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的权威化与历史研究中身份意识的转换论文
历史，简单来说，指向人类记忆，是关于过去人类生活的种种记忆。用历史来支撑现存一切的合理性，常常是人们乐于将目光投向历史记忆的原因。但是，这些以往的历史记忆还不能成其为现在所说的历史学科。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包括历史编纂在内的历史研究成为一项职业，始自19世纪，而在历史研究职业化、制度化的整个过程中科学的权威化加诸其上的影响不容小觑。可以说，科学的体制化、权威化催生了历史学科。
所谓科学的权威化，指科学通过建制行为在社会领域中逐渐树立起科学的权威地位的一个过程，科学谋求知识权威，这种权威化倾向实际上就体现在科学体制化的漫长过程中1’。科学的权威化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于研究者现代身份意识的确立，近代科学的兴起促使研究主体的身份意识发生转换，同时使研究主体对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获致了革命性更新。
16-17世纪近代科学的兴起导致人们的关注重心逐渐由中世纪神学世界转向世俗社会，科学上的进展令人们普遍地在各方面认同于自己的时代，以至于在17世纪后期的“古今之争’心中，现代人的现代身份得以确认，智力活动中的现代意识增强，研究主体更多地认同于自我的现代性身份，自觉消解传统权威的影响力。他们所致力于消解的不仅是传统教会在世俗事务上的既有权威，而且还理所当然地将文艺复兴时期所推崇的古人在智力生活中的权威囊括在内一并消解了，准其如此，一种强烈的现代认同感才能在这个时代生发出来。
关于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16-17世纪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很早就创造了新的时间意识户’但是他们对于历史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态度仍是比较矛盾的。他们意识到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时代的历史呈现出“光明与黑暗”的相继交替，正如卡林内斯库的研究所指出的，在像彼特拉克这样的文艺复兴巨匠们看来，自己的时代是一个革命性的时代，接继着“黑暗”的中世纪，自己作为“黑暗时代”的“儿子”，但是却向往并坚信着未来的.“光明”，而属于未来的“光明时代”将同已经远去的“古典时代”一样伟大灿烂，这里显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正在经受着的自我精神的裂变及其历史观的矛盾，被心中设想的未来世界的光明所蛊惑，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新的“历史周期”的开端，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与行动上的“乐观精神”及“活力崇拜”，但是由于“黑暗时代”作为传统对于自己的影响力之大，他们必须采取与传统切割的革命性方式胡龋前行，他们唯一的选择是以膺服并复兴远去的古典权威来对抗自身难以抗拒的“黑暗”传统，有意识地引领自己朝向光明的未来，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将自己仍然认同为“中世纪的人”，但却坚信通过自觉的“革命”行动将在“未来”复兴伟大的古典时代的“光辉”生’。
可以肯定，文艺复兴的学者们虽有意反抗中世纪教会的智力权威，但这种反抗却仅是以一种更古老的权威替换了教会权威，并未自觉脱离一切传统和既有权威，所以，反抗行动是不彻底的，在古今关系上态度也是矛盾的，并未创立独特的智力生活模式，他们建构自己时代的理想只是架构在对古典时代的复归之上。
