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比较研究方法及影响论文
第1篇：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一、语言学中的比较和对比
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进行语言学比较时，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两条轴线进行。这两条轴线的相互交叉，变形成了如下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将语言学研究分为四大类性质和目的不同的比较①。
象限I代表了同一语言内部的共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对某一语言在其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主要是现时阶段）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系统的内部构成成分及组合构造进行比较。
象限II代表了同一语言内部的历史比较。这类比较是对某一语言在其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系统加以对比研究，从而使我们了解这一语言的发展历史，找出基本发展演变规律。
象限III代表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历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对不同语言（一般是亲属语言）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系统进行比较，其目的主要是探讨语言之间的历史联系，并据此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谱系分类，重建或构拟某一亲属语的共同原始语。不同语言之间的历时比较，往往需要同一语言的历时比较相结合，形成当前所进行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历史语言学，有时称之为比较语言学，或历史比较语言学。
象限IV代表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静态的（主要现时代的）比较，以便找出不同语言之间在形式结构方面的异同。根据目的和所涉及语言范围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语言之间的共时比较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的目的是试图找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在形式结构上的共有特点和某些具有倾向性的规律。第二类的目的是试图找出世界上所有语言在形式结构上的典型不同之处，根据这些不同，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类型学的分类。第三类比较则通常局限于两种语言之间，主要研究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在形式结构上的共同点，以及一种语言相对于另外一种语言而言的不同之处，这便是对比语言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本论文的重点在于介绍历史比较语言学，也就是图中的象限III。
二、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linguistics），亦称越时语言学（diachroniclinguistics），是一门研究语言变化的学科。
历史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历史语言学的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包括语言变迁、语言之间的关系、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变化对于理解人类语言和人类的语言能力极其重要。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揭示语言变化的史前发展和同一语言早期和后期变体自己的联系，为不同语言的亲缘关系提供线索。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还可以使我们对非语言的因素，如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等在语言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更深的认识。
最初的历史语言学是比较语言学，也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comparativelinguistics）。它以历史比较法为基础，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它所关心的主要是对语言谱系的梳理和对史前（指有文字以前）语言的测拟。
由此，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延伸和扩展。它的特点是通过对现有语言事实的研究而推求无文献的远古语言状况，以已知推未知。与历史语言学不同，它总是在研究若干具体语言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语言的符号体系的比较，寻求共同的语音对应规律，并进一步建立对应体系②。
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主要包括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Internalreconstruction）、扩散理论（diffusiontheory）和变异理论（variationtheory）。这四种方法从不同的侧面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犹如循着不同的途径实现相同的目标一样。
历史比较法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它主要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找出对应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语言发展的线索和规律，重建原始语。比较，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比较语言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比较具有普遍意义”③。
内部预测法，随着结构语言学的发展，有些语言家运用结构分析法研究系统内部的结构，从系统中那些不符合系统的结构差异的因素入手，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从而创造内部拟测法，弥补历史比较法中只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却忽略系统内部的一些不规则的差异的缺陷。这就使得历史比较法难以发挥效用的地方也有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去研究，因而推进了历史语言学的发展。
扩散理论，着眼于语言的变化在空间或系统内部的扩散和扩散速度的参差。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只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和整齐的演变规律，并未指明语言在空间或系统内部的扩散和扩散速度的参差，恰好扩散理论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变异理论是对当前正在变化的语言现象进行研究。它通过语言共时状态中的变异去考察语言发展的过程、趋向和规律，使得人们看到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系统和变异、语言和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填补了以上三种方法只对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研究，但对现在正发展的语言没有研究的空白。
第2篇：古印度语言学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1.古印度语言学的主要成就
