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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识字教学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吸收论文
题目：从字理的视角开展汉字识字教学
摘要：中国的识字教学有几千年的历史, 在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传统的识字教学经验中就有体现科学汉字观的六书分析法以及主观性较强的俗形义分析法。本文主要从字理的角度探讨汉字教学的方法, 并提出了两种不同方法在当前教学中的应用条件。
关键词：识字教学; 字理; 俗字源;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汉字在汉语中的地位, 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 一个汉字具有一个形体, 代表一个音节, 也往往代表一个词。汉字集形、音、义于一体, 不仅是书写单位, 也是语义单位。所以,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一向重视对“字”的分析, 强调“字”的学习, 认为识字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基础, 体现了“字本位”的理念。识字教学成为语文教育的核心, 其内容是教学生识别、书写并运用汉字, 而成功的关键在于获得对汉字的科学认识,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一、传统识字教学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吸收
我国有悠久的识字教学历史, 早在周代就已经开始了识字教学, 《周礼》讲:“天子八岁入小学, 十五岁入大学”。“小学”学习的内容是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 其中“六书”是“小学”首要的也是主要的学习内容。这里“六书”的内涵并不是六种造字法或结构类型, 应该属于古代基础教育中的一门教育学科, 具体内容涉及汉字的形体来源、功能分析、类聚关系、用字法则等, 是构成汉字基础知识的教学体系[1]。
识字教学自周朝开始成为官方认定的基础教育学习内容之一, 系列的教材便应运而生。早已失传的《史籀篇》是最早的蒙童识字教材;秦代“书同文”在大规模整理文字的同时也注重字书的编写, 先后编有《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汉代以后《急就篇》成为了最流行的识字教材;南北朝时期的《千字文》, 宋代的《三字经》《百家姓》更是影响广泛, 流传至今。这些识字教材内容多涉及社会生活常识及道德规范养成, 兼具教育和教化的作用, 形式上采用韵语, 教学手段强调诵读。代代相承的识字教材为识字教学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 在识字量和字种的选择方面确立了科学、适当的标准, “秦三仓”共收3300字, 《急就篇》收字2016个, “三百千”收字共计2708个, 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收字2050个, 可见古代识字教学的识字量基本维持在2000~4000之间。陈黎明等对“三百千”用字的流向进行了考察, 从2708字次中统计出1474个字种, 发现这些字出现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3500字) 的有1235个, 也就是说“三百千”中83.79%的字到了现代汉语中仍然是常用字[2]。这些古今通用的常用字是汉语的核心用字, 这说明古代识字教学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些社会基本用字。
其次, 传统的识字教学在“集中识字”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效的教学方法: (1) 归类法, 按照部首归类、按照声旁归类、按照同义归类等; (2) 六书析字法, 用“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结构来进行识字教学; (3) 俗形义分析法, 不考虑造字动机, 仅根据汉字字形和个人理解来解释形义关系。
二、当前识字教学的传承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分散识字和集中识字两种教学思想下涌现出了众多的教学流派和教学方法, 特别是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普及, 各种传统及现代的教学手段交汇呈现于识字课堂。本文主要讨论有历史传承的理据教学法。
1. 利用传统汉字结构理论进行理据教学
自许慎《说文解字》开始, “六书”便成为分析汉字结构的主流理论依据, 被历代学者普遍认为是科学的分析方法。“六书”对汉字形体的分析不应仅限于汉字的学术层面, 在识字教学中也应充分加以利用。解释汉字的构造原理及其演变过程, 帮助学生建立起“形—义”、“形—音”联系, 可以有效提高汉字教学的效率。
(1) 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理据教学