相较而言，16一17世纪特别是17世纪后期的学者们在智力活动层面上对于传统权威所持的批判态度更为彻底，开创全新智力生活模式的意识更为明确，对所属时代更有信心，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属的现代不仅比中世纪有优势，更胜于为先驱们所推崇的古典时代，他们以现代人自居，自恃高于所有古代人，以现代人的优越感谴责批判古人智力的贫膺和盲目崇拜古人的思想倾向，可见，这些现代人在颠覆传统权威与确认自我方面比文艺复兴先驱们走得更远，卡林内斯库指出蒙田的《随笔》、培根的《知识的进步》和《新工具》、笛卡尔的《谈谈方法》作为“现代性自我确认史上一些重要的里程碑”，都将“思想的普遍膺弱”和“科学中适当方法的普遍缺乏”归咎于“古代(或者是对古代的盲目尊崇)”巨’。所谓“科学中的适当方法”实际上是指近代科学兴起以来在取得空前突破的科学进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观察、归纳等实验方法与分析逻辑，这些全新的科学方法与思维路向给予现代人信心，这种信心使其在世俗世界的研究方面得以摆脱古人权威，转而依凭一套崭新的科学方法和全然不同的思维路向来认识世界，研究主体普遍采取这样一种现代立场，认同自身的现代性身份，一种时代归属感主导了研究活动，随着传统价值信念的逐渐消解，现代意识凸显出来。
这种现代认同感导致以征引古代文献为研究依据的做法反而不再为人们所赞赏，研究者的普遍观念是尝试以观察和实验作为新的手段运用于包括人类事务在内的世俗事务中促使研究者发展出远较古代更为丰富的知识，主体意识与现代立场主导了整个研究活动，现代的力量由此传达，现代被确认为更进步的时代，人们应该而且可以对现代抱以期望，而对古代的无限钦慕大可不必，由于关注世俗世界，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开始逐渐不再把较多的精力放在论证神学思想在世俗世界中的实现过程及其价值，而更多地强调从人类世俗世界本身发展历程着眼，重新理解时间。神学意义上的时间通常是静止的，仅仅证明了尘世生活的无常与人类生命的短暂，在这种时间观念烛照之下的历史，亦被置于形上的神学框架中供人们作单一不变的检视，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近代科学兴起以来，时间被赋予世俗意义，即指涉尘世间的实际时间，将时间与一种发展进步的感觉关联起来，尘世生活是充满活力的、创造性的、变动不拘的，人类发展历程并不是仅按照神的意志来衍延，以人为关注重心的历史自有其价值，这种专属于人类的历史展开所依据的正是世俗意义上的时间，可见，新的时间意识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埋首于古代文献的人文主义者们通过比较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他们自觉地以理想的古典时代为参照创造着这个新的时代，他们所谓的新时代是与中世纪相区分而言的，目的是复兴古代辉煌的人文生活，而16-17世纪近代科学兴起以来的学者们对于现世的时间意识显得更加敏锐，对他们而言，时间是不可重复的，依托时间运行的历史也是不可复刻的，由现代所开创的未来不可能作为古典时代的回归而实现，所以，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自然意味着反对以往一切权威，包括文艺复兴人文学者们所崇拜的古典权威，由于近代以来科学活动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知识的迅速增广越来越有赖于跳脱出传统认知框架的一成套科学原则，与对古典权威的钦羡相比，逐渐聚合而成的现代立场更为人所拥护赞赏。
可见，现代立场的强调也改变着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历史成为一个朝向未来开放式的不断累积的进步过程，而不是围绕自身命定的封闭轨道循环往复的交替运行过程，受由现代立场缔造的进步观念的影响，历史研究中构建的叙事序列逐渐清晰地呈现出进步的倾向。近代之前的历史研究多半要么是通过描述神的意旨在世俗世界中的实现过程来证明命运的强大力量，死后生活的永恒，要么是通过挖掘古典时代丰富的人文生活内蕴来摆脱神学思想模式对人类历史的单一控制，呈示出现代对古典生活的复归，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强调具有现代意识的研究主体运用在新时代中发现的原则、方法清理被古代权威、教会权威长期占据的历史场域，将古代权威、教会权威驱逐出去，使得历史能够作为对现在人类生存境遇的回答。换句话说，新的历史研究面向的不是神学意义上的彼岸世界，也不是古典人文生活理想，而是朝向现在此刻，昭示出现在如何由历史塑造而来，因此，新的历史研究很明确地将关注重心设定为揭示人类生活的世俗世界的本真，并且在这种历史思考中将自己始终置于与现代各种力量的张力之中，研究历史又时刻关注现在。正是普遍被认同的现代进步观念维系着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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