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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戾太子案与盐铁会议
[摘 要]盐铁会议是汉王朝在出现统治危机时召开的一次会议，旨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一次思想、政策调整。然而学界注重盐铁会议召开之根本原因与必然因素，却忽视了促成其召开的直接原因与偶然因素，即霍光运营下的隽不疑收捕假戾太子一案。本文以假戾太子案切入，揭示了霍光与贤良、文学间“高度的默契”、“自觉地合作”这一若即若离的关系，并进而得出盐铁会议的本质，即霍光为解决汉王朝发展方向问题而有计划的引入儒生势力，以“问民所疾苦”为表面原因而召开的一次会议。
[关键词]假戾太子案;霍光;贤良;文学;关系;盐铁会议
武帝末年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此已为学者所广泛研究，自不必多论。单说结果，就只剩下一个“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 《昭帝纪》)的汉王朝。那么以霍光为首的大臣们该怎样治理这个大病过后的社会呢?是延续武帝几十年的统治政策，为国兴利，还是有所变更，藏富于民?武帝虽颁布轮台诏，罢轮台屯田之议，但他生前并未规划出王朝今后的发展道路，故而盐铁会议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召开的一次讨论会议。
一、假戾太子案
因为对王朝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同，所以此时朝中主要分成了两股势力和派别，(1)一股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兴利派大臣，另一股则是以霍光为首的改革派大臣。(2)此时虽然是“政事一决于光”[1]( 《霍光传》)，但转变武帝施行了几十年的政策必然会有很大阻力。而除此两派外，亦当有不少大臣对于汉王朝今后发展道路一事是没有主见的。在杜延年屡次进言后，霍光意识到必须召开一次会议来明确王朝建设方向。(3)当然，这其中也许还有其他人进言于霍光，但是杜延年本为大将军吏，深得其心，其言更为其所重视也必然无疑。“霍光知时务之要”[1]( 《昭帝纪》)，延年所言之事，他岂能不知?之所以谋定而未动，笔者以为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至始元五年，发生了隽不疑收捕假戾太子一案，而在霍光的运营下，这一突发事件直接促成了盐铁会议的召开。(4)对此一案，《汉书·隽不疑传》有载：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 ，衣黄 ，著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令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
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
当时公卿手足无措，甚至动用军队来避免意外事件发生，而吏民围观者亦有数万人之多。然而隽不疑引《春秋》而决议，寥寥数语即使人心服口服，以致天子与大将军霍光均对其褒奖有加，百官自认才能在不疑之下，霍光甚至欲嫁女与他。
其实武帝时期，公卿大夫就多援引经义以决时事，就连酷吏张汤也不得不“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1]( 《张汤传》)。然而武帝长期的对外征战打断了儒生参政之路，仅有的在朝之儒生也多为博士弟子而列于学官，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礼仪、制度、教育等方面的官员，学与政并未有过多联系。直至隽不疑以经义决事，安定宗庙，这才使得满朝文武另眼相待，也使得大臣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术，改变了人们对于儒生夸夸其谈的认识。
故而当年，昭帝即下旨，其诏曰：
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观其诏，将皇帝所读之经典列出，而其后竟有”未云有明”四字。观所举之人，贤良与郡国文学皆乃通经习文之儒生，这正与“未云有明”及先前所列经典相合。由此也可见，无论是公卿大臣，还是昭帝自身，都开始重新思考经术在政治中的作用。
虽然假戾太子一案大大推动了经术的发展，但是经术的发展并不能直接使得儒生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此案也不足以直接促成盐铁会议的召开。然而霍光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抓住了这次机遇，利用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儒生“舒六艺之风”，参政议政。于是霍光达成了他的目的，即对武帝之策有所变更，更为重视民生，从而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王朝持续稳定发展;而儒生也得到了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机会，从而能亲自推动汉王朝走向圣王之治。所以说，欲知假戾太子一案与盐铁会议之间的联系，就必须先了解其中霍光与盐铁会议中的贤良、文学间的关系。