识字教学一般先教独体字, 然后教合体字, 根据汉字不同的结构类型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现行汉字中的独体字主要来自于古象形字和指事字, 这类字中的大部分, 如“牛、羊、马、日、月”等变成了记号字, 对于这类字我们可以采用“溯源”的方法。“溯源”就是追溯象形字或者指事字的形体源头, 借助古文字字形, 化抽象符号为联想性的象形符号来帮助学生记忆, 这种方法便于学生从汉字字形中直接获取汉字的字义。认知实验证明, 利用图像、联想的方法记忆汉字是一种有效的学习策略。我们可以通过图片展示让学生了解这些汉字产生和演变的过程, 如:“马 ”。会意字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构件组合而成,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各构件进行分解, 了解各构件的基本含义, 然后将其组合, 从整体上理解该字的意思。对于“以形会意”的字我们依然可以借助古文字形体进行阐释, 如: {家}, 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宀”像屋的侧面形, 读作“mián”, 表示房屋, 下面是“豕”, 即猪。现代汉字变得符号化以后, 很多形近字难以区分, 比如“即”和“既”是音近形近字, 我们可以借助古文字形体通过同形构件分析进行对比讲解。 {即} {既}都有相同的构件 , 表示食器, 面对食器表示将要吃饭, 扭头背对食器表示吃完饭。从字形上未然的“即”和已然的“既”一目了然。
(2) 形声字的理据教学
形声字从结构方面来讲是声符和意符的二元组合, 因而更能体现出汉字形、音、义结合体的特征。形声字的理据主要体现在声符的表音度和意符的表义度上。
声符系统历来缺乏整理, 有开放性的特点, 导致了系统的庞大及表音状况的复杂。在《说文解字》中许慎一方面从结构上分析某些形声字的声符, 另一方面又利用同一声符的形声字来注明读音, 如“跛……从足皮声……读若彼” (《说文解字》二下) , 说明在许慎的时代, 声符系统的读音已经产生分歧。现代形声字与其声符字的声、韵、调可分析出八种关系, 根据李燕、康加深研究, 7000通用字范围内的形声结构中声韵调完全相同的占37.51%, 仅调不同的占18.17%, 可见有一半以上的声符是可以准确或者基本准确的表音的, 教学中可以利用声符的这一特点来认读汉字[3]。而且根据历史经验, 同声符字 (如:峰/逢/锋/蜂) 保留了大量的语音信息, 提供了字水平的语音线索, 有时比声旁字更能提供读音示范。
形声字的意符表示模糊的意义范围或者说义类, 一般来源于独体的表意字。如: {贝}, 像一种甲壳动物的外形, 因为其外壳美观、难得, 被古人认为是珍贵的物品, 后来用作原始货币。用“贝”作意符的字都与钱财或财富有关, 如财、账、贵、货等。 {阜}, 像山崖边的石磴形, 用“阜”作意符的字一般都与地势或升降有关, 如阶、降、陷等; {邑}, 表示人所居住的封国, 用“邑”作意符的字多与邦国、城市或区域有关, 如郊、都、郭等, 虽然在汉字发展过程中{阜}{邑}偏旁混同为“阝”, 但是居于字左和字右的“阝”仍表示不同的义类。可以看出, 意符相同的字大都和同一事物有关, 反映了这类事物的共同属性。施正宇对3500常用字中的形声字进行考察, 发现意符有效表义度共为83% (含直接表义和间接表义) , 意符不表义的仅占17%, 可见现代常用汉字形声字的意符绝大多数对字义有提示作用[4]。我们将构字数最多的20个意符 (氵艹口扌木钅亻虫讠土月纟忄女竹足石王疒辶) 和个体表义度进行交叉考察, 发现构字能力强的意符表义度也相对比较高。
形声字在现行汉字中的比例高达80%,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其音、义理据, 通过讲解声符、意符与形声字音、义之间的关系来提高识记形声字的效率将会事半功倍。
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汉字形体发生了许多变化, 现代汉字与古汉字在形、音、义方面都已相去甚远。隶变、楷化、简化都对汉字的构形理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隶变使汉字结构发生了变形和简化, 破坏了汉字原来的结构, 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字的象形特征。楷化增加了一些基本点画并规范了汉字的笔画形态, 对汉字构形理据的影响并不太大。简化是对汉字构形系统的一次大的调整, 简化后的汉字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些字只强调了笔画的减少而没有顾及汉字的构形理据, 比如草书楷化之后的字“长、东、专、为、头、导、乐”等, 已经完全不符合“六书”的原则。也有的汉字简化过程中进行了理据重构, 仍然可以用“六书”的分析法进行教学, 如“灭{灭}、竈{灶}、宝{宝}、笔{笔}、尘{尘}、泪{泪}”等简化后都成了会意字, “补{补}、迟{迟}、偿{偿}、赶{赶}、惊{惊}”简化后仍然是形声字, 但是声符表音度更高。对这些建立在现代汉字字形基础之上的新“会意字”、“形声字”, 我们不需要一味从古, 应该探求和现行汉字形义联系更一致的诠释, 这种情况下以现代字形进行解说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和识记。
2. 利用“俗字源”教学
汉字的表意性质决定了其形体结构的可解释性, 汉字教学中分析汉字形义关系、阐释字理的主要依据是“六书”理论。但是由于汉字数量多, 结构复杂, 机械记忆负担重, 很多教师在教学中尝试采用“俗字源”来解释汉字。“俗字源”在解释字形和字义关系时不进行溯源分析, 凭借个人想象和主观联想随意地解释汉字结构的形义关系, 其解释带有随意性和主观性, 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汉字会有不同的诠释。
