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华核的史学批评观探析

时间：2024-08-05 00:23:46 历史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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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华核的史学批评观探析

　　关于三国时期的史学材料的亡佚和分散，致使学界关注较少。三国吴人华核还有可以考究的事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从论文范文中来看看他的相关事迹吧。

　　引言

　　关于三国时期的史学，人们关注较少，材料的亡佚和分散是其重要原因。近读《三国志·吴书》，知韦曜、薛莹、华核等①，实为吴国历史上的一史家群体，尚有可考之事迹，而华核的史学批评思想②，尤其值得关注。

　　华核，字永先，自孙权到孙皓，四朝为官。作为史官，他多次参与国史撰修。《三国志》卷六五《华核传》记，吴国第二代君主孙亮即位时，华核被召修国史。末代君主孙皓在位时，华核迁东观令，领右国史。作为朝臣，华核多次上疏谏言。

　　现今可见的华核的言论，收于严可均《全三国文》[1]《全三国文》，1448-1451中。《隋书·经籍志》载，“有东观令华核集五卷，录一卷，亡”[2]卷三五《经籍四》，1060.《旧唐书·经籍志》载，“华核集三卷”[3]卷四七《经籍下》，2058.《新唐书·艺文志》载，“华核集五卷”[4]卷六〇《艺文四》，1580.

　　《全三国文》收录华核十一篇文字，其中举荐陆胤、陆祎、楼玄、薛莹、韦曜有五篇，上表进谏有四篇，另有一篇《车赋》，一篇《奉敕草对》，可见《三国志》中所言“核前后陈便宜，及贡荐良能，解释罪过，书百余上，皆有补益，文多不悉载”[5]卷六五《华核传》，1469一。说确实为真。华核所荐“良能”之中，韦曜和薛莹与国史撰修关系密切。孙亮时，华核曾与二人共事撰修吴史。在韦曜和薛莹陷入危难时，华核上疏孙皓，力保二人继续撰修国史。

　　华核的言论着述“多不悉载”,实为一憾事，但据现存资料，特别是据华核为国史撰修举荐贤能的奏疏，能够明确地勾勒出华核修史活动的轨迹，看出他较为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华核重视史学，他的上疏虽然不是直接论史书、史家、史学而撰写的专文，但实际上却表现出他的史学思想。从史学批评史来看，华核的史学批评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承上启下的特点。

　　华核的史学批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历史上有成就的史家及其撰述的称赞，对当世史学人才的关注，以及对撰修本朝国史的重视。

　　一、盛赞马、班的史学成就

　　三国承续两汉之后，两汉时期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奠基时期，正史的创立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是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及深远影响的着作，马、班的史学成就受到后代撰史者重视，成为史学批评所关注的内容。华核的史学批评思想首先表现为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评价。

　　华核高度评价司马迁和班固的撰述才能和二人的着作。他在上疏中讲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5]卷五三《薛综附薛莹传》，1256这里“命世大才”是指马、班具备成就时代意义事业的才华，而二人的着作之妙可以与六经一同流传。经学，尤其是两汉经学，在当时思想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华核此处强调马、班二人的着作同“六经”一起流传下来，可见两部史着的重要性，他认为《史记》《汉书》居于史学着作的典范地位，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华核对马、班史学成就的称赞也表现出他对经史关系的认识。唐人殷侑提出，《史记》《汉书》等正史“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教”[6]卷七五七《请试史学奏》，7855,认为二书亚于六经。在他之前，人们大多是从文献分类的角度来看《史记》《汉书》同六经的关系的。而华核对六经和史着的区分，不同于《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将《史记》附于“春秋”之后的做法。一般认为，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将史书从“春秋”类分出，开始用甲、乙、丙、丁四部分类，在此之前，魏国秘书郎郑默所着的载有分类方法的《中经簿》却已遗佚，并不可见。由华核的上疏可知，至少在三国时期吴国孙皓时，时人已经将六经和司马迁、班固的着作区别看待了。

　　除了肯定司马迁和班固的“命世大才”外，华核称赞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才”,班固《汉书》“文辞典雅”[5]卷六五《韦曜传》，1464.韦曜曾同华核一起撰修国史。孙皓时，韦曜因事被投入狱中，这时华核以司马迁的经历同韦曜的经历相类，上疏孙皓救韦曜。他讲道，司马迁为李陵游说而受牵连获罪，但“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5]卷六五《韦曜传》，1463.