在公元前1500的古印度，婆罗门的教义《吠陀经》与《佛经》是早期语法学习公认的鼻祖。最早的文学是以口头相传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而这种以口语形式保留的语言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何传承。直到18世纪，这种口头相传的文学形式才被梵语记录所取代。因此，对古印度文化的保留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大大促进了古印度语言学的学习。
在公元4世纪，古印度伟大的语法学家潘尼尼发表了著名的梵语语法书《八书》。《八书》是第一本梵语语法著作，该书详尽地描述了词的结构形式，词类的划分以及词汇和句子的形态变化。潘尼尼详尽地描述了曲折变化、派生词、词的构成以及构词规则，即所谓的“穿线”。与此同时，潘尼尼还是首位注意到语言中的语素变体现象的学者，并且创建了语素和词素的变化规则。我们现在使用的“零位”（zerorepresentation）描写手段正是潘尼尼首先创用的。“零位“就是代表原则上应该有而实际上不存在的单位的标记。比如，英语名词复数一般是在词尾加上词素-s构成的，而sheep（绵羊）、deer（鹿）的复数不变，这样的名词被称作零位。
印度语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般语言理论和语义、语音和音位、语法描写。印度语言学对语言的描写基于观而不偏重理论，它所研究的理论问题往往与文学研究和哲学争论相关联，热衷于对词的性质和句子意义讨论。
一个句子与其包括的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是什么也是当时辩论的众多问题之一。古印度语言学者试图证实：句子本身的意义远远超过其组成词汇的总和，无论是在语义上还是在语法上。这些辩论为学习超越句子的意义——语用学作了重要铺垫。
古印度语言学最显著的成就在于音位学和音系学上。印度语言学者在没有相应的技术设备的条件下，对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做出了细致和准确的描写，甚至达到了语言学上的高峰。印度语言学者认为，语音是联系语法和话语的纽带，语音描写可分为三大部分：发音过程，语音的组成成分以及语音的成分在音位结构中的结合。
在词类划分上，印度语言学家区分了四种词类：名词和动词（均有屈折变化）、介词和小品词（均无屈折变化）。有人称和时态屈折变化动词被看作是句子的核心，而其他词被看作是和动词有特定关联。此外，印度学者的句子结构理论认为，单词组成句子要满足三个条件：（1）单词要能够成为正确结构中的合适的语法类别，否则它们只不过是个单词表而没有实际意义；（2）从语义角度上讲，单词必须合适，否则就会出现不合语法的荒谬论断；（3）单词的出现必须有时间上的连续性。
2.印度语言学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
事实上，印度语言学在语音学以及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两方面是比西方传统语法先进的。本文将从以上两个方面研究印度语言学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
历史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某种语言或各种语言的发展史，也称为“历时语言学”。19世纪时，历史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有很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通过比较各种语言在不同时期在语音、词形、语法结构上的相同特点，来建立语言族系。古印度语言学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主要从其代表著作中表现出来。
2.1对语言类型学的影响
潘尼尼在《八书》中指出，单词是由词根和词缀组成的，该书还提出了词汇的形成规则，比如如何在特定的词根后加词缀。洪堡特在该理论的启示下，区分了三种语言类型：（1）孤立语、（2）粘着语、（3）屈折语。这种语言划分与古印度语言学所提出的词根词缀有一定的联系。印度语言学者认为，孤立语没有词形变化，主要通过变换词序来表达句法关系；后来把附加成分加在简单词上来表达事物（粘着语）；屈折语则是通过使用词尾的变化来展现其语法变化。
2.2音系学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启示
19世纪时，印度语言学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印度语与欧洲语言的比较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第一个阶段，第二：印度语言学的成就开始对欧洲语言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没有相应的技术条件下，古印度语言学者对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做了观察和描述。19世纪的语言学者雅克布·格里姆在《德语语法》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和印度语言学中的音系研究是一脉相承的。在该书的第二版问世之时，它系统地论述了日耳曼语和其他印欧语之间的辅音的一致性。格里姆还创造出“音变”这个术语，把“第一音变”也称“日耳曼语音变”，“第二音变”又称“高地德语音变”，真正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发现音变之中有规律可寻。
要找到古印度语言学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是很容易的。早在讨论元音音变和辅音音变之前，能够区分元音和辅音是尤其必要的，此外潘尼尼首次提出的语素变体对音变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影响。语素变体描述的是一个语素的不同表现形式，而音变指的是一个单词内元音或辅音的特定的一种对应。例如，在英语里，名词的复数规则变化一般是在词尾加上-s，这个复数的词缀虽然有几种不同的读音/s/，/z/，/iz/，但它们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复数。通过日耳曼语里的/f/与印欧语言中的/p/之间的对应这个例子，能够很好地阐述音变现象。
English：fatherfootfewfire
Latin：patherpēspauscī–
Greek：pente
“父亲”这个单词在英语与拉丁语之间只有一个对应音不同，意义和语素都相对一致。
3.总结
综上所述，印度语言学在音系学和构词上的研究对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有很重要的铺垫和启示作用。印度语言学不仅对当时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有启示，还为以后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者留下了宝贵的依据。
第3篇：浅述十九世纪与历史比较语言学
19世纪初，语言学家认为只有对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才是科学。语言学进入历史比较语言学阶段，语言学家把语言看成是谱系体系，不仅提出了人类语言演变过程的假说，绘出世界语言谱系，而且创造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才使语言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科学。
1.基本理论观点
（1）每种语言都有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比较而被认识。
（2）比较可以揭示某些具有共同来源的语言亲属关系，亲属语言组成语族和语系。
（3）亲属语言的不同之处只能用这些语言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来解释，这些不同之处正是每种语言的重要特点。
（4）语音要比其他语言要素变化的快，在同一种语系中，语音的变化是遵循严格的规律进行的；语言的基本要孙，如词根，词缀和词的曲折变化，在几千年间都保持稳固性。
（5）根据历史比较所得的材料可以大体构拟始源语。任何一门学科的出现都有它的哲学背景和邻近学科的影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跟生物学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有联系。
2.初创期代表人物
