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行业要素禀赋与市场效应论证论文
本文作者：张海霞1 张旭亮2 作者单位：1.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发展处
一、引言
旅游业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创汇产业，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旅游流也是一种贸易流。据WTO统计，2009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到431亿美元，仅次于欧盟和美国，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达到10%①。旅游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贸易产业之一［1］。对于贸易现象的产生，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因素决定着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后者则用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发育水平是由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信息等技术条件决定的。随着地方专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旅游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解释性日渐减弱，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推动旅游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新贸易理论表现出更强的适用性。
传统的旅游产业研究多从供需视角展开，以解决旅游供需矛盾为主要研究导向，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旅游产业发展普遍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巴特勒的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其他学者对生命周期理论的补充与发展［2］更大程度上仅是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演化规律的总结，很少关注“旅游产业组织”的演化规律。全球旅游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和目的地从本地市场融入到全球旅游贸易网络，这一过程是否受到某种旅游产业组织发展规律的影响?而其中传统贸易理论里的要素禀赋、技术条件，新贸易理论里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本地市场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现有研究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视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这种现象也曾经存在于整个产业经济学研究之中［3］。克鲁格曼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假设［4］，将三者之间通过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联系了起来，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融合为产业组织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对于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是否也适用于分析旅游产业组织的发展演化，仍待旅游学术界进一步厘清。为此，本文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经济和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转向新经济地理和新国际贸易假设，尝试运用本地市场效应模型验证中国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探讨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因素在旅游产业中的作用力规律，以期为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寻找新的切入点，亦为中国旅游产业经济的优化发展寻找新的理论支撑。
二、文献回顾
对于推动旅游产业组织演化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得到两种不同结论:一是受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影响，认为是供需关系、要素禀赋和技术因素决定着旅游产业的发展;二是在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影响下，认为地方化、产业空间集聚、规模递增效应引起了旅游产业组织的变化。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地方旅游产业的组织以旅游需求的变化为基本参照，旅游客源地的收入、人口、生活水平和旅游地与客源地之间的汇率等因素影响着旅游流的大小。旅游需求模型相当长时间是国际学界研究旅游贸易问题的最重要分析框架［5］，但从需求视角解读地方旅游产业组织的基本规律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它相对忽视了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后者对游客忠诚度和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Geyikdagi对土耳其的案例研究就证实:“作为供给变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旅游产业的影响明显高于人均旅游收入、旅行成本、汇率等需求变量”［6］。尽管固定资产投资是与要素禀赋相关的供给变量，但并不能由此推出供给变量相对需求变量而言，对地方旅游产业组织变化有更大的推动力。
Crouch和Ritchie借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刻画地方旅游产业的竞争力，提出“正是旅游资源不断改变着目的地的禀赋条件，从而影响着目的地的相对竞争优势”［7］，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旅游业存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由于与旅游供给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取，使得传统的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更加关注需求因素。随着技术和方法的不断更新，数据的可得性不断提高，基于要素禀赋的供给视角的研究也逐渐增多。Jie Zhang和Camila Jensen从供给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旅游产业，指出资源禀赋、价格、资本投入、技术等是影响旅游服务贸易的主要因素［8］，理论上验证了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催生旅游流的主要动力，从传统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之中为全球旅游业发展寻求到了理论支撑。国内也有学者关注到旅游供需与旅游贸易的联系，如刘林青、李文秀等在研究中就指出“丰富的自然与文化景观资源是中国旅游服务贸易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9］，指出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贸易存在相互关联。吴玉鸣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探讨了中国省域层次的旅游产业弹性，得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是中国目前旅游产业增长的主动力”的结论［10］，再次验证要素禀赋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但在模型构建时未考虑需求变量的作用，对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关系上的解释上存在局限性。孙根年不但提出了“旅游-贸易互动”的假设［11］，后续研究中又指出旅游资源丰度、区位指数和贸易联系度对于日本游客到访率的解释度高达97%［12］，验证了旅游与贸易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此研究中强调的“旅游资源”和“区位指数”两个解释变量属于要素禀赋因子，符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发展的解释。尽管区域旅游与对外贸易的互动性得到了证实，仍需进一步探讨旅游业本身作为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其产业组织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