二、霍光与贤良、文学间的关系
事实上，在盐铁会议中，儒生与霍光是相互支持的，但这种支持并不是以联盟或者合作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一种高度的默契呈现出来的。这种微妙关系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首先，这种关系的存在满足三个前提;其次，还有四处疑点，均昭示着霍光与贤良、文学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前提有三，其一，儒生治国理念与霍光执政方针相近。“民者，君之本也”[2]( 《桓公》)。诸儒生从各地而来，有贫寒者，有富贵者。贫寒者目睹下层民众生活之困苦，故而欲施仁政而爱民;富贵者或不见百姓生活之艰难，但本于经义，亦当心存怜恤。而面对“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现实，霍光亦欲有所变革，而杜延年的数次进言更坚定了霍光改革的决心。且观始元六年前政治，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屡次出台政策来安定百姓，年幼的昭帝甚至两次亲耕以表率万民。天灾与人祸并存，是继续走可能会激化阶级矛盾的“为国兴利”路线，还是有所改变，为求得长期稳定发展而“还利于民”?霍光理所应当的选择了后者。正因为儒生的诉求和想法与霍光施政方略是相近的，所以二者间的合作也就成为了可能，而儒生也就自然而然站在了兴利派大臣的对立面。
其二，霍光虽然势力很大，但朝中情况纷繁复杂，霍光强行推行其政策必然阻力重重，所以他需要有人来为其宣传，打破朝中大臣固有的思维体系。《汉书·霍光传》记载：“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虽然朝政大事由霍光最终拍板，然而一个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必然有公卿大臣的集体参与。经济方面，御史大夫桑弘羊掌管武帝以来的一系列五均六 政策;军事方面，上官桀为左将军辅佐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教育、文化方面有博士及其弟子等。霍光真正能一手操控的是关于人事任命方面的事，这也是他与上官桀、桑弘羊间的重要矛盾。《汉书·霍光传》记载：“桀、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桑弘羊“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
虽然燕王旦谋反前，霍光势力在朝中最大，但是并未到达“一手遮天”的程度。首先，《霍光传》记载：“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且班固写上官桀势力，以“桀党”谓之，可见上官桀这一顾命大臣和外戚在朝中也是很有权势的。第二点，宫中宿卫并不在霍光掌控之中。先后担任宫中宿卫的长乐卫尉刘辟 ，卫尉王莽以及卫尉田广明虽然与霍光关系较好，但并非是霍光亲信，他们与后来范明友、邓广汉为霍光女婿的身份是不同的。所以霍光“止画室中不入”[1]( 《霍光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宫中宿卫不在其手中。第三，昭帝时，并未经历废立之事，霍光权势也不如之后大。鉴于朝中势力纷繁交错，有亲霍光的，亦有亲桑弘羊、上官桀的，有欲图变革之士，亦有尸位素餐之人。更何况涉及国家发展道路这一重大问题，朝中定然看法不一，决不能以政治手腕强压一方，如此也会损害霍光声望，从而威胁到其辅政地位，所以，霍光需要盟友。
其三，经过假戾太子事件，满朝文武对儒生和经术是认同。故而将贤良、文学招至中央议政可谓顺水推舟。假戾太子为有司收捕，且以经义决之，无疑解决了昭帝合法性这一重要问题。虽然当时戾太子已死，但天下知其贤，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且按位次，燕刺王刘旦当立，武帝立少子，有违嫡长子继承之原则，难免不会有人非议，燕王旦就曾以此为把柄造谣“少帝非武帝子”，“以动摇百姓”[1]( 《燕刺王刘旦传》)。而此案过后，不但明确了昭帝承继大统之合法性，也保住了霍光、桑弘羊等一批托孤大臣之位。所以，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兴利派，都应对隽不疑这一儒生怀有嘉许、认可之意。霍光褒扬隽不疑，“欲以女妻之”[1]( 《隽不疑传》);而桑弘羊之态度虽未有明确之记载，但是他本身通儒术，这从《盐铁论》中其引经据典则可以知之，且《杜延年传》中明确记载“桑迁通经术”，故而可知桑弘羊本身对于儒术还是有所偏好的。既然经义可以决策国家大事，那么在是否罢盐铁榷酤这件事上儒生也许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在霍光与桑弘羊起争执之时，在公卿大臣间未有定议之际，霍光引入儒生势力参与决策也是顺理成章。
