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思维与历史教学

时间：2022-11-16 03:44:11 历史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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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思维与历史教学

　　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不少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的知识性，却忽视了历史的趣味性;比较重视历史的逻辑性，却忽视了历史的形象性;他们习惯于用枯燥呆板的公式演绎历史，却不懂得用优美生动的语言再现历史。于是，在教学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便成了年代、数字、概念和规律的堆砌，传道者头头是道，受业者却索然无味。这一现象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忽视了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有感于此，本文拟就形象思维的特点和作用作一些初步论述，并进而探讨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一、历史形象思维的特点

形象思维与历史教学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用形象去反映和把握客观事物，因而具有直观性、具体性、情感性和生动性等基本特征。但是，形象思维又不同于感性认识，它并不只是直观地反映客观对象，而是能动地去表现客观对象，它包含了人们对于思维对象的基本观点和感情色彩，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但是，这种概括与逻辑思维有所不同。逻辑思维运用的工具是分析、判断和推理，其结果是形成概念、原理及其理论体系。而形象思维所运用的工具是色彩、线条和形状，其结果是形成典型化和概括化了的历史画面。因此，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不是认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而是都导源于感性认识并沿着不同方向提升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前者是用典型化了的历史形象去反映历史，后者是用其理论体系来揭示历史。

　　由于学科特点的不同，历史形象思维又不同于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形象思维。第一，后者可以直观地观察和认识思维客体，并且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选择和摄取创作素材;而前者只能间接地从各类文字材料、历史文物、考古遗迹和口头传述中去把握思维客体，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始终存在着时空上的间隔。第二，后者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其思维形象可以拼凑和塑造。如《水浒》中的李逵、《阿Q正传》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复活》中的玛丝洛娃等，这些文学形象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是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形象的概括、集中与融合，但却不一定需要有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依托。而前者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其思维形象不允许有任何虚构并力求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是历史形象的再造。当然，再造历史形象并不等于复原历史的全部过程和全部细节，这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所谓再造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艺术加工”，在加工中有所取舍，有所概括，有所集中。但这是对历史真实的加工而不是虚构，加工的目的是为了更形象、更生动、更深刻地再现历史。

　　二、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过去性和不可逆转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本体。它只能被我们所认识却无法直接体知，只能被我们所理解却无法重复验证。这与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与青年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因此，形象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便显得更为重要了。

　　1.形象思维可以增强教学内容的直观性，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

　　历史是有血有肉、多彩多姿的，但又是瞬息即逝、无法再现的。活生生的历史真实已经在永恒流动的时空中消失，学生们今天所学习的，只是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而高度浓缩了的历史教科书。当然，在教科书中，仍有不少内容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了形象鲜明的材料。但毕竟受到篇幅的限制，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生动的历史事件，在教材中只能一笔带过，或略而不提。因此，教师的任务便是应该努力弥补教材的不足，有效地调动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这就需要借助丰富多彩的史料，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充实教学内容，再造历史形象，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由此而使教学内容具有直观可感性。

　　例如，关于唐太宗善于“纳谏”之事，教材中用了一定的篇幅进行介绍。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补充《资治通鉴》中的一段史实。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时，丝毫不顾及唐太宗的面子，与他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想要发作，又怕影响了自己“善于纳谏”的名声，因而只有强行忍住。回宫后，他大发脾气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问他想杀谁?太宗说：“魏征总是当众侮辱我，叫我实在难以忍受!”皇后听后，回到内室换了一套朝服拜于堂前，太宗惊问何故，皇后道：“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魏征如此忠直，正说明陛下是明主，我怎能不向陛下祝贺呢!”太宗听后，才转怒为乐[1]。

　　这段史实通过人物的对话，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景。魏征的忠厚刚直，长孙皇后的聪颖贤惠，唐太宗的明睿通达，都形象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不仅增强了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同时也使学生对“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理解。

　　2.形象思维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历史。

　　由于形象思维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和提高，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往往可以借助形象思维来表达历史的深刻内涵，使之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牢固地掌握。