拉斯克（R.K.Rask，1787-1832）历史语言学初创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也是历史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他通过对语音对应关系的分析，论证了日耳曼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有着亲属关系，同出于一个原始语。他认为，比较研究最重要的是总体结构和语法上的统一性，而不应过于注重词汇的统一性。“一种语言，不论与其他语言已混杂到何种程度，如果它与另一种语言有着共同的最重要、最具体、最不可缺少的词汇（即语言的基础部分），那么它们就属于同一个语支。如果两种语言的词汇中存在这种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现象很多，从而可以制定出字母（即语音）变换的规则，这两种语言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亲属关系，如果曲折变化和语言结构相互一致的话，便更是如此”。[1]
格里姆（J.Grimm）（1785-1863），是日耳曼语言学的创始人，他在《德语史》中的一段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他说：“有一种比骸骨、武器和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的语言。”格里姆的伟大贡献在于发现了早期印欧语到日耳曼语的塞音（和擦音）的演变规律，即“格里姆定律（Grimm'slaw）”[2]
维尔纳（KarlVerner，1846-1896）的研究指出原始印欧语的清塞音p、t、k在古日耳曼语中确实演变为f、θ、h，但只有位于词首或重读元音之后的p、t、k演变为f、θ、h，而其他位置上的p、t、k演变为b、d、g。这一演变规律被称为维尔纳定律。
3.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
3.1洪堡特主义代表人物
洪堡特（W.vonHumboldt，1767-1835）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奠定了哲学基础，开创了普通语言学。他的名言是“语言是一种创造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一种产品”。他认为，语言的本质特征就是讲话人具有的讲话并理解话语的言语能力，而不是可以听到、看到的话语和写作的产物，更不是语言学家对语言进行分析后所得的词汇和语法规则。语言作为事物标志和交际手段而起作用。
洪堡特继承了海德（Herder，1744-1803）的观点，更多的把语言学看做人文科学，他坚决反对把语言看作是某种机械的和静止的东西，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一种活动”。另一方面，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密不可分，声称“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此外，他还创建了语言类型学分类法，把亲缘关系上相近的语言与语言类型上相反的语言相对立，语言类型主要有：一个词代表一个意思的叫孤立语；由数个词构成复合词，而且词形和意义又都不改变的叫黏着语；用词尾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的叫屈折语。
洪堡特开辟了语言研究的人文传统，导致了20世纪以来的人类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的诞生，其影响渗透到哲学、美学、文艺学等等。他详细描写了比较方法的操作过程，着重强调语言间亲属关系的证明不是结构上的相似，而是共有的、语音上有着类推关系的语法形式。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德国的斯坦达尔，还间接影响了奥地利的舒哈特，意大利的克罗齐等。[3]
3.2自然主义学派的代表
施莱歇尔（A.Schleicher，1821-1868），德国语言学家、自然主义学派的创始人，是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理论、关于重建始源语的比较方法及关于对语言的分类。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跟生物进化的过程是一样的。他采用生物学对植物的分类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并采用双名法。他把当时存在的语言总结最后得出谱系树形图。[4]
4.新语法学派
19世纪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欧洲语言学拜托了早期的语文学道路，把语言作为独立的对象研究，并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
新语法学派所强调的一点就是“类推作用有普遍性”。“类推作用”除了用来解释语音的不规则对应，还用来解释形态结构划一的变化。新语法学派的“类推作用”理论对形态的历史演变作出了解释。“在活的语言发展过程中所看到的形态因类推而划一的现象，词干重新分解和简化的现象，原有独立词汇单位的语法化（以后转变为构词法附加成分和变词法附加成分）的真实情况，语音现象和形态现象互相作用的情况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地扩展了历史语言学家的眼界，使他们有可能更好、更充分地阐明较远的过去的事实。
新语法学派推进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为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5]
5.对历史语言学的总体评价
19世纪末，语言学的发展是同否定施莱歇尔的生物主义和保罗的唯心主义连在一起的，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及语言学的相对独立性，并力图确定语言体系的实质，建立语言学学科都分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根本原则便已受到了怀疑。历史比较语法的研究方法先是受到新语法学派，后又受到结构主义学派的冲击。
历史比较语法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实用性强，善于吸收外来语文的长处。主要弊病是它依靠历史比较搞重建而不过问“比较”的实质，仅仅停留在横向对比上而缺乏历史发展的纵向显示。梅耶也不得不承认，比较语法的方法所提供的不是古代口头欧语的“重建”，而是历史上有文献记录的那些语言之间的一种有定的对应系统（语言横向比较）。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通常以具体性（concreteness）和特殊性（specialness）为标志，而结构语言学则是以抽象性（abstraction）和概括性（generality）为特征。传统语言学却生硬地用拉丁语的范畴来分析现代欧洲的各种语言，分析内容完全无视表达这一平面，这就使其研究难免有教条主义，而结构主义则强调从“表达”和“内容”两个平面的相互作用出发，去寻找语言的内在功能。
第4篇：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综述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主要研究语言的发生和发展，按生物进化模式把语言纳入谱系关系的框架之中，并构拟不同阶段的共同语，探求它们的形式及其演变过程的一种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的前提
（一）语言材料的积累。16、17、18世纪是语言学史上“积累语言材料”的时代。世界的贸易的发展与长途旅行使欧洲人在扩大地理视野的同时扩大语言视野，基督教的传播使各种语言信息汇聚增加，殖民掠夺的开始也为世界语言材料的积聚增加了条件。最早进行有意识搜集语言材料的人是17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他想通过比较方法来追溯语言源头从而发出搜集语言标本的提议。19世纪初期德国人阿德隆和法特出版的《语言大全或普通语言学》（1806-1817）是“世界语言标本搜集”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汇集对500种语言的评论和书籍目录。