这三点是儒生与霍光达成某种默契的前提，然而单有前提，并不一定能说明这种“自觉地合作”的存在。而结下来的三处疑点则不得不使我们去思考儒生与霍光间的联系了。
疑点一，儒生势力的突然崛起。儒生势力实际上在武帝时期是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的，虽然武帝即位之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 《武帝纪》)，但随着其对外征战，一批新型军功贵族就此产生，而儒生因不善兵革故希得任用。且过度用兵本就不合春秋“尊王攘夷”，兴义兵的这样的圣贤之教，自公孙弘后，儒生因皇帝用人好恶再难有大作为。博士狄山之死，“群臣震 ”[1]( 《张汤传》);朱买臣为丞相长史排陷张汤，“汤自杀，上亦诛买臣”[1]( 《朱买臣传》)。所以在武帝中后期至昭帝初立这一时间段里，虽然经术在持续发展，但儒生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得士者强，失士者亡”[1]( 《东方朔传》)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然远去，儒生面对的是“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1]( 《东方朔传》)的大一统治世。他们必须懂得变通，善于处事，如此方能得到重用。霍光执掌朝政，大可以不用儒生，但他却将儒生招至中央并使其与公卿大臣探讨辩论问题。一边是朝中大臣，一边却是没有多少政治资本的儒生，结果儒生出言不逊，双方竟能公平辩论，不得不让人质疑个中缘由。而盐铁会议过后，“贤良、文学即拜，咸取列大夫，”[3]( 《击之》)如此授爵实在令人不解，儒生论有长短，才有高低，如何却能“咸取列大夫”?联系到霍光在朝中的权势，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
疑点二，始元元年汉王朝就曾问民之疾苦，《昭帝纪》记载：“闰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既然同样是“问民所疾苦”，为何不于秉政之初召至中央议政而独于数年后的始元六年行此事?答案显而易见，昭帝初立之时，霍光与金日 、桑弘羊、上官桀等人同受遗诏辅政，对于国家建构，发展方向上的分歧并未凸显，故而无需他人参与议政，以致分割权力;至霍光、桑弘羊矛盾显现之时，其矛盾本身就事关国家今后发展之大局，并非为授官任职之小事，霍光虽有意变更，却无从下手，或许其自身对于改革的力度以及能否顺利推行还存有疑虑。直至假戾太子一案使其认识到儒生这一早已存在的“新兴势力”，故而霍光将贤良、文学招至中央议政，通过他们来“舒六艺之风”，为公卿大臣来一场“头脑风暴”，从而为自己的政策改变铺平道路。
疑点三，也是最大的疑点，即所举之贤良、文学于会议之中言辞激烈，或抨击朝政，或诘难公卿，且口径完全一致。对此，《汉书·食货志》及《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均有记载：
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汉书·食货志下》)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竟，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观公卿贤良文学之议，‘异乎吾所闻’。闻汝南朱生言，当此之时，英俊并进，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徒六十有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陈治平之原，知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骋其辞， 焉，行行焉，虽未详备，斯可略观矣。中山刘子推言王道，挢当世，反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奋史鱼之节，发愤懑，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圉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上权利之略，虽非正法，巨儒宿学不能自解，博物通达之士也。然摄公卿之柄，不师古始，放于末利，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履伊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两府之士，不能正义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选也!’”(《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从上述两段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儒生口径竟然完全一致，均出现了”皆”这一字，而观《盐铁论》中所记双方之争辩，儒生对于“括囊不言”的车丞相颇有微词，对于辩论的对手桑大夫更是直斥其“不忠不信，巧言以乱政，导谀以求合。