　　在这里，华核认为汉武帝爱惜司马迁的“良史之才”,为了使他完成史书撰述，才免其死罪。司马迁《史记》撰成后，影响深远。华核无疑是希望以汉武帝爱惜司马迁“良史之才”一事为例，劝说孙皓重新重视韦曜的史才，重视一部优秀史书的重大作用，来免去韦曜的罪责。

　　然而，华核对司马迁着《史记》的看法显然同司马迁自己的看法是不同的。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时感叹《周易》《春秋》《离骚》等传世着作的撰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因此他“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7]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3300,成就了《史记》这部伟大的着作。这样看来，司马迁是因为受到极刑，内心情感郁积却又不能忘记对父亲的承诺，从而发愤作《史记》。这也是《史记》曾被人称为“谤书”的原因之一，如卫宏《汉书旧仪注》言“有怨言”[7]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注一六，3321,班固言“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8]卷四八《典引》，682,王允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9]卷六〇下《蔡邕列传》，2006,等等。

　　后来亦有三国魏人王肃、清代学者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对“谤书”之说进行反驳。司马迁在李陵之事以前已经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此事受到牵连，被汉武帝处以腐刑，而非诛杀。试想受刑之后司马迁心中应是有不平之情的，他满腹抱负却无法全部实现，倾尽所有心血撰写《史记》，《史记》千古流传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其中饱含着司马迁强烈的感情。而汉武帝当时不杀司马迁的本意，与司马迁此前已经开始的《史记》撰述也应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看来，华核的论述强调汉武帝在《史记》撰述中的重要作用，是有一定意义的，这也是针对孙皓对韦曜态度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机智选择。

　　史家及其着作是史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三国之前，不乏撰史者对前辈史家及其着作的评论，如孔子评董狐、司马迁评《春秋》等等。《史记》问世之后，更多史家对司马迁及《史记》加以评论，如刘向、扬雄、班固等。不同于《史记》纪传体通史的形式，班固的《汉书》开创了纪传体皇朝史的撰述形式。东汉时期的《东观汉记》是不能与这二者相较的。《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史学上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两部史书，奠定了中国古代史书撰述--尤其是官修正史的基础，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和班固作为重要的史家成为后代史家评论的主要对象。从华核所言可以看出，到了三国时期，史家对司马迁和班固其人及其着作大致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二书被时人称为史书撰写的典范之作，而且并无优劣的比较。但是，这一评价随着史学的发展发生着变化。到两晋时期，史家开始分析二书的异同，进而比较其优劣，如西晋傅玄称《汉书》“非良史”,且“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1]《全晋文》，1749.东晋张辅更是从五个方面分别论述班固不如司马迁之处。

　　由此可以看出，华核继承了前辈学者批评史家及其着作的传统，对《史记》《汉书》均给予高度肯定。在此之后，对这两部着作的批评出现了变化，史家开始对二书进行优劣比较的评价。这一变化的出现同史家认识的深化有关，也反映出史学批评的发展。而三国吴人华核对马、班二人的肯定，是史学批评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阶段

　　二、论史才的标准

　　上文中，华核盛赞司马迁、班固涉及对二人史才的评价。在史学批评史上，“史才”之论是史学批评的重要范畴，史家应具备怎样的史才、何谓良史之才，都是对史家史才的评价。华核除对马、班二人评论外，对吴国史官的史才也有批评。

　　华核认为史家须有良史之才，虽然不同的史家所具备的史才特征有所不同，但史家之史才对撰修国史来说，都大有裨益。

　　孙权时，任命太史令丁孚和郎中项峻撰修史书，华核认为，“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5]卷五三《薛综附薛莹传》，1256.华核经历吴国四帝，同丁孚和项峻想来也是相识的，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二人并没有撰史的才能，他们撰修的国史不可取。此处华核虽未直接指出丁孚和项峻欠缺的是何种史才，但已直言撰修国史并非易事，史官一职是需要具备史才之人才能胜任的。

　　吴国国史的修撰者中不乏具备史才之人，华核真诚地表明他对韦曜和薛莹史才的欣赏，同时他认识到，韦曜和薛莹所具备的史才各有特点，有功于国史撰述。因此，当韦曜、薛莹身处困境之时，华核上疏孙皓，请求赦免二人，反映了他对史才的爱惜之情。那么，韦、薛二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受到华核如此赏识呢?

