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知大节奉身明大义-读《斜川集》谈苏过文化价值取向

见危知大节奉身明大义-读《斜川集》谈苏过文化价值取向

毕业论文

见危知大节 奉身明大义

——读《斜川集》谈苏过文化价值取向之3

唐正鹏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尤其是文学总与审美相关联，而这种审美与人类的无意识心理密不可分，无不是1种既原始、又被扩大了、延伸了的泛“性本能”情感（喜、怒、哀、乐、忧、思、恐等）和与人类道德、宗教、甚至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高级情感之间相互矛盾和斗争，并常常以符号、声音或者体语等形式表达、表现这种最后趋向平衡和冲融的情绪。因此，文人们总是企盼情感得到宣泄，在宣泄中寻找1种愉悦或解脱，并以此消解内心深处的隐痛而实现自我保存和自我价值，只不过是形式和方式不同而已。苏过1生时出时处、时行时藏，但无论出处还是行藏，都是以“见危知大节，奉身明大义”这1文化价值观念作为导乎人生道路的节度和法则的，最后达到1种内在心理境界上的“平衡”和“冲融”。

从苏过的生平事迹和诗文著述来看，他所指的“节”、“义”，不是1般意义上的节操、节度和仁义、义利。苏过“大节”则指的是“治国之大柄”和“执政的大体”，从实体意义上说应该是关于国家存亡安危之大事，完全符合“礼以行义，义以成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左传·成公传》）这句话的意思。其“大义”的内涵是最高层次的与自然和社会的相“宜”，可以从子思的《中庸》和韩愈的《原道》中找到这种思想的源头，子思认为“义者，宜也”，韩愈这样解释：“行而宜之之为义。”如因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己身“不为世用”之时，他不完全气馁、颓废，转而以“宜己”和“己宜”这种具有“和谐”特质的精神营养修身养性，尽可能让人生变得冲融、潇洒和散淡。

苏过1生大多身为黎庶，但作为出身名门、饱读儒家经典的文人，1刻也不忘为国分忧之“大节”。

“磋商国是，为国分忧”是苏过违章中反映“知大节”的第1个层面。苏过侍父海南期间所作的《论海南黎事书》（作于北宋元符元年，即公元1098年）1文，不仅展示了作者卓荦不凡的见识，而且充分反映了作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驾驭时局的能力。文中他开篇就以“古之君子建1事，出1令，未尝不多参之于民言”的论据提出了“上情下达”而得执政“厉害之实”的为政理念，同时指出了当朝1些“执事者”（执掌权力之官员）“不求之于斯人，而斯人者我未尝以告实，岂上下之情有间而然也？”的恶果。紧接着，他根据当时关于如何治理海南黎人1事“议者纷纷，厉害未决”而成为“朝廷疮疥之病”的所出现的种种观点，据事论理逐1进行评判驳斥，在深层剖析海南难于治理是因“黎人之性，敦愿朴讷，无文书符契之用，刻木结绳而已。故华人欺其愚而夺其财，彼不敢诉之吏”所致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海南的几条基本措施：1曰“上策莫如自治”。建议朝廷“捐数官以使人”则“贤于用师也”。2曰“戍卒可省，民兵可用”。其好处在于“编户之家，家有武备，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并且闲时为民，致力于生产，战时为兵，可以保家卫国，则“吾藩篱不可窥也”。我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关于执政上的“自治”，军事上的“民兵”观点，唯有苏过提得10分明确，可以说是首发“自治”和“民兵”观点的鼻祖！而且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接近了我们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和“民兵预备役”的概念和内涵，实在难能可贵。因此，当代为政者细心研读苏过之《论海南黎事书》1文，也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崇尚农耕，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知大节”的第2个层面。海南虽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开化”的南方“荒蛮”之地，但自古以来就有着发展农耕生产的优越地理和气候条件。但苏过父子贬谪海南时，这里的黎族群众仍然过着以狩猎为生的原始生活。因此，他在这里不仅与父亲帮助黎族群众发展水利，教以农耕，还常常以中原的农耕文化启迪、导引这个落后民族，试图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山夷野獠喜射猎，腰下长铗森相摩。平沙仿佛见遗迹，踊跃不待张虞罗……近年岁恶不可度，竹闲有米田无禾。耕牛日欲登鼎俎，野兽逃命理则那。朝来剥啄谁有馈，愧尔父老勤弓戈。1言愿子不忽我，暴殄天物神所呵”（《夜猎行》，作于北宋元符2年，即公元1099年）。这首诗既有对黎族人民热情的赞赏，又有对民族不事农耕而落后的担忧，更展示出了苏过倡导的包容爱惜天物、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的“环保主义”思想。