对旅游地而言，从吸引本地旅游者到入境旅游者集聚的旅游贸易产生过程中，其内生影响因素除资源禀赋外，旅游产业组织状况是否也发挥着作用?传统经济学多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分析，而许多事实证明了这种前提假设不合适，因为内在的报酬递增效应和外在的循环累计效应会使得产业组织出现空间集聚［13］。产业集聚理论的创始人Porter在对美国乡村区域竞争力的研究中证实了旅游产业集群是典型的产业集群型态［14］。Julie Jackson和Peter Murphy进一步指出“旅游集群通过差异化和创新发展促成合作性、互动性的竞争机制，使得要素禀赋向更有利于区域的优势发挥”［15］。旅游业作为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产业，产业集聚能极大地增强中小型旅游企业的竞争力［16］。然而，旅游产业集群给旅游流带来的扩大效应到底有多大，理论上缺少一种分析框架。根据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产业集聚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而引起的，克鲁格曼为此提出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假设，认为“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在满足本国或本地需求之外，还能捎带出口的现象”。最早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17］，随后大量的.制造业［18－20］和国家双边贸易［21－22］研究验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相对而言，很少有研究运用本地市场效应理论来探讨旅游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集聚以及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贸易出口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如果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是推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唯一因素，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禀赋成本将会增加，中国旅游将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如果本地市场效应存在，中国旅游业发展势必会经由依赖旅游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进入到依赖地方旅游产业集聚，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国/区内旅游发展)后旅游产品大量出口(即入境旅游发展)的阶段。显然，将旅游要素禀赋、旅游产业集群与旅游服务贸易看成是相对独立的研究命题已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为此，下文着重验证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旅游业是否存在。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模型
综合参考Krugman和ZhangX．L等的本地市场效应检验模型，假设一国或地区的超常旅游需求是决定其旅游产出和旅游服务贸易的基础，那么该国或地区的超常需求(需求差异)将带来本地旅游业的规模经济，并在旅游出口贸易中形成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需求的变动差异引发生产的再扩大”是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需求在0～1之间的变动会带来大于1的产出变动。另据文献分析，资本禀赋和劳动禀赋的差异性对于旅游产业组织会产生较大影响，为减少变量遗漏所造成的误差，在模型中增加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变动差异两个解释变量，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度。具体检验模型如下:（略）。等式左侧表示本地旅游业产出相对各地区产出均值的偏离程度，是等式右侧(Xr－Xr)/Xr(本地旅游需求相对各地区旅游需求均值偏离)的函数。劳动力禀赋和资本禀赋作为检测变量。按照方程，某地旅游业产出相对地区而言，不仅受到该地区资源禀赋、劳动禀赋的比较优势影响，还受到旅游需求规模的影响。如果两地具有相同的旅游需求规模，则旅游产出模式将由要素禀赋决定，如果某地区对某要素的积累快于其他地区，则该地区的旅游生产甚至旅游服务贸易将主要依托这些要素禀赋。本文将方程中不包括要素禀赋的部分称为模型Ⅰ，包括要素禀赋的部分称为模型Ⅱ。参照Donald和Weinstein对本地市场向效应验证模型的解释，因为方程的理论框架预测了旅游产出对旅游需求变动的正反应将大于1，因而b1在检验模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当b1=0时，表示处于无摩擦状态，旅游产出主要受劳动力与资源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影响;当b1∈(0，1］时，表示处于有摩擦状态，旅游产出除受劳动要素禀赋、资本禀赋的影响外，目的地与客源地的空间距离成为摩擦因素，不存在规模经济;当b1＞1时，表示处于规模经济状态，空间摩擦效用趋小，出现本地市场效应，规模报酬递增影响着旅游产出的区域组织。
(二)空间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覆盖我国31个省域单元，g主要包括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星级饭店和其他企业等四个旅游子行业，据此可建立31省*4=124个旅游产业样本。其中，产出变量用“旅游营业收入”表示;需求变量由“旅游人次”表示;劳动要素禀赋变量由“从业人员数量/企业总数”表示;资本禀赋变量用“固定资产投入”表示。以上变量原始数据源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0》、《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2010》、《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2009》以及各省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山东、广西、天津缺失的部分数据参照三地旅游局的公开数据。
(三)回归方法说明
由于旅游需求变量的数据没有细化到各旅游行业，本文将每个省的旅游需求加权分摊到四个子行业，假设各省旅游需求的行业构成是相同的，以营业收入权重为系数①，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和其他旅游企业的加权系数分别为0．4、0．4、0．17、0．03。由于各省的旅游需求总量不同，上述方法解决了数据缺失的问题，但也可能会缩小不同旅游行业的省际差异性。为达到无偏、一致和有效的计算结果，本文对回归模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逐个排除。考虑到旅游需求、产出和出口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依赖性，从而引起自变量与误差项相关，违反高斯假设，因此用最小二乘法回归(OLS)难以表达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影响;另外，旅游全行业的原始数据还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或空间自相关，因为地方法规、利率和技术等影响因素会共同影响不同产业，但方程却将其放入残差项中，违反了高斯假设的无序列相关，使OLS回归法虽然无偏、一致但却不再有效。鉴于此，本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法，并利用Stata11．0统计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四、计量结果