　　韦曜，字弘嗣，韦曜同样历经吴国四帝，屡献良策，直言不讳。孙亮即位后，韦曜被诸葛恪推荐撰修吴史，孙休时，“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5]卷六五《韦曜传》，1462,可见他在当时史学上的地位。

　　孙皓即位后，韦曜领左国史。孙皓要求韦曜为自己的父亲孙和作纪，被韦曜拒绝。韦曜认为孙和不登帝位，只能立传，不能作纪。后因他事，韦曜被投入狱中。在狱中，韦曜将所作《洞纪》《官职训》《辩释名》献上，希望能够得到赦免，但仍未得到孙皓的宽恕，旋被杀。其《洞纪》，《隋书·经籍志》杂史类称 :“《洞纪》四卷，韦曜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2]卷三三《经籍二》，961或是通史性质的着作。其所注《国语》(《隋书》卷三二《经籍一》春秋类着录为《春秋外传国语》)，流传至今，为学者所重。

　　薛莹，字道言。孙亮时，同韦曜、华核等人一起被召修吴史。孙休时，为散骑中常侍。孙皓时，担任左执法、选曹尚书、太子少傅。后来因为何定事件①入狱，随后被调任外地。孙皓时，薛莹颇受重用。史载 :“皓追叹莹父综遗文，且命莹继作。”薛莹于是献长诗一首，述其家之兴衰，感念“枯瘁更荣，绝统复纪”的“宠遇”之恩，再三表达对吴主的忠心。[5]卷五三《薛综附薛莹传》，1254-1255《隋书·经籍志》正史类着录薛莹撰有《后汉记》一书说：“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2]卷三三《经籍二》，954这应是一部纪传体东汉史着作，惜已不传。

　　在韦曜入狱、薛莹流于外地之时，华核出于撰修国史的考量，也出于对史才的爱护，上疏孙皓。

　　华核这样称赞韦曜的史才 :

　　曜运值千载，特蒙哀识，以其儒学，得与史官……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宜得曜辈依准古义，有所改立。汉氏承秦，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5]卷六五《韦曜传》，1463-1464华核看重韦曜，是因为他十分肯定韦曜的儒学底蕴，并认为韦曜的撰史之才表现在他对事实的褒贬之中。韦曜依凭儒学才华得到史官一职，他通晓古今，掌握历代大事，还擅长褒贬评论。华核所说的“良才”,正是肯定韦曜褒贬善恶的见识。华核认为，韦曜的史才与所处与司马迁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韦曜在典制仪礼方面的长处，认为吴一统天下之后需要韦曜改订仪礼，韦曜在典制仪礼方面的“才学”,不逊于汉代的叔孙通。《三国志》评论说 :“华核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5]卷六五“评曰”,1470这可同华核对韦曜史才的判断加以印证。华核以韦曜与司马迁、叔孙通相比，有言过其实之处，但韦曜确有史才，华核称赞他、担保他确实出于真诚之心。

　　华核对薛莹的史才是这样评论的 :

　　臣愚浅才劣，适可为莹等记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袭孚、峻之迹，惧坠大皇帝之元功，损当世之盛美。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慺慺为国惜之。实欲使卒垂成之功，编于前史之末。奏上之后，退填沟壑，无所复恨。[5]卷五三《薛综附薛莹传》，1256华核肯定薛莹的撰史之才，是称赞他的博学与文章。华核指出，薛莹学识广博，“文章”尤其出色，这里所说薛莹的文章之才，一方面指薛莹擅长组织材料、驾驭史书的结构，另一方面指的是撰述文字，即文字表述的能力。华核继而强调薛莹的记述之才是同僚中少见的，当朝史臣更多的擅长经学，而非记述。华核自谦自己的才华比不上薛莹，只能记载当下的史事，不能撰述成一部优秀的国史。