（二）方法论的形成。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生物学领域开始了有系统的科学旅行和探险。生物学家通过对收集到的大量材料进行比较，从而创立比较植物学、比较解剖学等。语言学从中借鉴了比较研究方法。同时，语言学研究又吸收了这一个时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等所普遍采用的历史分析的方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语言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三）梵语的深入研究。促使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对梵语的深入研究。欧洲人第一次得到梵语的信息是在16世纪80年代。当时意大利商人菲利波·萨塞蒂（FilippoSassetti）从印度发回信中提到梵语词和意大利语词颇多相似之处，如6、7、8、9等数词和“上帝”“蛇”等名称，并指出二者可能同源。1786年，英国人威廉·琼斯（WilliamJones）在印度加尔各达的亚洲学年会上宣读著名报告《三周年演说》，首次正式提出梵语和欧洲古代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言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具有同一来源的假说。琼斯的论文引起了欧洲学术界极大的兴趣。在欧洲启蒙运动哲学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把眼光投向过去，探索各民族的起源和史前史，古代的语言也是系统研究的对象之一。欧洲人真正认识梵语，使欧洲语言研究进入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
二、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
19世纪初，以梵语的研究为契机，一代又一代学者聚焦了印欧语的历史比较，创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整个19世纪中，历史比较语言几乎占据语言学界的统治地位。对此语言学界早以达成共识，但关于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分期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争议：国内语言学界一般认为以1870年为界分做前后两段，主要见于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和徐志民的《欧美语言简史》等；国外汤姆逊在《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史》则分成了初期、中期、最后25年三个阶段。①两种分法各有长处和不足，为了更加清晰表现出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脉络，笔者采用以时间为经线，以人物和主要成就为纬线进行分述。
（一）德国葆朴（FranzBopp，1791-1867）
葆朴是19世纪初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是第一个把相似相关的语法事实收集起来进行比较，并把梵语引进比较领域的人，是第一个提出以语言亲属关系为依据建立“比较语法学”的人。
1816年，他发表了《论梵语的动词变位系统》，对几种亲属语言的动词变位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由此为“印欧语系”奠定了基础。1833-1852年，他撰写了第一部系统的印欧语比较语法书《梵语、禅德语、阿尔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葆朴的研究出发点是通过梵语和欧、亚几种语言的比较，找出它们动词词尾变形式的源头，即原始形式。然而在撰写过程中，他发现这些语言的动词变化不仅仅是个别相似，而且是“家族相似”，显示出系统的一致性。由此，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一些重要原则，建立了比较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葆朴“意识到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内容。用一种语言来阐明另一种语言，以一种语言形式来解释另一种语言形式。这可是前人没有做到的。”②[P2]法国语言学家梅耶称葆朴的研究有点像哥伦布寻求去印度的航线（喻指初衷是构拟一种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结果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喻指建立比较语言学）。
葆朴在同源语言词法形态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的理论，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但葆朴的研究对象过于狭窄，他专注于词形变化，没有注意语音的发展规律，建立历史语音学，更没有注意句法形式的发展规律。在这些方面做出贡献，并奠定历史比较语言学基础的是葆朴同时代的两位学者：拉斯克和雅各布·格里木。
（二）丹麦拉斯克（RasmusChristianRask，1787-1832）
拉斯克也是19世纪初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他是第一个对语言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
拉斯克在《古代北欧语或冰岛语起源的研究》（写于1814年，出版于1818年）一书中对冰岛语和希腊语、拉丁语作了详细比较，论证了它们在语音、形态和基本词汇上的对应关系；他提出要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必须考察语言的整个结构，应特别注意语法对应关系，并把古冰岛语归入日耳曼语系，认为古冰岛语和波斯语、印度语有一个较远的共同来源；第一个发现日耳曼语中的“辅音大演变”，即希腊语的p、t、k对应日耳曼语中的f、p、h，希腊语的'b、d、g对应日耳曼语中的p、t、k。拉斯克在《古代北欧语或冰岛起源的研究》中所论述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启发了雅各布·格里姆。
（三）德国雅各布·格里姆（JacobGrimm，1785-1863）
雅各布·格里姆也是19世纪初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索绪尔称他是“日耳曼语研究的创始人”。同时，他还与弟弟威廉·格里木（WilhelmGrimm1786-1859）一起搜集德国民间故事，编成具有世界影响的《格里木童话》（也有翻译成《格林童话》）。
1819年，雅各布·格里姆出版了《德语语法》。在呈现日耳曼语言发展史的过程中，他确立了字母与语言的本质性区别，以及语音在历史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822年，《德语语法》再版，并增写了三卷，不仅系统地论述了日耳曼语族与印欧语系其他语族之间辅音一致性的问题，而且最早提出了语音规律，即借助在第一音变和第二音变中的辅音变化，就可以把日耳曼语族诸语言区分开来，该定律同样可以对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进行有效的区分。这就是著名的格里木定律。该定律被罗宾斯称为“建立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的框架和支柱”，直到今天“仍然是印欧语系内部最著名的一套语音对应。”③（P211）
虽然格里木定律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音研究方面最为突出的成果，但它留下了难以解释的一组例外。如拉丁语中的t依据格里木定律推知在日尔曼语中的对应形式应该是p，实际上对应形式却有时是p，有时却是d。这些例外也吸引着其它语言学家，特别是维尔纳的深入研究。
（四）德国施莱歇尔（AugustSchleicher，1821-1868）
施莱歇尔是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的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由于受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语言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受相同的自然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支配，因此可以把自然科学中所制定的精确方法运用于语言研究。他根据已发现的规律来重建原始印欧语，并用星号*来标示构拟的形式，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设计了一种树形谱系图，使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步。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都是参照或按照这种语言分化的权威模式进行的。但该理论的弱点是只考虑到语言分化，而没有考虑语言的统一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直到19世纪后期，他的学生施密特（J·Schmidt）用“波浪说”对此作了修正。