　　例如，观看秦始皇陵兵马俑，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军严明整肃、威武雄壮的阵容和奋击万里、排山倒海的气势，由此而加深对秦始皇横扫六合、廓清宇内这段历史事实的理解。观看唐初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我们可以感受到吐蕃使者不卑不亢、矜持谦恭的神态和唐太宗深沉谦和、气度非凡的气质，从而能够加深理解唐初的和亲政策和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其他如“大泽乡起义”插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末农民痛恨暴政、揭竿而起的历史事实，“虎门销烟”浮雕，则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3.形象思维可以加深学生的记忆，帮助他们牢固地掌握所学过的历史知识。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一场好的电影，一部好的小说，其教育意义往往大于一些专门书籍，并能长时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们的情感性与形象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电影、电视和小说是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画面来刺激大脑，产生了较强烈的条件反射，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把握，所记忆。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为我们塑造了2000多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性格和不同遭遇的人物，描绘了一幅幅人类的抱负、欲望、野心、友谊、爱情、阿谀、恐惧、仇恨和残杀的画面，展示了从拿破仑帝国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内法国社会的全貌。在这部长篇中，巴尔扎克并没有罗列一大串严肃的统计数据，也没有提出一系列抽象的理论原理。但恩格斯却认为，他从《人间喜剧》里所了解到的法国社会，“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所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在历史教学中，这类例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有些抽象的概念、理论、时间、地点和数字，尽管学生可以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如数家珍，但一考完，没过多久便忘得干干净净。而课堂教学中一些富于情感和色彩的语言，甚至是教师的某个动作，却能长期留存于学生们的记忆之中。

　　三、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

　　能否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取决于教师能否成功地再造历史形象。而历史形象的再造，又离不开生动的史实、形象的语言和直观的历史教具。因此，发展形象思维的途径与方法，归根结底，在于史料的积累，语言艺术的提高和直观教具的运用。

　　1.注重史料的积累，充实教学内容。

　　史料是再现历史的基本素材，史料积累的过程，是历史教师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过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积累丰富的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提出撰写历史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3]。同样，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也需要掌握广博而翔实的史料，为自己提供一个深厚坚实的知识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教师才有可能在教学中旁证博引，生动有致，为学生的思维活动提供形象有趣的历史素材。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文史兼优，叙事生动的史学著作不胜枚举，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司马迁的《史记》。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名著，收集材料之丰富，识见之卓越，文笔之生动，以及作者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的精神，堪称古今史学著作之楷模。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的拔山盖世，刘邦的豁达大度，荆轲的慷慨激昂，李广的胆略过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司马迁写事令人有身临其境，触之可觉之感。八年之间，项羽骤起骤落。他兴于巨鹿之战，亡于垓下之围，其间的过渡则为鸿门宴。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这三个场面作了绘声绘色、情调不同的描写。巨鹿之战充满了壮烈，垓下之围弥漫着悲凉，而鸿门宴却在紧张肃杀、扣人心弦的气氛中，描写了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老谋深算，刘邦的惊慌惶恐和张良的临危不乱[4]。这些生动的史实若配之以娴熟的教技，当可以在课堂上再现当年马鸣风萧萧的古战场和悬念迭起的鸿门宴，收到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2.重视语言修养，提高教学艺术。

　　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授知识的工具，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手段。高尔基曾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而对“舌耕”为业的教师来说，语言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了。作为一个教师，即使是满腹经纶，如果不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再优美感人的故事也会黯然失色。因此，提高教师的语言修养，是促进形象思维的前提。

　　语言具有内部属性和外部属性两个部分。内部属性是指语言的逻辑性、严谨性、准确性和系统性;外部属性是指语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音色的和谐和语态的情感。教师语言艺术的提高，必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

　　(1)准确严谨，具有科学性。历史语言不同于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可以有虚构和奇特的夸张，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类，这是文学的佳句，却是史学之大忌。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历史语言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谈古论今，叙事议人，必须言之有据，决不能为了追求生动性而失去科学性。如果在讲赤壁之战时，引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大谈诸葛亮如何呼风唤雨，便是以演义代历史，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学风。章学诚说：“文士撰文，唯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唯恐出之己。”[5]可谓一语破的，指出了文史之间的根本差异。