　　华核两次上疏，结果却不同。就韦曜一事来说，孙皓未同意华核的请求，“遂诛曜，徙其家零陵”[5]卷六五《韦曜传》，1464.就薛莹一事来说，孙皓听取了华核的建议，“召莹还，为左国史”[5]卷五三《薛综附薛莹传》，1256.这样的结果与两人史才不同没有太多关联，更多的是由于孙皓对二人的态度不同所致。

　　从华核两次上疏，可以看出他对吴国史官的修养和史才是有明确认识的。韦曜擅长儒学，他对历史典故的掌握，善恶的褒贬，是撰史的“良才”;薛莹博学而擅长文章，他的文章之功、优美文笔，也是撰史必备要求。孙亮时，华核等五人已经参与过吴国国史修撰，那时已经将撰写吴史的基本史料搜集完毕，因此他在文中提出的对史官的要求是针对史书的撰写来说，也是针对已有头绪、但“叙赞未述”[5]卷六五《韦曜传》，1464的吴书而言。

　　在三国之前，史家对史官修养有不同的认识。孔子说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10]宣公二年，663孔子赞的是史家之遵循伦理原则记载史事。司马迁论孔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7]卷四七《孔子世家》，1944,司马迁赞的是史家之书法。班彪论《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9]卷四〇上《班彪传》，1325,班固论《史记》以刘向、扬雄的“良史之材”的称赞为例，“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11]卷六二《司马迁传赞》，2738,班彪、班固赞的是史家之实录。

　　这样看来，在华核之前，人们对于史才的批评大多是从史家撰史的行为、或撰述的具体内容分析，侧重于对其作史态度、史书体例等方面的评价。这种评价更多的是对史家个人的批评，批评的标准是个人修养或史书体例。而从上文华核对吴国史官史才的评价可以看出，华核批评的出发点是针对撰修国史一事，而非个人私家撰述 ;他批评的对象并非泛指有历史撰述之人，而是专门负责撰修国史的史官 ;他批评的标准与之前相较，内容更加具体且丰富了，至少包括了史事驾驭之才、是非褒贬之才、文字表述之才三个方面。

　　在华核之后的史家，特别是唐代史家，他们对史家之才的论述与华核的论述关系密切，且更为确切。唐魏徵等人曾论史官标准 :

　　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 ;天文地理，无不察也 ;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斖斖。[2]卷三三《经籍二》，992唐刘知几则有史才三长之论 :

　　史有三长 :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 ;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唐人魏徵等人对史官的要求，以及刘知几对史才“才、学、识”较为全面的理论概括，都与三国吴人华核的史才判断标准的关系十分密切。华核看重韦曜通晓古今、“论次善恶”的能力，正合魏徵等人“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的要求，只是魏徵等人更强化了史官职能的政治意义，这同唐代以来设史馆修史等史官制度强化有关。刘知几的“才、学、识”是华核史才标准的发展。薛莹的记述之功是撰史表述之“才”,韦曜的通晓古今是历史知识掌握之“学”,韦曜擅长“论次善恶”算得上有历史见解的“识”.

　　刘知几对史才的要求是华核史才标准在理论层次的概括提炼，而且，刘知几要求三者兼备，比华核的史才标准提高了。这是史才标准发展的表现，也是史学批评认识更加深化的表现。

　　可见，三国时期的撰史者普遍地对自我认识有一定的提高。先秦、秦汉时期，史家批评的标准是撰史者的个人修养或史书体例，这实际上是对撰史者个人境界追求的肯定。而以华核为代表的三国时期的史家则对撰史群体有普遍性的要求，这一要求与前一阶段相比，内涵更加丰富。

　　而在此后的唐代，史家的自我认识进一步加强，并对史才标准在理论的层面提出要求。因此，华核对史才标准的认识处于史学批评发展的中间环节，它表现出的承上启下的特点，是值得肯定的。

　　三、重视修撰国史的传统及其作用

　　华核赞司马迁、班固，是为国史撰修树立典范 ;论韦曜、薛莹的史才，是为国史撰修搜罗人才。这实际上表现出华核对国史的重视，而国史观念也是华核史学批评思想的重要方面。华核的国史观念主要体现在继承传统、重视国史作用、国史撰修当有史才等基本观念上。