（五）丹麦维尔纳（KarlVerner）
在19世纪后25年里，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领域取得成就最大的就是维尔纳和他所属的“青年语言学派”。他们把格里木定律进一步发展完善。
维尔纳对日尔曼语中的许多音变例外的例子进行研究。1875年写成《第一次辅音变化的一个例外》。文中指出：如果原始印欧语中的重音放在非词首擦音之前的元音上，原始印欧语中的p、t、k，在日尔曼语中就相应变为清擦音f、p、h；如果重音放在非词首擦音之后，那么原始印欧语的p、t、k，在日尔曼语中则对应为b、d、g。维尔纳这一发现，揭示了日尔曼语中辅音系统的变化与重音位置的联系，被称为维尔纳定律。该定律的发现解除了许多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疑虑，使他们开始认识到一切语音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同时期，维尔纳所属的“青年语言学派”也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正式宣布“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例外”。他们在坚持这个原则时，以语言材料为依据，借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同“类推”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
维尔纳和“青年语言学派”对语言演变性质的认识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改变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向，改变了对原始印欧语的认识，但其缺点也很明显：（1）研究方法的“原子主义”。认为语言的变化是孤立的、个别的变化，看不到语言统一性和完整性，有损于语言总体的认识。（2）个人心理主义的语言观。把语言仅仅看作个人的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缺乏对语言社会性质的了解。
三、20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最后25年，青年语法学派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培养了一个语言学巨人德·索绪尔。1916年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标志着语言学进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而历史比较语言学已不再处于语言学的主流地位。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并没有停止，研究对象从19世纪基本局限于印欧语系逐步扩展到其他语系，比如汉藏语系的研究、南亚语系的研究、班图语系及非洲诸语言的研究等，研究方法也突破了单一的历史比较法的格局，吸收了语言共时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梅耶和高本汉。
（一）法国梅耶（AntoineMeillet，1866-1936）
梅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德·索绪尔的学生，可以称得上即是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集大成者，又是20世纪以后在索绪尔语言系统观及青年语法学派的语言地理学等思想下，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宝库的杰出语言学家。梅耶一生致力于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
1925年，梅耶在挪威斯洛“比较研究所”做学术演讲，并将演讲稿整理成为《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在该书中明确主张必须废弃仅依据个别孤立事实来进行语言比较的方法，而这正是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致命弱点。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他指出：进行原始母语的重建工作时，必须就整个系统进行比较，而且重建的也只能是部分语言成分的对应系统，而不可能构拟出整个原始共同语；强调在语言的历史比较中应重视方言区别，重视语言历史演变中平行发展的可能性。这些观点正是梅耶在他的老师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影响下，对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所作的总结性思考的反映。该书被认为是关于历史比较法的最好的著作。
（二）瑞典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1889-1978）
高本汉是瑞典著名汉学家，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引入传统的汉语音韵研究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从而大大开拓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1926年，高本汉出版了《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在1940年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成为中文，在上海出版。高本汉一方面参照隋、唐以后《切韵》类韵书中的反切，把3100汉字排列成表；另一方面运用历史比较法比较各字在现代各种方言中的读音、构成其音值、据此确定韵书等大量书面材料里的中古音类别及各字的中古读音，达到对切韵进行语音学描写。该书对汉语从《切韵》到现代各方言的语音变化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1954年高本汉对以前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修订，总结性地发表了《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语言学简编》，上古音研究的轮廓因此而更为清晰，他的学术活动使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古老的汉语音韵研究领域结出了硕果。
综上所述，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16、17、18世纪的积累语言材料，在19世纪初创立进而辉煌了整整一个世纪，到20世纪在结构主义语言观影响下，吸收语言共时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使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更为合理，在语言学发展中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5篇：浅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
语言学界的人常说，19世纪是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特别是印欧语言的世纪，然而在19世纪之前也有人通过比较来进行历史研究，例如但丁、斯卡利杰、莱布尼茨、帕斯劳、阿迪龙等。但他们的研究是零乱而又分散的，这并不是因为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语言学对研究对象和过程缺乏认识和创建，而是研究者的认识和创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交流，也没有得到不断涌现的后来者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后来者没有什么可以借鉴和讨论的。但进入19世纪，情况就不同了，人们面对的是连续不断的集中于语言学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专门领域的学术研究。
