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祆教美术及其遗存的图式特征论文
(一)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及拜火圣像安伽墓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是“围屏石榻”,该石榻由三面屏风构成,以石头作为材料。屏风分左、中、右三部分,由3幅、6幅、3幅画构成,带有鲜明西域色彩及宗教祈祷色彩。(见图1)一般墓葬中经常出现之仙人接引、狩猎、乐舞、送别等内容,在安伽墓中也有体现,而不同的是安伽墓中的这些情节都带有明显的祆教文化背景和特色。另外,屏风中所出现的石榻,与出土的围屏石榻形制完全相同,是赛祆场面中的坐具,这也是对安伽墓围屏石榻功能的真实写照.
在安伽墓的甬道前的石门门楣和门框上,刻有回旋葡萄枝及祆教祭祀图,祭祀图正中有三驼圣火坛。三骆驼头部向外,尾部相接,驼峰之上放置的莲花座上又有叠成井字形引燃的熊熊圣火,圣坛之顶有忍冬花纹。(见图2、图3、图4)圣坛右上侧有弹拨箜篌的天人,形似古代佛教伎乐天人,左上侧有手持琵琶的天人。圣坛左右各有一人首鹰足的神只。门额左右下方又各有一跪坐的男女胡人,前置小型拜火坛。这幅图在门额这样显要的位置上,一方面说明了墓主人的宗教背景,同时作为北朝官员的安伽墓采用这样的形式,也证实了北朝祆教在中土已具有一定的影响.
安伽,姑藏(凉州)人,曾任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北周同州萨保、大都督.
凉州是北朝粟特胡人的聚居地,安伽是这里胡人的大首领。顺便要提及的是“萨保”,这一官职按照姜伯勤先生的说法: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特别是入唐以后,萨保(也称“萨宝”)在管理入华进行贸易的粟特胡商和对祆教宗教事务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及其祆教图式
据史书,徐显秀是祖籍恒州忠义郡(今河北省北部)的汉人,但是经过研究我们发现,在他的墓中,有很多外来文化因素,尤以祆教文化样式为最有代表性.
1.墓室北壁壁画中端茶奉酒之二侍女的衣裙上,有直接点染上去的联珠纹对兽和奇异花草装饰图案,这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的图案,在中原地区的北朝壁画中也是初次出现,比之前我们知道的隋代要早了许多.
2.墓室西壁壁画墓主的坐骑,脖子下有镂雕莲花、忍冬和联珠纹的金属缨盖,根据法国葛尔耐先生的研究,这种样式在阿富汗某墓中,曾经出土过一件与此形制几乎完全一致的实物,而它的原产地应该是在中亚地区。在壁画中出现如此逼真的饰物,并加以葛尔耐先生的佐证,可以肯定现实中确有此物,而且很可能就是徐显秀的坐骑所配饰的特定饰物。而这件物品前所未见,很可能是粟特商人奉献之物.
徐显秀,忠义郡人,其祖徐安,其父徐珍都曾经在北魏任边镇官员。徐显秀一生,先投尔朱荣,后追随高欢,逐步得到升迁,到东魏时已任帐内正都督。入北齐后,封金门郡开国公。因作战骁勇而屡立战功,后被封武安王。卒于晋阳家中,享年70岁。徐显秀虽为汉人,然成长于北地边镇,戎马一生,身居高位,很可能接受了比较浓厚的鲜卑乃至中亚文化的影响.
“徐显秀墓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壁画墓。完整的墓室壁画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的形制以及对隋唐墓葬制度的影响、墓葬壁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壁画遍布于徐显秀墓:墓道、过洞、天井、墓室均有壁画,但由于盗洞、草木根系等原因,部分壁画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脱落。以墓室的墓壁壁画为例(见图5),分为东西南北四壁,对墓主人的生前生活起居、出行等进行描绘,同时也是对墓主人死后生活的一种向往和祈望。(三)北周史君墓石堂史君的死后陵寝是一座石堂,石堂为类似汉制的歇山顶式殿堂建筑,座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由底座、四壁、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见图6、图7)四壁分别雕有四臂守护神、祆神、狩猎、宴饮、出行、商队、祭祀和升天等内容的图像。所雕刻的内容和风格上带有明显的西域特色。这样的样式也和史君的粟特身份与祆教信仰相符合,同时从史君墓的石雕图像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它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表现的要比粟特本地的文化更加丰富.
