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与商帮经济的互动
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商帮经济的形成促成了宗族教育的发展，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关于宗族教育与商帮经济关系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引言
明末至清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和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封建经济逐步向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经济过渡。在这一经济过渡进程中，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以地域为特征的十大商人集团，即所谓“商帮”。这些商帮大都由商业宗族构成，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他们在对封建末期的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同时，也给宗族教育带来了深刻变化。近年来，已有学者考察了“十大商帮”中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等的宗族教育①，而对于其他商帮的宗族教育则较少涉及。本文试以江西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宗族为个案，阐述明清时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进而探讨商帮经济和宗族教育间的互动。
一、流坑村社会文化与宗族教育传统
流坑村坐落于江西中部乐安县丘陵山区的一个盆地，是董氏单姓聚居的一个大型村落，现有村民4500 人左右。发源于东南山区的乌江，环绕该村，向西流经永丰恩江，至吉水而汇入赣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条江是流坑村联结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五代南唐昇元年间( 937 -942) ，董氏先祖自乐安县东北的宜黄县徙居此间，垦荒拓殖。靠着辛勤的经营、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对宗族教育的重视，流坑董氏家族愈益壮大，宋代时渐成为科甲联中、仕宦众盛而雄于江右的巨家大族。流坑村因董氏家族历史发展悠久，历千年而聚居一村，且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农村的耕读文化，而有“千古一村”之美誉。
北宋初年，天下甫定，朝廷为加强中央集权，偃武修文，大开科举。董氏第 3 代祖先董文广率先涉足科场，并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 明法科中选。因年事已高，三调官皆不赴。又宋庆历四年( 1044) 以前，各州县尚无官学，士人受教育主要靠家塾私庠，文广在与胞弟文肇商议后，乃创办桂林书斋，决意“以儒名家”。由是，“悉出金帛，多营书史，大启黉舍，招延学徒，士自远方多归之。”
[1]不数年，族中崇文重教蔚然成风。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 1014) ，文肇四子滋、湘、渊、淳全部中举。次年，董淳进士及第，成为流坑董氏荣登进士第一人。此后，董氏“登科之儒，累累相续”[2]。景佑元年( 1034) ，董洙、董汀、董仪、董师德、董师道叔侄兄弟 5 人同科登榜，一门五进士，名噪一时②。皇佑元年( 1049) ，董汲、董偕、董儞和董唐臣又四子登科，同中进士。
两宋三百年间，董氏一族进士及第者有 26 人，其中北宋18 人，南宋8 人。每贡举之年，董氏“预荐名或七或六，或五或四。自祥符八年乙卯至咸淳七年辛未，擢进士科近三十人，武举、特奏、世赏异路而仕者不与。”[2]秘书省丞董傪、监察御史董敦逸、参知政事董德元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又靖康元年( 1126) ，宋廷以金人大举入侵，“诏特设一科，以谋略取士”，时读京师国子监的董藻“名选第一，时称武状元”[3]。据同治十年( 1871) 纂修的《乐安县志》载，从宋初到宋绍兴十九年( 1149) 乐安置县前，境内共出进士 52 名，其中流坑董氏有 21 名，占40% ; 又解试举人 72 名，而董氏占了 47 人，达 65%[4]31。近 200 年间境内科甲半数为董氏所占，可见其科甲之盛。
科举业的昌盛，使董氏宗族形成了以科举入仕为取向的浓厚文化氛围。村中除设置诸多家塾、书屋，延师课教本族子弟科举制艺及词章之学外，还广为科举入宦者兴建各种纪念性建筑，如北宋时为董文广一门“五子联科”建“五桂坊”，南宋时为“恩科状元”董德元建“状元楼”，此外还有“宰相状元坊”、“文武魁元坊”、“子男封爵坊”等各种纪念性牌坊。
这些楼坊建筑，在向他人炫示董氏人文之盛的同时，也为族中子弟营造出一种好学上进、光宗耀祖的浓厚氛围。在这种科举文化氛围的浸润下，董氏子孙多寒窗苦读，以求他日仕进。
科场竞争毕竟激烈，许多人虽皓首穷经仍名落孙山，于是便选择返乡从教，期冀子孙将来能遂己之志。例如流坑“道学之宗”董德修一家，其父董云举科场失意，“惟以义方教子”[3]，其兄仲吉科第未举，遂居家讲授。德修本人曾三赴漕试，皆铩羽而归，遂隐居力学，教授于乡。与一般授馆塾师不同，德修为陆象山的入室弟子，故以倡教陆氏心学为己任，“终日静坐，潜心理窟”[5]，最终成为南宋着名的“槐堂诸儒”之一，人称“心斋先生”。《宋元学案》亦有其传。此外，族中也有一些仕宦罢官或辞官归里后，隐居村中施教讲学，成流坑宗族教育的优秀师资。
在与流坑村相距咫尺的曾姓板桥村中，尚有着名的西山书院。西山书院因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真德秀曾就读于此十三载，并以西山为号，而名扬四方。据《乐安县志》载，宋末文天祥亦曾访寓于此，并题有诗句。西山书院虽系南宋知名理学家曾丰所建，为其讲学之所，但因曾、董两家世为姻戚，关系融洽，故董氏族中子弟亦有不少就学于此。
元朝入主中原后，竟有 30 年未开科举，致使众多流坑士子望而兴叹。但即使如此，村中长辈仍“力以诗书敦勖后进”。以后实行开科取士后，董氏因为家学渊源深厚，而“授业于外者八九十人。三岁大比，较艺棘围者不下二三十人。”[6]
二、明清时期流坑村宗族教育的发展
入明，政局平稳，社会安定，江西经济逐步发展，流坑董氏也逐渐成为一个三四千人的强宗大族。由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赣江―鄱阳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货物与客商流通量不断增大，江西本地商业日趋繁盛，乃至最终形成一个势力很大的“江右商帮”，垄断着江西境内瓷器、药材、木竹、茶叶、夏布、纸张和大米等名特产品的经营。流坑村位处赣江上游乌江河道由湍变缓、由窄转宽处，又是县邑的水陆冲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董氏依托其所处的地理之便，借助强宗大族之势力，渐渐把持了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并成为江右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竹木贸易等商品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流坑村宗族教育出现了几个新的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