1.19世纪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
19世纪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最著名的有葆朴、拉斯克、格里木和波特。1816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相比较》，它认为这几种语言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只不过梵语比其它语言保留有更多的语言是形式，并找出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动词变位系统的对应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本书被认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作，葆朴也因此成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第一个奠基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另一个创始人是拉斯克，1814年拉斯克向丹麦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试论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或冰岛语的起源》，在论文中拉斯调说，必须有条有理的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不可只挑选几个细节或几个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相比，从而找出类似现象。他指出，在区域上相近的语言之间，必有无数的词互相来来往往，因而使得他们看上去十分相像，而实际上这种相像归因于词汇的借用，而不是因为有什么亲属关系。拉斯克说，更重要的是语法上的统一性，因为无论一种语言借用多少词汇，其语法结构很少受外部的影响；他还认为语言的统一性也是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重要手段。拉斯克的论文在历史上第一次这样明确的提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原则，只可惜他是用丹麦文写的，如果用法文或德文来写，他可能成为现代语言学的鼻祖了。拉斯克的理论与发现，被格里木所继承和发展。德国杰出学者格里木在1819年发表了《德语语法》第一卷，这实际上是一部日耳曼语的比较法，他在论文中强调要描写语言，而不是为语言做任何规定，他反对语法中存在着普遍逻辑的说法，后来的转换生成学派的乔姆斯基也同意他的说法。1822年《德语语法》第二版问世，它系统的论述了日耳曼语和其它印欧语之间的辅音一致性，后来这种一致性被称为“格里姆定律”，他研究了日耳曼语的动词，发现动词各种变位的形式中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单数过去时复数过去时词义
哥特语larflaurbum需要
古撒克逊语lethlidum去
哥特语aihaigun所有
这里/f/，/p/，/h/，没有变成/p/，/t/，/k/，而变成了/b/，/d/，/g/。他还研究了高地德语的音变，简单地说就是：日耳曼语的清塞音/p/，/t/，/k/，在中间或词尾的位置时变成清摩擦音，但在词首或辅音之后则变成塞擦音。格里木研究了这两次音变之后，发现其中有条根本原则在起作用，这条规则可以把两种音变过程有机联系起来。他用“旋转”理论来说明摩擦音、浊塞音、清塞音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对后来的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十九世纪后期的丹麦著名学者维尔纳，因为他的理论是对前人的继承和批判，他苦读葆朴的作品，从中发现/p/，/t/，/k/在日耳曼语中的变化只不过是清摩擦音与浊摩擦音之间的变化，不像格里木所说的是摩擦音与塞音之间的变化。这一发现被后来的学者称为“维尔纳定律”。1833年，德国语言学家波特（1802——1887）发表了《词源探讨》一书。书中指出，某个语言形式的的词源，就是这个形式的历史。要得到某个语言形式的词源，不仅必须找到它在该语言里较古的形式，而且还要找到它在各亲属语言里的形式，因为它们都是同一母语形式的变体。例如：“mother”这个词的词源，要找到九世纪古英语的形式“modor”，然后还要说明它与其它日耳曼语言的亲属关系，从而构拟出这个词的原始印欧语形式“meter”。从1816年到1833年的十七年内，历史语言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十九世纪中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
十九世纪中期，出现了两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分别是洪堡特和施莱歇。德国学者洪堡特，他懂得多国语言，语言著作甚多，最著名的是《人类语言结构的多样性》，洪堡特指出，在人脑里天生有着创造语言的能力。因为语言是大脑的一种能力，讲话人才能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创造出无限的语言行为，这一点对乔姆斯基的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洪堡特继承了海德的观点，认为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此外洪堡特也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认为语言的不同会引起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讲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体系。这一观点对美国的萨丕尔和沃尔夫都产生了影响。洪堡特对语言领域的另一个贡献，是区分了三种语言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和屈折语。但是他认为屈折语是最先进的，汉语是最落后的，这种观点显然不正确，因为语言的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要它能充分的为社会服务那么它就是最先进的，虽然在这个方面洪堡特的理论还不完善，但是他对语言能力的论述，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和语言分类方法，影响到几代语言学家，对揭示语言的本质有过积极的作用。
施来歇是十九世纪最主要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在短短的一生中，他留下了不少关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理论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861年出版的《印欧语言比较语法手册》，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构拟母语方面。总的来看，施来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理论，关于重建始源语的比较方法及关于语言的分类。施来歇是学哲学和生物学的，很早就受黑格尔哲学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生物进化是一样的，他采用分类的方法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把当时的语言按其特点分成语系、语族、语支。关于重建始源语的比较方法他认为，仅仅把共同存在的形式加以采纳是不够的，还要把不同之处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母语的重建过程不仅是全面深入比较各种语言的历史状态过程，而且也是解释其各种不同之点的过程，对研究各种语言变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他还研究了元音的交替现象，分析了引起音变的条件，找出一些音变规律。施来歇语言分类的理论是黑格尔哲学与洪堡特分类语法的结合，施来歇根据意义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把语言分为三类，第一类语法形式对意义没有任何影响的语言——孤立语，除了词序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语法范畴上的区别，句意基本上依靠词的位置表达出来；第二类是语言单位既包括形式又包括意义的语言，其组成过程十分明显，组成成分固定不变，这叫粘着语，词根不变，词根和词缀的联系可以分清，附加的词缀有自己的意义。第三类语言的意义和形式综合在一起，词根有自己的内部变化，这叫屈折语，还可以附加前缀、后缀和中缀，词缀引起意义的变化。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是矛盾斗争的结果，总是处在矛盾之中，他认为语言是由孤立语逐渐发展到屈折语的，屈折语是最先进的语言，当然了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语言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语言也不是生物，不会腐烂，语言只是处在不停止的不停止的变化之中。