　　(2)注意文采，富有情感性。孔子主张文章应该注意文采，同样，语言也应注意文采。教学语言的文采，除了文字修辞外，还应该形象生动，声情并茂。例如，在讲“巴黎公社”这一章时，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有的教师对梯也尔这个历史人物作了如下一番刻画：

　　梯也尔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此人矮小肥胖，肚子圆鼓，上衣的扣子总是无法扣上。他平时总是装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但却无法掩盖两只眼睛毕露出来的凶光。这个被马克思称作“侏儒”的政客，是一个背信弃义的“老手”，卑鄙奸诈的“巨匠”。当他刚逃到凡尔赛时，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但当麦克马洪保证说很快就能打进巴黎时，他便挥舞着肥胖的小拳头气势汹汹地叫嚣：“我是不会留情的!”[6]

　　这番刻画，形神兼备，入木三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就不但增强了教学的形象性和趣味性，而且为下文凡尔赛匪徒的罪恶活动作了铺垫。

　　(3)通俗易懂，力求口语化。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善于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这种学风无论是在教学中，还是在科研中，都值得我们大力提倡。现在有些人往往错误地把通俗性和学术性对立起来，以为越是通俗的读物便越缺乏学术价值。于是，有些人便喜欢在文章中，故意使用一些怪僻的词汇，以此装点门面，令人莫测高深。其实，这恰恰是一种浅薄无知的表现。“学术性”和“通俗性”并不是对立的，前者是指文章的内容，后者是指文章的表现形式，上乘之作，应该是两者的完美结合。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具属通俗之作，但也是千古传诵的佳句。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所面对的都是十多岁的青少年学生，他们的知识面不宽，语言词汇的积累也很有限。因此，教学语言更应该注意口语化、通俗化，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词汇和晦涩的语言。

　　总之，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不断加强自己的语言修养。有了过硬的语言功夫，才能动情引趣，将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历史生动形象地再现于课堂。

　　3.运用直观教具，增加学生感性认识。

　　生动的语言可以再造历史形象，但不能取代直观教具的作用。早在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便从理论上论证了直观性教学原则，他宣称直观性是教学上的一条金科玉律，认为：“只要有可能，应该用感觉去接受一切东西。”[7]在历史教学中，可供利用的直观教具很多，有实物、模型、图片、地图、表格以及各种音像设备。这些直观教具可以从不同角度刺激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感性认识。这就不仅可以使学生形成清晰的历史表象，促进其形象思维，亦可激发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例如，为了说明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中学历史教材中为我们展示了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通过这张画图的艺术功效和教师的生动讲述，就可以使学生仿佛身置其间，亲身感受到东京街头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车马行人，以及各种商贩不绝于耳的吆喝叫卖声，从而加深了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有些教学内容，还可以通过实物和模型来进行直观教学，其效果比运用图片资料更好。例如北京人的体态特征，教材中有一幅北京人的头像复原图，这虽然能给学生一种直观印象，但还不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能在课堂上展示北京人的头像模型，其效果便大不相同了。学生们不仅会兴趣盎然地听教师讲解，甚至会用自己和头像模型比较，从而加深对北京人体态特征的认识。

　　近十年来，电化教学在我国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与实物、模型、图片相比，这种直观教学具有更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更形象的表现力，更能有效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相互联系。因此，发展电化教学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充分运用这种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直观教具的运用，有两个问题应该注意：

　　第一，运用直观教具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应该注意有的放矢。如果频频使用而与教材中的难点、重点相脱离，其结果必然是喧宾夺主，冲淡主题，与教学目的相违背。

　　第二，生动形象的语言不能取代直观教具，直观教具同样也不能取代生动形象的语言。因为教具是静态的，只能说明历史现象的个别方面。只有通过教师的说明、分析和补充，才能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形成历史概念，掌握历史规律。因此，在运用直观教具的同时，教师仍然应该注意加强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

　　注释：

　　[1]《资治通鉴》卷194。

　　[2]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3]《史通》卷5，《采撰》。

　　[4]《史记》卷7，《项羽本纪》。

　　[5]《章氏遗书》卷14。

　　[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8—392页。

　　[7]夸美纽斯：《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