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根文化的论文

关于浅析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根文化的论文

　　在群星璀璨的区域文化中，河洛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耀眼的明星。与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点?又如何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进行了一一解答。

　　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河洛文化的范围涵盖哪些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位置?刘庆柱：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区域文化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地区以今洛阳为中心，地理范围包括今豫西、晋南一带。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谓“核心区域”文化，就是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所谓“根文化”，就是国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区南部山区一带，近年来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存，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当今中国地理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史前区域文化。庙底沟文化(即庙底沟类型)孕育出河南龙山文化，继之又在庙底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被学术界认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国家的“中心”地区，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遗址充分证实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区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区。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遗址——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说明夏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而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夏文化的主要历史平台就在河洛地区。如果说庙底沟文化在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化”，那么“华夏文化”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则在河洛地区夏商都城遗址得到考古发现的科学佐证。从“三代”的“华夏文化”，到汉唐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河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伴随着函谷关从灵宝东移至新安，促进了汉唐时代河洛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一体化”，使“汉唐两京”成为“汉唐盛世”的“中心”。汉唐时代河洛地区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宗教遗存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历史上的很多都城诞生在河洛地区，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影响?刘庆柱：从中国古都发展史看，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的布局，宫城之中“宫殿”与“宗庙”的二元格局，宫庙政治性建筑的“一门三道”与“一门四塾”规制。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中最早的“择中而立”的典型，它们确立的范式一直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城之宫城所延续。作为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国家历史物化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河洛地区的东汉雒阳城从汉长安城“宫城”与“亚宫城”并存发展为“双宫城”至“单宫城”，都城从西汉时代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与古代都城变化相对应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从西汉帝陵的“坐西朝东”改为东汉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结构由西汉帝陵陵园的帝陵与皇后陵的“同茔不同穴”、二者各置一个陵园，变为东汉帝陵的帝后“同穴”。东汉都城与帝陵的上述规制变化影响深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所基本继承。

　　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文化”，至秦汉时代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河洛地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集中反映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时从“长城地带”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徙都洛阳，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大发展的政治、文化格局，从华夏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河洛地区被北魏王朝认同，河洛文化也成为多民族形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鲜卑人统治的北魏王朝徙都河洛地区，无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孝文帝营建的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和郭城组成，北魏洛阳城“三城制”取代魏晋洛阳城、两汉都城与先秦都城的“双城制”，从古代国家层面完成了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根本性转变(作为帝国时代的两汉都城与魏晋洛阳城的“双城制”和帝国时代的“时间差”，应该是“物质文化”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相对“滞后性”决定的)，并为此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所承袭。

　　“有容乃大”的河洛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刘庆柱：宗教在人类历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汉代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成为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河洛文化的“有容乃大”，在佛教文化的“汉化”与“汉式佛教”的形成方面，有着世界性历史意义。中国的第一个佛教寺院白马寺，就建在东汉雒阳城。永宁寺作为国家大寺，营建于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之外、都城中轴线的铜驼街。河洛地区是汉式佛教形成与发展的“圣地”。开凿于北魏王朝、兴盛于大唐王朝的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中唯一开凿的国家级佛教石窟，是汉式佛教的“国家工程”。正因为佛教于东汉时代在河洛地区“生根”，在北魏洛阳城时期发展，使佛教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此外，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汉代国家确立的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地位，在河洛地区的中心东汉雒阳城遗址得到见证。洛阳考古发掘的汉魏洛阳城的太学遗址、辟雍遗址、明堂遗址，以及太学遗址出土的儒家经典“熹平石经”，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级别最高的古代中国主导思想意识的物化载体。与此同时，许慎的《说文解字》就完成于河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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