　　华核重视国史撰修，认为设置史官撰修国史是对传统的继承。他讲道 :“臣闻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录功美，垂之无穷。” [5]卷五三《薛综附薛莹传》，1256华核认为，史官撰史的传统要追溯到五帝三王时期，那时已经设立史官来记载当朝之事，记录的内容主要是当政者的功业美德。

　　官修国史的影响是通过流传后世得到实现的。在华核看来，官修国史作用甚大，记载当朝事，可以流传后世。“今吴书当垂千载……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5]卷六五《韦曜传》，1464华核认为，记载当朝统治者功业的官修国史，可以流传百世、千载，所记载的内容可以供后人资鉴、垂训，充分反映出华核深沉的历史意识。

　　华核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赞赏、对史才的论述，是针对国史修撰提出的。可见，华核认为，修国史要有君主的重视，还要有具备史才之人担任史官。丁孚、项峻等不具备修史之才，是无法胜任的，而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和华核可以通力合作，完成撰修工作。可当时的情况是，周昭和梁广已经去世;韦曜和薛莹凭其史才可以担任史官，但韦曜入狱、薛莹外迁。吴国国史撰述陷于停滞，这是令华核忧心和焦虑的。华核出于史官的责任感，希望吴主孙皓能够从大局出发，认识到撰修国史的重要和史官史才的难得，赦免韦曜和薛莹两个具备史才之人，使吴史撰修得以圆满完成。

　　华核的国史观念同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是密切相关的。他多次上疏进谏，《三国志》评价他“庶几忠臣”[5]卷六五“评曰”,1470.在盛夏之际，孙皓大肆兴建新宫，华核上疏制止，陈明吴国当下危急的情势，“(贾)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于今而急”.后值吴国“仓廪无储，世俗滋侈”,华核又上疏，提出治理国家的方略“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赏之”,建议重视农耕和纺织。[5]卷六五《华核传》，1464-1468正是带着对朝政的关切，华核认为，撰修国史主要为了记载保存当朝统治者的功业，国史更多的是为当朝的政治服务。但华核对撰修国史当有史才的要求，则表明其史学批评思想的积极性，这与三国时期统治集团对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一般认为，三国时期开始设置史官记注和撰修国史，吴国设置史官修史，太史令、东观令、左国史、右国史就是负责记注或撰述的史官职位 ;曹魏设着作郎、着作佐郎 ;蜀汉亦有文书和典藏制度。华核作为史官的一员对史官是有要求的，当朝君主同样对史官素养提出要求。孙皓讲道 :“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他拒绝了华核的请辞，认为他“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有望超过“杨、班、张、蔡之畴”,是担任右国史的不二人选。[5]卷六五《华核传》，1467统治集团对国史和史官的重视无疑为史书的官修提供了便利。专职史官负责记注和撰修国史，有利于史家自我认识和史学认识的提高。到了唐代，《晋书》卷八二史家的合传，集中记载了两晋时期的十一个史家。这是唐初史家对“史臣”这样一个群体的重视，同三国时期统治集团对官修国史的重视和史官自我认识的提高当有历史上的联系。

　　华核重视国史，重视其传统、重视其作用、重视其对史才的要求。虽然他的国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的，但就其史学批评思想本身来说，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华核的奏疏客观上成为了解吴国国史撰修情况的必备史料。现存有关三国时期的正史是陈寿在西晋担任着作郎时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松之在宋元嘉年间受诏所撰《三国志注》，《三国志》有吴志二十卷。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记载吴国历史的着作还有“《吴书》二十五卷，韦曜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残缺”,“《吴纪》九卷，晋太学博士环济撰”,“晋有张勃《吴录》三十卷，亡”[2]卷三三《经籍二》，955.三书均已亡佚，不可得见。

　　《三国志》及裴注成为了解吴国国史撰修的经过及史官修史活动的主要史料。其中，华核的两封奏疏实为重要文献。华核在荐薛莹的奏疏中，回顾了吴国国史的撰修过程 :