汉族人习惯了汉字的可解释性, 以形别义的习字心理早已固化。早在春秋时期, 就出现了对一些汉字形义关系的解释, 最早记载在《左传》里, 如: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 止戈为武。”
《左传·宣公十五年》伯宗曰:“故文, 反正为乏。”
《左传·昭公元年》和曰:“于文, 皿虫为蛊。”
当时人们解析汉字字形不是为了文字学的目的, 而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哲理和政治主张, 解析的结果并不能体现汉字的构形本意, 很多说法甚至很是牵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保留了一些春秋时期解析汉字的例子, 如:
《说文解字》第一上王字下:“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说文解字》第一上士字下:“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这可以说是俗形义学的源头, 汉代用这种方式解释字形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诸生’, 即今文经学家。他们表面上是要阐发先圣微言大义, 实质上要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 恐怕不需要古人的真实造字动机来束缚自己。另一种是所谓‘俗儒鄙夫’, 即一般教书先生……他们没有什么政见需要阐发, 只要教会学童识字就行了。这类阐述不反映任何政治见解, 且与古人造字动机不符, 但学童们却可以轻易记住。”[5]可见, 在中国古代, “俗字源”就在民间蒙童识字教学中予以使用了。
我们收集了一些教师教学中使用“俗字源”的例子:
早:日升到教堂的十字架上, 表示早上。
奶:一个拄着弯弯曲曲拐杖的女人。
春:三个人一起晒太阳。
宿:一百个人住在房子里。
哭:一个大人在哭, 两只眼睛都哭肿了, 流出了一滴眼泪。
丽:两个小朋友在两个并排的窗户里, 往外看美丽的风景。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俗字源”释义内容多贴近生活实际, 表述简单、幽默风趣、通俗易懂。“俗字源”用于汉字课堂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种形象化的阐释方法寓教于乐, 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缓解机械记忆的压力。但是“俗字源”的解释方法放弃真正的字源, 不顾及汉字历史演变, 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汉字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方法仅根据汉字现在的字形结构做解释, 忽略了汉字结构的系统性, 夸大了汉字的表意性, 虽然短时间内有助于汉字的记忆, 但是长远来看大大损害了汉字的科学性。所以, 利用“俗字源”分析汉字是一种相对灵活的教学方法, 在汉字教学中可以使用, 应该合理利用。但是对于一些构字理据弱化甚至丧失、用“六书”理论解释不了的汉字以及汉字的造字意图不容易被理解时, 可以采用“俗字源”解释, 但要让学生知道这种方法只是识记汉字的辅助手段, 而不是科学的字理。而且要尽量控制此类解释的数量。目前用于教学的“俗字源”解释缺乏规范, 随意性强, 有的解释内容甚至离题万里, 如果使用频率太高, 会有损汉字系统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所以, 我们建议对于那些构字理据尚在且比较容易解释的汉字, 应首选传统字理分析的方法来客观真实地阐释字理, 做到“信而有征”。“俗字源”解释汉字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课堂教学技巧, 而不是系统的科学的教学方法。
汉字教学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我们可以根据汉字字形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 或者依据功能理据, 或者依据形体溯源, 或者进行字形的分解。在此基础上, 如果我们能利用一些灵活的课堂技巧, 如字谜识字、韵语识字、游戏识字等, 就可以让汉字教学有理有据, 活泼生动, 系统高效。
参考文献
[1]李运富.“六书”性质及价值的重新认识[J].世界汉语教学, 2012 (1) .
[2]陈黎明, 张晗.“三百千”的用字及其流向[J].汉字文化, 2010 (1) .
[3]李燕, 康加深.现代汉语形声字声符研究[M].//陈原.现代汉语用字信息分析.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4]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表义功能分析[J].语言文字应用, 1992 (4) .
[5]李万福.谈俗形义学[J].汉字文化, 199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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