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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史书的惩劝功能
摘要：中国史学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种惩劝功能，它肇始于孔子作《春秋》而形成的“春秋笔法”，其后史家对其因循损益，逐渐内化为史家的一种责任，即作史必要“惩恶扬善”。到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把它提高升华，惩劝宗旨变成了史学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对社会影响深远。中国史学的批评传统使作史者不断努力提高史籍的水准，这使得惩劝功能更加优化。
关键词：中国古代 惩劝功能 史书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史籍著作丰富。早在夏代中国就已进入了阶级社会，在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经就有史官的设置，后世对其因循损益，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
伟大的爱国者、诗人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从侧面道出了历史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而现今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文明、繁荣、富强的国家，是不能离开对其自身传统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
从意识观念上说，中华民族一直把记载历史作为一项安邦定国的大事。经过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留下来的史籍著作可以说浩如烟海，而在其中始终贯穿的思想或治史的原则之一就是对世人的劝诫和对恶人的口诛笔伐。史家一直津津乐道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春秋笔法对后世影响甚巨。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要借记事以明义，垂言以立教，定名分，寓褒贬。所以《春秋》一书侧重于书法，而不能坚持直笔记史，有许多的曲笔和回护的地方。比如说春秋时期，在晋国和楚国争霸的城濮之战中，晋国大获全胜，接着晋文公重耳与齐、宋、蔡、郑、莒之君会盟于践土，周襄王也被招来见诸侯。在这个重大事件中，实际上是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却没有如实记载，而是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再如周之季世吴楚之君皆已称王，而《春秋》一概贬之曰“子”。在周朝王室微衰的时候，中央的政令已经不能下传到诸侯了，诸侯早就不奉周之正朔，但《春秋》仍书曰“王正月”，这一切都表示所谓的名分是不能乱的，所谓“肇有人伦，是称国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明了孔子的某种社会理想。
自孔子作《春秋》之后，效法孔子的人很多，产生了很多历史著作，例如《左氏春秋》、《虞氏春秋》、《汲冢琐记》，西汉时陆贾的《楚汉春秋》，战国中叶魏人撰写的中国最早的通史《竹书纪年》，等等，这些史籍对“春秋笔法”都有继承和发展。
到隋唐时期，著名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虽然尖锐这种不能直笔直书的做法，指出“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篡弑其君者有三，本朝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也”。并作《曲笔》评判那种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做法。但是他对《春秋》这种惩劝功能的宗旨并没有改变，而且在理论上将其提高升华，把它看做是作史的一个原则性问题。
自刘知几之后，历代史家基本上秉承这种观点思想，也就是说，作史一方面不能为了惩恶劝善而隐讳脱离客观事实，歪曲客观事实，使后代不能看到真实的历史记录，要作信史，另一方面对那些有俊美德行，艰苦创业、质朴俭约、勤奋好学、求索攻坚、开拓创新、忧国忧民、抗暴御侮、持正不阿的“善者”进行热情讴歌、赞美，对不孝父母、恶语师长、荒淫奢侈、叛国投敌的邪说暴行口诛笔伐，使后世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使后世的人通过读史受到历史上人们言行的震撼而产生一种自律精神。这种自律精神并不需要用说教的方式，只是把事实展现在人们面前，所谓“事实善于雄辩”。中国的史学在辩论这一方面虽不乏名家名作，例如战国时期儒家伟大的代言人孟子就是以雄辩著称，但是从总体上说更重视的是信史。求信，坚持论从史出，这样就无形中使理论和实际紧密地联系起来。不离事而言理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十分优良的传统。这样，史书就比较容易使人们接受其中道理，并产生作用。
唐朝第二代君主李世民十分重视史学，特在禁中设史馆专修国史，并由宰相任监修，而且亲自为房玄龄等奉撰写的《晋书》作《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的《论赞》，而且他还善于从历代统治者身上吸取经验教训提升自己，其即位之初就经常和大臣讨论治国之道，能够接受臣下的好建议。唐朝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战火烽烟中产生的。有隋开国不久就灭陈而统一南北，声势颇盛，但它和秦国一样，是一个短命王朝，仅历三世而亡，这给统治者十分深刻的震动，故而唐太宗把撰写《隋书》作为其巩固统治、安邦定国的一件大事，由当时一流的史家亲自撰写，并“以隋为鉴”作为其书的根本出发点。《隋书》记载隋炀帝“初，上为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大臣同事者，倾心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宫掖，密谋于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逆成废立”，对隋炀帝阴谋篡位的丑行进行揭露。对他即位以后的情况《炀帝纪下》写道：“荒淫无度，法令滋章，刑参王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三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唐太宗深刻认识到这一后果，所以他在贞观初年能“清净寡欲、化破荒外、护民之劳、煦之如子……亲君子、斥小人、不贵异物、不作无益、求士若渴”，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经过贞观君臣数年的努力，使这一阶段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勤本业，度过了贞观初年的经济困难，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繁荣。
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黄金百镒尽……面目黧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他下决心认真钻研经世之道，“乃夜发书，陈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期年，揣摩成，后持六国之相印，为纵约之长”。《战国策》对苏秦之事记载下来并不加辩论之词，但是它经过两千多年而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知影响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奋斗目标而勤学不辍。
可见，中国史学的惩劝宗旨由来古老，影响深远，其重要性受到历代史家的重视，关于这个问题，刘知几有深入思考，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于莽、卓，夷、惠之于跖，商、冒之于曾、闵，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他把史学的这种惩劝功能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并在篇末用“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人们通过读史而学做人的根本途径。这里蕴含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蕃其德。”这个道理至今并不是人人都能了解的，以至于常常有人提出“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这是在做人问题上反应茫然的表现。
以上是一个方面，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古代史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史学批评，它促使史家从“德、才、学、识”各个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以期能作传之后世的“良史”这样就使史学的惩劝功能优化，使其影响加深，对每个人人格的完善、修养的提高都大有裨益。
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对封建史书中不合理的成分、糟粕要加以剔除，而对其中合理的成分要继承和发扬，这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不能轻易丢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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