本地市场效应检验的关键是观察需求偏差系数对产出偏差的影响关系，首先用模型I来检验，然后加入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禀赋解释变量，使用模型II来检验，观察两组的需求系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无论是仅考虑HMEs因素的模型I，还是将劳动力和资本两大因素也考虑进来的模型II，需求偏差指数均小于1，且通过1%的z检验，表明中国的旅游全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尚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说明中国旅游业的产出除受需求变化、劳动和资本禀赋的影响外，还受其他摩擦因素影响。然而，“全行业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并不意味着“旅游行业层面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见表2):(1)根据模型Ⅰ，除了旅游景区(g3)的需求偏差为1．442外，其他三类部门的需求偏差均小于1，除其他旅游部门(g4)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系数都显著通过1%的z检验，说明旅游景区存在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2)根据模型Ⅱ，除了旅行社(g1)的需求偏差系数小于1之外，旅游星级饭店(g2)、旅游景区(g3)和其他行业(g4)的需求偏差系数都大于1，全部系数都显著通过10%的z检验。此结果说明在同时考虑要素禀赋和本地市场需求的条件下，除了旅行社外(g1)的中国旅游行业已经普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旅行社业的产出变化并非仅受旅游需求因素影响，也未显现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模型Ⅰ和模型Ⅱ的检验表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的规模经济同时存在于中国旅游业中，且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仍占主体地位，因此仅以比较优势或仅以本地市场效应来解释目前的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都是欠妥的。因为仅考虑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结果只有旅游景区行业(g3)符合要求，而同时考虑这两方面变量的检验结果除了旅行社行业(g1)外都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这与中国当前旅游业从“要素禀赋依赖”向“产业集聚”升级、规模效应逐渐显现的现状相吻合。
五、结论、建议与展望
(一)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检验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旅游全行业和分行业的存在性，探讨旅游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与本地市场效应的相互关联，研究得到以下基本结论:(1)中国旅游景区行业(g3)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已经出现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即便是不考虑劳动力和资本禀赋因素，旅游景区的本地市场效应依旧明显。换言之，中国整个旅游景区行业已经从要素禀赋依赖，进入到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带动产业集聚阶段，对景区的旅游需求带来了规模化的收益递增。(2)中国旅游饭店行业(g2)和其他行业(g4)只有在考虑要素禀赋的情况下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表明这两类行业相对依赖于要素禀赋因素，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入都会直接影响行业的产出效率，要素禀赋与本地市场效应共同发挥着作用。(3)中国旅游全行业和旅行社行业(g1)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说明中国的旅游全行业和旅行社行业(g1)尚未形成规模集聚经济，这是因为本地市场效应尤其强调要素的本地空间集聚，而旅行社业(g1)的需求与产出空间之间的耦合性较弱，加之旅游全行业又是由旅行社(g1)、旅游饭店(g2)、旅游景区(g3)和其他行业(g4)叠加而成，更加复杂的空间关系造成集聚效益被削弱。(4)由于本地市场效应带来的较高规模经济效应和较低的贸易成本，使得旅游饭店、旅游景区等行业在空间集中，通过建立前后向联系使其他相关企业也趋向集中，从而形成旅游产业的优势聚集区，进而带动旅游经济发展、旅游目的地空间的拓展和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变。
文献分析表明，学界对于旅游产业组织的研究多是基于要素禀赋的需求视角，以解决旅游供需矛盾为主要研究导向，侧重关注旅游客源地的收入、人口、生活水平等需求变量，尽管近年来有少量对旅游资源禀赋、资本投入、技术等供给因素的研究，但大多还是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全球旅游网络多向扩张、旅游地方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产业的地方集聚、旅游贸易发展之间的联系更加错综复杂，显然传统的研究思路已经不适应现实需求。
为此，本文立足新经济地理和新国际贸易的基本假设，通过验证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的存在性，探讨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因素在旅游产业中的作用力规律，这种力求兼顾旅游产业“供需平衡”与“从本地市场到区域市场”的分析思路把旅游产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和出口贸易紧密联系起来，也是对现代旅游产业组织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除旅游资源禀赋外，旅游产业组织状况是影响旅游地贸易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其中本地市场效益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对旅游产业组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旅游要素禀赋、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本地市场效应存在关联性，尽管“旅游全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益和规模经济比较优势”，但旅游景区、旅游饭店等部分行业则出现了“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替代趋势，以上观点对中国旅游产业的优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二)政策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应当高度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立足本地市场需求、嵌入大区域旅游网络”的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根据本地市场效应原理，本地旅游需求是旅游地得以生存的前提，而来自区外的“超常旅游需求”则是支撑旅游地成长和旅游产业优化提升的动力之源。因此，建设旅游目的地，需以保护和维护能迎合本地乃至更大区域需求的旅游资源禀赋特征为前提，加强旅游产品营销推广，培育需求市场，从而嵌入更大区域的旅游网络。二是确立“培育旅游产业集群，发挥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的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根据检验结果，目前中国适合以旅游景区为核心着力培养旅游产业集群，避免将旅行社业作为主体进行产业集群的孵育，而旅游饭店及其他行业应在要素的投入与改善的基础之上引导关联企业的集聚，从而更有序地推动旅游全行业的规模集聚效应的发挥。
(三)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对全国旅游业本地市场效应的验证，证实了旅游要素禀赋、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贸易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后续研究仍需在全国(以省域为样本单元)验证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各省区(以各地市为样本单元)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探讨本地市场效应显现的空间规律，分析省域旅游业本地市场效应的空间关联与优势贡献，从而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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