苏过之“明大义”，在其《志隐》1文和其后期“学陶”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北宋早期的文人比起苏过来说，那就幸运多了，他们常常能目染融融月色，耳濡罄石丝竹，身沐淡淡秋风；行走堤柳园圃，游弋江海溪谷，寄情山林泉石；或放浪绮罗脂粉，或留恋帘幕楼台，或缠绵婉约，或凄楚悲悯。或多或少可以从他们词令诗文中嗅出点“欢快”或者“花柳”之味。苏过却没有，至少从现存在诗文中没有出现过。也不像南宋时期的文人那样，为反抗政治黑暗，以“掇拾风烟，组缀花鸟”为乐，以纸醉金迷来打发时光，麻痹思想；或干脆以“有口不须谈时事，无机惟合卧山林”（南宋·翁卷《行药作》）为由闭口不谈国事。苏过对人生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给自己找到了1条 “学陶解忧，以文守志”的路子。

贬谪儋耳期间的苏轼见苏过《志隐》1文后，曾感概地说：“吾可以安于岛屿矣！”（晁补之《苏过墓志铭》）。为什么呢？其1，《志隐》1文的行文：行止得宜，跌宕有致，广征故实而无“书袋”之累，深寓妙理而玄虚之迹。其2，其主要思想则是：天地之间，物各有数，小不企大，夭不羡寿，胜故欣然，败亦何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苏过“行之宜之”之“大义”的文化价值取向。文中说：“若夫纡朱怀金，肥马轻车，故人情之所欲得也，而况金石之传，不朽之荣？”但他观父亲苏轼的遭遇之后，便悟出了“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枉寻者见容，方枘者必憎”的道理，接着他根据史实得出“自古豪杰之士，有不能闾阎之穷，慨然澄清之志，探虎穴，索骊珠，而得全者盖无12也”。他认为与帝王应该“患难可以共处，安逸可以长辞”，证据就是“子胥不免于属镂，范蠡得计于鸱夷，萧何缧囚于患失，留侯脱屣于先知。敌国亡而信先烹，刘氏安而勃疑”。最后，他观史鉴今，把仕途比作“马之羁靮，鹰之韝紲”。于是，便有了于官场“心寒久矣！”的感叹。最后他把“置身避荒，逃空谷于寂寥，追赤松于渺茫，想神仙于有无”这种“游于物表”的境界作为“天下之至乐”，以此闭门却扫，独善其身

至于如何“闭门却扫，独善其身”，苏过的方法是“学陶解忧，以文守志”。毋庸置疑，苏过父子陶渊明诗文和精神的，苏过除了与父亲苏轼赏读和酬和陶诗以外，还常常以陶渊明之精神消忧解愁，潇洒度日。据有关文史资料记载，苏氏父子贬谪惠州和海南期间日读、和陶诗1首，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中有不少篇幅，尽管苏过《斜川集》因“靖康之难”散失过半，但与“学陶”、“和陶”有关的诗仍存10余篇。诗中洋溢着对陶渊明的敬崇、热爱之意，集中体现了苏过对田园式的“自由精神”、“自由生活”的憧憬和追慕：“岁丰田野炊，客子亦不休。糟床有新注，何事不出游。春云翳薄日，磻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醉眠不惊鸥。……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傥遂北海志，与事复何求”（《次韵渊明正月5日游斜川韵》，作于北宋绍圣3年，即公元1096年）。事过5年之后的作于北宋宣和3年，即公元1121年，苏过再次罢官闲居颍昌城西鸭陂之南，见地酷似陶渊明优游之“斜川”，遂卜筑陋室，结茅而居之，并将卜居处名之曰“小斜川”，还自号斜川居士，作《小斜川并引》诗为记。诗小序说他与陶渊明“畸穷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又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全诗如下：“我老不自爱，几时真罢休。浮沉闾里间，谩效马少游。年来510化，逝水无停留。胸中粗已了，浩荡欲没鸥。渊明我同生，共尽当1丘。试筑小斜川，佳名偶相畴。亦复辛丑岁，与公更唱酬。当时23友，得如我友不？赋诗俱不传，疑有湛辈忧。聊将桃李句，琼瑰副吾求。”可惜的是，这位凄惨忧戚，蹉跎1生的伟大诗人，在写完这首诗的第2年便暴卒道途，带着1腔的忧愤和对陶渊明田园自由生活的向往，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写完这3篇拙文，搁笔思之，深为苏过文学成就所折服，也为他独具特质的文化价值观念所感动，更为这位1生充满悲愤、凄恻、苍凉的诗人而扼腕叹息！如此，倘能以区区拙文引起世人对苏过的重新审视和关注，余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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