若此者，不容于世。”[3]( 《孝养》)这种以下犯上的言语是很令人吃惊的。所以，这次会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让与会者平等地，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4]又或许霍光已有公平辩论的决议，只是未载于史书之中。总之，这一规定的出台是十分可疑的。按常例，诏举儒生议事是要有所遴选，而后授予一些官职的。儒生如此言语，不通权变，岂非自毁前程?虽然此时之会议并不能等同于儒生对策，但是公卿大臣地位尊隆，儒生岂可比拟?联系到霍光对于人事任命上的权利，就不难想象儒生与霍光间是有某种默契存在的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霍光与儒生是为了达成各自的目才造就了这种高度的默契关系的存在。对于这种关系，黑琨女士就曾力证“霍光既非参与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的幕后指使人，也非桑弘羊盐铁政策的坚决反对派。”[5]且以霍光谨慎之行事风格，大权在手，不可能出此下策，一被发觉，地位难保。然而霍光不是幕后指使，并不代表他不支持贤良、文学。对于这一点，晋文先生认为“贤良、文学的发难曾得到霍光的授意，但是他们公然否定盐铁等官营政策，并进而攻击国家的各项政策，却是霍光始料不及的。”[6]从贤良、文学在会议上的表现看，霍光可能确实授意贤良、文学如此行事，或者通过他人透出口风。总之，贤良、文学的发难是在霍光意料之中的，然而这些儒生“总论政治得失”，大肆抨击朝政，暗讽霍光本人，却又是霍光始料不及的。所以这些儒生得到了霍光的承诺，皆被授予列大夫之爵位，但在霍光执政乃至宣帝时期都始终默默无闻，为自己“妄说狂言，不避忌讳”付出了很大代价。[6]这也是霍光后来执政期间厌恶俗儒而任用通经致仕的杂儒的一个原因，所以魏相、丙吉得用而面折大将军的萧望之不得任用。
三、总结
既然霍光与贤良、文学间的这种高度的默契，“自觉地合作”关系已经明了，那么促成盐铁会议召开的偶然因素与直接原因也就明晰，即霍光运营下的隽不疑收捕假戾太子案。而盐铁会议的性质也就得以解决。位高权重的霍光无需借儒生之手来搞垮桑弘羊，他要解决的是王朝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正是因为这种道路、主张有违武帝几十年的施政策略，才可能威胁到其执政地位，也才有必要引入贤良、文学为其呐喊、宣传。所以，盐铁会议是霍光为解决王朝发展方向问题而有计划的引入儒生势力，以“问民所疾苦”为表面原因而召开的一次会议。至于儒法之争、桑霍斗争等业已存在的矛盾只是因这次会议而被无形间放大了，它们交织在盐铁会议中，但并非盐铁会议召开的原因。
注释：
(1)这里划派只以大臣对汉王朝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而定，所以这种派别划分是一种政治选择上的倾向，也是为了行文方便而划分，并不是所谓的党派、团体等实际存在的组织。
(2)这两派不是法家和儒家的代表，崔瑞德、鲁惟一在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前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1～124)中谓之以“时新派”和“改造派”。“时新派”主张有效利用物质资源使国家富强，对外政策更为积极，着眼于现在和将来;“改造派”则基本与之相反，更为重视意识形态在国家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关注民生。霍光欲通过“改造派”思想来改造“时新派”掌权带来的问题，但因其本身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派，故以“改革派”谓之。
(3)《汉书·杜延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64)中记载：“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
(4)日本学者西 定生先生在其《武帝之死·戾太子的亡灵》(刘俊文主编;黄金山、孔繁敏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3：599)一文中曾论及“诈称卫太子”事件与盐铁会议召开的关系，但他认为“诈称卫太子”案使霍光认识到自己的执政危机，从而推动了盐铁会议的召开。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廖平.杀梁古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丁毅华.盐铁会议会风平议[J].天津师大学报，1993(6)：41.
[5]黑琨.霍光与盐铁会议之关系辨[J].晋阳学刊，2005(4)：78.
[6]晋文.西汉盐铁会议若干问题再评议[J].江海学刊，2010(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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