3.十九世纪后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
十九世纪后期，语言学界的争论围绕着现在所谓的新语法学派即青年语法学派，它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直接对过去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思索，新语法学派把地质学和物理学等无机的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模式。其中的主要人物有布鲁格曼，莱斯琴，奥斯托夫，保罗，德尔布吕克，以及后来受新语法学派影响的语言学家，如英国的莱特和法国的梅耶。奥斯托夫和布鲁格曼于1878年发表一篇纲领性文章阐明新语法学派的主要观点，莱斯琴于1876年这样表达十九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意义：如果承认变化是任意偶然的没有联系的，那差不多就是说，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语言不能接受科学的研究。保罗的《历史语言学原理》宣称“语言的科学研究就是语言的历史研究。”新语法学派形成标志着语言学历史的过去两个世纪的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阶段。他们把语言变化规律归纳为两条极其重要的原则：（1）语音规律不容许有例外，一切语音的变化都是缓慢的自发的、依照自然的盲目而进行的，它们都是由于语言变化中的生理因素引起的结果，因此，语音规律不容许有任何例外。（2）由类推作用构成新形式，就是以语言中的某些词和形式为标准，使另一些词和形式向它们看齐，从而构成新的词或形式。新语法学派的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把历史比较语言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4.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和不足
总的来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很大：它们对语言进行了系谱分类；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比较方法；找到语言对应规律和发展规律；构拟出了印欧语的原是母语；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索绪尔受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很大，其实他本身就是著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然而，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有它的不足，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们认为只有他们研究的才是科学，他们傲慢的把其他语言学研究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这种惟我独尊的态度阻碍了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5.结语
十九世纪学者根据前人孤立和不成熟的理论创立了用来描述语言历史的模式以及进行研究的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一般局限于这个时期定型的印欧语系，但他们提供的研究模式也成功的用于世界其他语系，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这都是伟大的贡献。
第6篇：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音研究工作中的运用
比较语言学又称历史比较语言学、比较语法，有时也称之为历史语言学，是十九世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也是对汉语研究影响较为深远的语言学理论之一。具体而言，它是用比较的方法确定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重建原始语，把各亲属语言纳入母女繁衍式的直线发展关系之中。它的主要任务是探索语言演变的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发展也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它推动了语音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出现了众多的中外语音研究学者，产生了大量的学术理论成果，为语音史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其中，高本汉的《汉语音韵学》中对《切韵》音系的构拟就充分运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结论和方法。随后，中国学者汪荣宝、黄淬伯、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等在掌握了西方理论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凭借自己深厚的音韵学功底，在汉语语音史的成长、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显现着重要的地位、价值。
研究语言的发展，主要任务即是探索语言演变的规律。现本文将主要从这一中心任务出发，着眼于语音的层面，来谈一下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汉语语音研究中的运用问题，旨在弄清二者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的方面，以期在研究学习工作中达到更为准确严密的标准。以下分析具体是通过语言材料的选取，有关理论学说的运用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进而避免我们在语音研究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失误。
一、语言材料的选择
任何语言演变规律的探讨，都开始于语言材料的选取，语音演变规律也不例外，拥有扎实、准确的材料基础，其后的研究工作才得以顺利的进行。历史语言学的材料大体分为两大类：一是原始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材料，一是文字、文献的材料。前者是现在的活材料，主要是用于建立有史时期的语言史；后者则是反映历史发展状况的死材料，主要用于建立史前时期的语言史的。在分析语音演变规律，无论是死材料、活材料，还是史前抑或是有史时期的语音研究，在材料的选取问题上都应当注意到一点，并且是避免研究结果有所偏差的重要的一点：比较或构拟的进行应当并且必须是建立在原始语和它的后代语言之间，而不能在出于同一共同语的后代各语言之间进行。因为两种亲属方言之间，谁也不可能是谁的祖先，谁也不可能由谁发展而来，如若要通过比较来得出规律性的结果，二者的比较往往是无用、错误的。
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确定了所要进行比较的原始语和后代语言之后，在具体材料的收集、选取上，要努力做到剔除那些无用的偶然同音现象和借用现象。各种语言之间的发展总是会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着，同族语之间更是如此。所以，区分语音本身的性质，剔除那些实属偶然同音以及借用性质的语音现象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例如，日、朝、韩、越等语言曾与汉语发生过密切的关系，都从汉语中借去大量的词语。
