸造成的，黄河流域地势高，根本不可能发生旷日持久的大水灾。尧文化主要是生活在江淮一带的尧部落群，为了逃避海浸，漂移到中原，把东部土著部落的原文化因子带到中原后形成的。将“水逆行”放回原文，却是“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很清楚，“当尧之时”，是指尧在位之时；“中国”是指舜“之中国践天子位”的晋南地区。明明说的是尧在位时，晋南一带遭到洪水泛滥，这和文献中记载的大禹治水自冀州始和大禹用疏通河道的方法，把高处的洪水引入大海是一致的。既如此，怎么能断言当时黄河流域根本不可能发生大的洪水，又怎么能够把尧和东部的土著部落联系起来，说尧文化主要是尧部落群把他们的原文化因子带到中原后形成的？又如，“斗维之野”放回原文，是“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明明说的是尧母庆都生于斗维之野，怎么能说尧也必然生于斗维之野。谁都知道，由于人的迁徙流动，母子生于两地，是司空见惯的。
　　有的根本不足为据，如“三阿之南”。其一，“三阿之南”不见于先秦的文献记载，显然出于后人之手；其二，虽然《皇览》与皇甫谧同有此说，但《皇览》的编者与皇甫谧同代同时，从表述的文字上看，《皇览》载：尧“生于三阿之南，寄伊长孺之家”；皇甫谧说：尧生“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二者如出一辙，若属彼此抄袭，实难免“孤证”之嫌；其三，即使“三阿之南”确证有此，把“三阿之南”放回原文，和“寄于伊长孺之家”联系起来，若不能证明伊耆氏就住在高邮一带，说尧生在高邮，也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对高邮龙虬孕育和影响了尧文化的推导。丁文用很大篇幅论证了7000~5000年前龙虬文化的文明程度，但谈到尧的出生和青少年时代时，却没有具体的考古资料加以说明，只是无据推定说：“经过10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到尧诞生及青少年时代，这一带文明的程度必定更高，有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完善，同时对部落领袖产生了较高的领导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一些为后世所敬仰的卓绝人物是非常可能的”。无据推定的结论，是毫无说服力的。
　　我们知道，概瞰全国考古，大约在四千几百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山东、浙江、燕辽、江苏等文化系统中，普遍出现了文化断层，断层后的后续文化都呈现出退步的现象；唯独华夏联盟所在的中原地区，特别是它中心所在的晋南汾、浍三角地带，不但没有出现断层，反而在继承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诸多文化因素，产生了飞跃，使陶寺遗址群为代表的尧文化达到了领先于周边文化的中心地位。从丁文拿不出尧舜时代高邮龙虬文化发展的具体资料看，当时高邮地区肯定也正处在文化断层期间，地域文化显然是一片空白。在这样的下，怎么能孕育出尧这样为后世所敬仰的卓绝人物！
　　下面，我们再从“观于三河”和“生于丹陵”两个方面，辨析一下尧的故里到底在哪里。
　　尧母庆都“观于三河”的“三河”在哪里？把“观于三河”和“常有龙随之，……赤龙感之”联系起来看，只有黄河流域以晋南为中心的“三河”地区，才与史实相符。因为，其一，以龙为图腾的氏族部落一直生活在黄河流域，感龙而生的传说也都发生在这一带。这在前面已经例举，不再重复。由此看来，庆都只能是观于黄河流域的“三河”地区，才能“常有龙随之，……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其二，司马迁说：“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5］。这“三河”明显是指以晋南为中心的三河地区。又《汉碑·咸阳灵台碑》记载：“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足见，汉人心目中的“三河”，也就是“河滨”。“河滨”指哪里？《史记·五帝本纪》在“舜耕历山，……陶河滨”下，［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亦名历山”。又云，舜陶河滨的“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由此看来，“三河”、“河滨”一回事，都是指晋南永济一代的地方。古时，永济正在“三河”地区的黄河岸边。
　　“生于丹陵”的“丹陵”又指什么地方？丁文认为是指高邮的神居山一带。因为神居山不仅在“三阿之南”，而且是一块面积80000多平方米，相对高10~20米的有着红棕色土壤的丘陵。“红”即“丹”，红色的丘陵，就是“丹陵”。
　　我们认为，这一说法不正确。“丹陵”指的应该是山西上党地区长子县城南丹河的发源地“丹林”。《山海经》曰：“沁水之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指此。“林”与“陵”近音，故“丹林”亦称“丹陵”。
　　经考证，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炎帝部落东迁时，有一支先迁到河南洛阳一带建伊国，后又渡河北上，进入上党地区建耆国。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记的“先国伊，继国耆”的伊耆氏部落。今上党东北的黎岭有耆国遗址。《史记·周本纪》［正义］曰：“耆国即黎国、在上党东北”。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上党东北的黎城县发掘了西周的黎侯墓，出土了黎侯即耆侯的青铜器铭⑤，从而证实了这里确曾是伊耆氏部落的居住地。上党长子县城南的丹陵，恰在伊耆氏部落的居住区内，这与文献记载的尧初生时，“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相吻合。又《帝王纪》说：“帝挚初即位，封异母弟放动于唐”。遂后，唐人世居于唐。周初，唐有乱，周公灭之，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6］。上一世纪末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山西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方位内，经对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发掘，果然发现了晋国早期从文侯到武侯的八位晋侯及其夫人墓葬⑥，从而证明了晋国的始封地和尧封于唐的唐地，确实在晋南塔儿山（古唐山）麓的今冀城一带。唐地离上党长子县城南的丹陵不远，这又与尧生在丹陵、“及长，封于唐”的文献记载相吻合。
　　塔儿山四周的广大丘陵地区，为陶寺文化遗址群的聚集地。庆都“观于三河”，在其西南；尧生于丹陵，在其东北；尧“封于唐”，在其东南；尧都平阳，在其西北，都在山西晋南与晋南相邻的晋东南地域之内。从地望上看，以上诸地不仅环环相扣，自成锁链，而且也都与有关尧的文献记载、考古资料相吻合。这说明尧的故里和尧都平阳一样，都在尧文化的发祥地晋南和晋南毗邻的晋东南一带，是无可非议的。
　　
　　参考文献：
　　［1］［2］［3］史记·五帝本纪
　　［4］四库全书·逸周书
　　［5］史记·货殖列传
　　［6］史记·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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