尽管史君墓遭到了盗墓人的严重破坏,但是经过研究者对墓主人的身份的考量,认定墓主人为北周时期凉州萨保史君。他是本居西域的.史国人,后迁居长安.
且根据题铭记载,史君“大统初年……出身为萨保判事曹主”,也就是西魏文帝初年曾担任萨保府判事曹主,而到了北周时期又“诏授凉州萨保”。其祖父阿史盘陀曾经担任“本国(史国)萨保”,其父阿奴伽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也有极高的修养。史君出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根据他的年龄推算其祖父至少在北魏时期就担任史国的萨保.
[5]另外,凉州(今甘肃武威)是汉唐之间河西地区最大的军政机构之所在,同时凉州也是河西较大的粟特胡人聚落所在。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家族的势力等因素史君在当地胡人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
还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史君墓的粟特文和汉文双语题铭的发现,对研究粟特文字及文化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6](四)隋代虞弘墓的对鸟火坛图像虞弘石椁底座上的祭火坛图像(见图8、图9)充分体现了墓主对祆教圣火的最高崇拜,在如此显要的位置放置火坛图像,也成为了虞弘是祆教信仰者的最为充分的证据。其中熊熊燃烧的火坛、两位鹰身人首的祭司和两位祭司均戴有口罩,这样的图像都是只能用祆教基本教义和信仰来解释的。祆教认为火是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象征和化身,它包含了太阳和天体的光辉,充分显示了善神的力量和伟大的能力,闪耀着最高的真理。因此主持如此神圣的仪式的祭司们必须戴上口罩,以免呼吸污染了圣火和祭品.
根据墓志,虞弘是鱼国尉纥城人,其祖为鱼国领民酋长,其父曾任茹茹国(柔然)高官,而他本人13岁就担任柔然使节,先后出使过波斯、吐谷浑,后转使北齐,之后就留居内地,曾在茹茹、北齐、北周、隋两地三朝为官,在北齐时还担任过检校萨保府,故虞弘之胡人身份不容置疑.
[7]在虞弘的墓中有汉文墓志,既有具有汉地建筑风格的石棺屋顶和汉人俑,也有明显具有波斯风格的石棺床和胡人石俑,可见虞弘是一个汉化很深的胡人.
我国古代祆教美术遗存的图式特征
本文所述之中国古代祆教美术遗存,乃出于南北朝至隋唐两代之间、分布于古陆路丝绸之路沿途及河西走廊一代的土葬墓之中。从上述图式中可以看出一些祆教美术图式的特征:
(一)人物形象特征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出现最多的大部分普通人物,为深目高鼻的粟特人(高加索人种),短发,身着胡服。二是出现不多的突厥人,一般为蓄长发骑马的形象。三是出现较多的祭司形象,多是人首鸟身的长者。四是带有头光的神只,这些神只几乎都是深目高鼻的西域形象。还有一类我们强称之为“人物”的是一些动物形象的善恶二神的化身,比如狗、鱼马兽、骆驼是善神的化身,狮子是恶神的化身.
(二)配饰与细节特征1、连珠纹。在各种配饰和细节中,连珠纹是出现最多的一种纹饰,这个图式是可以作为确定粟特人(古波斯后裔)身份的依据之一。因为这个纹饰在与佛教文化的交流中曾出现过很多变体,所以在这里只能结合其他证据以确认其粟特身份.
2、日月王冠:日月王冠并不是古代中国的产物,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东渐之前并不存在,但是却可以在同时期的波斯银币和萨珊银盘上得到佐证。(见图10、图11)3、豪摩树。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豪摩树是制造“白豪摩”的原料,而白豪摩是所有神圣的复生者享用的饮品。所以,豪摩树也是可以确认其祆教特征的依据之一.
(三)图式内容特征在众多的祆教美术图式中,表现的多是赛祆祭祀、善恶二神的斗争、狩猎宴饮场面、或行进或休憩的胡商等内容,这些内容中一类是源于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是对墓主生前身后生活的一种纪念和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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