这些词语的外形极其相似，但它们是借用的结果，在历史比较中是没有地位的，应该予以剔除。通常意义来讲，文化词语和科学术语不宜用来比较，因为他们更容易互相借用。相对而言，语言中的那部分基本词汇就较为稳定，特别是那些基本核心词，往往是进行语音比较时可选材料中较为理想的部分。例如刘宝俊在《论原始汉语“二”的语音形》中就选取了基数词来进行比较分析，就材料选取方面，他就比较严格的遵循了上述的方法原则，所得结论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二、有关语音演变规律的两种重要学说
语音的发展规律和对应规律统称为语音规律，用来“解释一种语言在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时语音系统的一系列规律性的变化，或解释不同语言间的一系列语音对应关系”。人们对语言学史的研究就主要是通过语音的对应规律去探索语音的发展规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可以说，对语音规律的正确把握与否，是取得研究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语音的发展规律而言，在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一领域先后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派别和学说。青年语法学派，也称新语法学派所坚持的“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观点和由美籍华人语言学家王士元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都是这方面较为著名的论断。这两种有着诸多相悖观点的理论在应用于汉语语音的研究时，也分别有着各自应该注意的方面。
（一）新语法学派和“语音规律无例外”的主张
“语音规律无例外”是新语法学派的主要观点之一。即中国学者所谓的“类同变化同，条件同变化同，凡有例外，必有解说”。他们提出，语音的变化是渐进的、连续的，同时这些变化反映在词汇中则是突然的、离散的。而这些变化都是机械地、盲目地、同时的，并且都是按照相同的规律进行的，是不允许有例外出现的。这些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变化，如果有例外，那也是另有规律的例外。
这一理论在一定时期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但是同时，这一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就是有关“语音规律无例外”的“例外”部分。由于语音发展本身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往往用连续式音变的特点来解释语言中的音变现象，并随之将不符合特定的语音现象纳入“例外”之列。这一做法使得语音研究中出现了太多的例外现象，因而，人们往往会忽视对语音例外现象的研究。乍看之下，各种语音现象都可以有一个相对圆满的解释，但是太多的例外的产生，这一将语言演变规律过分简单化的学说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与适用了。所以说，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可以忽视语音的例外现象，不能认为普遍、一般的语音演变规律分析完成之后，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就可以将那些在语言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的看似不具规律性的例外束之高阁了。相反，应当把对这些具有特殊性例外现象的研究也放置于重要的地位，这对语音史乃至语言史的发展都是有着显著的作用和价值的。徐通锵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值得我们效仿的对象。他在对宁波方言进行研究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将具有特殊性的“鸭”字的两个读音（a和ε）归入离散式音变的例外，不提出任何理由。而是对其展开了详尽、深入的分析，从而知晓了宁波方言中语音演变的叠置式变异和残存的文白异读现象。
（二）词汇扩散理论
词汇扩散理论是美籍华人语言学家王士元于1969在《竞争性演变是残留的原因》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这一理论的出现是以与新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论断相悖的角色出现的。大体上讲，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语音的变化是突然的、离散的，而词汇的变化是渐变的、连续的。这一观点的提出，一方面是对新语法学派理论的反对与质疑，另一方面，它解决了原有学说在解释语言现象时所显现出的艰难与吃力问题。新语法学派的理论不足主要就是“语音规律无例外”中的“例外”问题。词汇扩散理论认为，语音的变化是突然的、离散的变化，因此，这些变化就不会如新语法学派主张的那样整齐划一的完成，而是一种有着先后顺序的整体变化。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因素就会影响这种音变先后过程的发生，致使语音变化出现了完成与未完成的结果。这中论断就能很好的解释所谓的“例外”问题。所以说，词汇扩散理论的出现很好的纠正了新语法学派“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观点的不足，为语音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历史语言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词汇扩散理论本身及其思想方法都有极高的价值，对整个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通过词汇扩散理论进行语音研究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所注意。不能因为它弥补了新语法学派的理论不足，就完全意义上一味遵从，而忽视新语法学派理论观点的合理和正确之处。词汇扩散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弱点，它过多的注重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过程而忽视了音变的规律，并且有些否定音变规律性的倾向，它否定了语音演变、推移的整体性，否定了语音的渐变方式。从这个角度讲，这也是有些绝对化的看法，不能片面的相信语音的变化只存在扩散式，而不具备推移式的存在。所以，在我们语音研究工作中，相信连续式音变和离散式音变并存的事实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做法。这样的坚持，对于语音的研究更加具有说服性和完整性。徐通锵在《历史语言学》中，谈到语音演变问题，特别是在介绍词汇扩散理论的时候，他就没有过分的绝对化，而是将连续式音变和离散式音变都视为语音变化的形式。
以上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在有关语音演变这一问题的几个方面的初步考察。从最开始的材料收集直至具体到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我们都应当有所注意。准确，恰当的材料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与否。我们绝不可小视材料的选取，材料就是以后所有构建的基石。在探讨语音的演变规律的时候，具有重要地位的新语法学派和王士元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和词汇扩散理论在实际的运用之中也应小心行事。我们应当看到，每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着它的优点和缺陷，针对性和局限性。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恰如其分的理论使用和建树是语言研究工作者所应有的认识。这样才可以将这些理论学说的重要性和价值最大限度的发挥和实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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