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从年鉴学派到全球史观对历史认识主体的时代性的分析论文
1 从旧史学到新史学的时代性转变
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界兴起一股呼吁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史学革新思潮，西方新锐史学家普遍要求进行跨学科的历史研究, 为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谋求一席之地。
出现这种革新思潮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756 年，伏尔泰《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一书的出版，就力图说明人类是通过哪些阶段，从过去原始野蛮的状态走向现代文明的。与先前世界史著作只注重希腊、罗马和欧洲的历史不同，伏尔泰将眼光扩展到阿拉伯、中国、印度、波斯和美洲的广大世界。
编写能够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世界联系与世界发展统一性的通史著作，成为那个时代相关历史学家的普遍要求。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辟，大工业所创造的交通工具和现代生产力，使各地域的互相交往越来越有世界性质。虽然与伏尔泰关注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眼光不同，但是20 世纪史学革新倡导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思潮，却在更高的哲学性层面上暗含了新航路开辟以来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们对于整体性描述的普遍要求。西方新锐史学家倡导的跨学科研究，在笔者看来，更像是伏尔泰跨区域眼光的灵活运用。
历史认识时代性关注的是当代的历史存在对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客观影响。在伏尔泰身上表现出的时代性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他对于出自古希腊罗马并流传下来的历史认识经验有选择性地继承。不论是那些辉煌的客观历史编纂时期，还是历史认识角度受神学影响而相对虚无的中世纪，对于历史事实，人们从未放弃过追求其客观性。传统的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在兰克时代得到总结，并经过相关个人与学派的传播，成为历史认识过程不可逃避的准绳。客观性作为一种潜在默认的规则，深深扎根于每一个致力于认识历史的人的身上。其次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在时代全方位地影响而表现出的特有的历史认识。18 世纪，狭隘地域性的个人越来越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各个单独的个人逐步摆脱各种不同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而民族和国家仍是构成普遍世界交往的主体，所以，伏尔泰强调整体性，关注不同区域风俗的做法具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2 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及其时代性
从年鉴学派诞生的背景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历史编纂的时代性。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发现并随之发展了人文主义时起，整个世界对于个体的人的关注变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这种对于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相对的造成了一种对于之前客观政治叙事方法的批评，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是年鉴学派就是在这种普遍关注转移的情况下，产生并引领了20 世纪的史学潮流。但是，这不能便认为年鉴学派完全抛弃了传统史学。它胚胎于旧时代，从传统史学的土壤中生长，那种最基本的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与追求史料实证的严谨态度并没有因为方法的转变而改变，历史认识活动不会也不应该因为新方法新角度的推广而将传统抹杀。柯林伍德认为，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已经死去的过去，而是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因此，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就不是事件，而是在不断转化中演进的历程。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包含着昨天，过去的历史并没有死去，它仍然存在于现今仍在持续的历程中。历史知识是对浓缩于现今思想结构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现今思想与过去思想相对照并把它限定在另一个层次上。
自《年鉴》创立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一直试图使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取得合法地位。布洛赫与费弗尔努力使历史学家同行们认识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史学研究的价值。而他们的后继者，如布罗代尔，则着意强调历史学将给社会科学带来深刻的'影响。他在1958 年发表的《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中，邀请经济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等社会科学家加入历史研究的行列。他认为，过去数十年，年鉴学派学者时刻关注着这些学科的研究，而这些社会科学家们却忽视了历史学研究。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或者说社会实践多元化理论，可以成为人文科学共同的方法论。由于布罗代尔及其后辈勒高夫、夏蒂埃、勒华拉杜里等人的努力，在20 世纪50年代至70 年代，年鉴学派已然成了西方新史学思潮的领导者。正如勒高夫所说，年鉴学派虽然不代表所有的史学，但它的观点被历史学界普遍接受，甚至影响其他社会科学学科。
正因为如此，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学派界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由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核心观念(1.历史客体建构论;2.问题史学思想;3.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无疑会构成未来历史认识主体所不得不参考或运用的时代性方法论，即是说，年鉴学派及其历史认识思路虽然会变成历史陈迹，但是如前所说，它一定不会因为已经过去了就死掉了，它仍然会存在于现今仍在持续的历程中，并成为之后思想认识诞生的土壤。只不过后代会将他们限定在另一个层次上来理解不同于这个时代的那个时代的问题。
3 全球史观的时代性发展和其对年鉴学派的继承
一般认为，1963 年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乃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的标志，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则是在20 世纪80 年代。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不仅逐渐形成了全球史的独特视角，而且对于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全球史所探讨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域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行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
柯娇燕在《什么是全球史》中提到，全球史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它成了一种思考与写作的模式，这一目标有可能使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摆脱欧洲人进行比较的狭隘框架，不再情不自禁地把全球变迁的能动性归因于欧洲人及其文化。全球史学家认为，非西方民族或国家既然具有能动性，也就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策略，因此，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并不是西方的应声虫，而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目标。在解释19 世纪中国与欧洲不同的原因时，王国斌强调出自中国官方文化的某种重心和制度上的连续性。彭慕兰则对欧洲———特别是由于它的美洲殖民活动———以特殊途径获得白银和资源的著名解释进行重写，一点运气(并非沃勒斯坦主张的欧洲发展模式的有机结果)导致欧洲的发展偏离了可预知的资本主义轨道和民族国家的定义，从而达到其统治世界的变异状态。
虽然在具体的研究范围和思路方面出现了细化和扩大的趋势，全球史似乎对于跨学科的理解更加精细。但是，在笔者看来，年鉴学派关于跨学科和总体史的设想恰恰是被今天的历史认识主体限定在更加精细的层次上来理解今天这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4 结语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千差万别，不仅因为他们主观条件不一样，还因为客观的历史本身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所起着不相同的实际作用。科林伍德曾断言：所有历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对某个问题的一种暂时的、实验性的解答，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现实与理想确实在靠拢;历史学家确实越来越接近于真正了解这个漫无边际的事实世界;但他们是逐渐靠拢的。现实越接近理想，由此产生的阻力就越大。历史学家知道的事情越多，他就越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决不能真正知道任何事情，他自己的一切所谓知识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不正确的。其实，事实是不可知的。既然事实是不可知的，那么基于这些不可知的事实，历史认识主体得出的关于历史的认识也就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观点是不是陷入了所谓相对主义的误区有待进一步思考，但是，关于真理、事实、规律的认识，并不是针对历史事实和那些死去的，逝去的碎片的认识，而是关于活着的(无论是活在历史中的，活在现实中的，活在历史的现实中的亦或是活在现实的历史中的)人的认识。这种关于人的认识，从古到今都在不断扩展和深化。也许在这种层面上，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才不会让认识主体纠结于为了发现一些终极的真理和规律而进行历史研究。因此，认识主体(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可以把视野放宽，致力于真正解决一些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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