　　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5]卷五三《薛综附薛莹传》，1256唐人刘知几对吴国的国史撰修有这样的论述：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敕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核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核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12]卷一二《古今正史》，322刘知几的叙述同华核为薛莹上疏中的相关叙述是基本一致的①，不仅撰修的大体经过一致，都包括吴大帝、少帝、归命侯三个时期，而且对丁孚、项峻“俱非史才”的评价更是沿袭了华核在奏疏中对二人的评价。这样看来，华核的奏疏应为刘知几论断的材料来源。清人杨晨编撰《三国会要》称 :“吴置左右国史，东观令及左右丞，主书令史。”[13]卷九《职官上》，160杨晨引用华核的奏疏为注来解释吴国国史的撰修经过，华核的奏疏成为了解吴国国史撰修情况的材料来源。

　　从吴国国史撰修的过程来看，在孙亮时，华核与韦曜、周昭、薛莹、梁广五人共同受诏撰修国史是极为重要的一次，刘知几称“曜、莹为首”他认为韦曜和薛莹应该是主要的撰述者。那么，华核在集体修史活动中所处的位置究竟是怎样的呢?

　　前文已对韦曜、薛莹的史才及其撰史情况进行了说明，对周昭而言，《三国志》载 :“周昭者字恭远，与韦曜、薛莹、华核并述吴书，后为中书郎，坐事下狱，核表救之，孙休不听，遂伏法云。” [5]卷五二《步骘传》，1242周昭在孙休时负罪下狱，华核上表救他，但周昭仍被杀。惜华核救周昭一表不可见。《隋书·经籍志》载 :“《周子》九卷，吴中书郎周昭撰。亡。”②现《全三国文》中收有周昭的四篇文章，包括对步骘、薛莹等人的评论两篇，其中《又论薛莹等》一文，正是《三国志》卷六五的传后评论 ;《新论论步骘、严畯等》一文是《三国志·步骘传》正文收录的内容，《三国志》称赞道 :

　　“周昭之论，称之甚美，故详录焉。”[5]卷五二《步骘传》，1242周昭对评论的擅长由此可以得见。至于梁广之事及其文，史书并无更多记载。

　　前文讲到，华核自谦自己只能胜任记注的工作，他的“文赋”之才被称赞胜于韦曜。那么，同时受诏撰修吴国国史的这四位史家，华核擅长文赋，薛莹的记述出色，周昭优于评论，韦曜则通晓古今、擅长褒贬，他们在史才上各有所长，在实际国史撰修中可以互相补充，这也正是集体修史的便利之处。而华核其人，孙休时，上表救入狱的周昭 ;孙皓时，在周昭、梁广已亡的情况下，华核上疏救入狱的韦曜，继而荐被徙的薛莹继续撰修国史。这样看来，华核的确是推动吴国国史撰修、并使之没有彻底中断的关键人物。华核屡次上疏的行为，同他直言敢谏的个性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出于他对国史的重视，以及他身为史官对撰修国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局势动荡。东汉末年以后形成的群雄争霸的局面，使各地势力为了扩张而陷入一场场战争，直至魏、蜀、吴三分天下，三国分别建立了政权。只是这一相对稳定的局面并未维持太长时间，另外，三国建立后，仍继续以战争的形式巩固政权，同时在政权内部也存在不同势力的斗争。这样的社会、政治局势无法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但与此同时，史学却遇到了有利的发展机遇。统治者重视史学，设置专职史官记注和撰修国史，大大推进了官修史书的发展。而就私人撰写史书来说，出现了魏鱼豢撰《魏略》、吴谢承撰《后汉书》、吴薛莹撰《后汉记》、蜀王崇撰《蜀书》、蜀谯周撰《蜀本纪》等私家撰述。虽然在私记方面，这时的成就未达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那般壮观，但在三国时期，史学的地位提高了，史家，特别是史官，作为群体的自我认识也提高了。华核对司马迁和班固的称赞，对韦曜、薛莹等史官史才的评价、对国史的重视，正是这一时期史家史学批评意识发展的表现。

　　参考文献

　　[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 :中华书局，1958.

　　[2]魏徵，等。隋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3.

　　[3]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5]陈寿。三国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6]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7]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2.

　　[8]萧统。文选[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9]范晔。后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65.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1.

　　[11]班固。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