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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治理思想
【提要】近代民族的经营治理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开拓市场和占有市场的思想；二是张罗资金和运用资金的思想；三是人才开发与培养的思想；四是营建企业精神的思想。这些思想的确立与实施，使近代民族企业得以在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的竞争中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 鸦x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日益深进，加速了中国封建的瓦解和商品的，也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19世纪60年代，中国先是出现了由洋务派创办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继而到70年代末，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渐次产生。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自出现以来，就受到了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排挤和压迫，是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在与外国资本激烈的竞争中，固然他们在资金、原料、技术和设备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却能得以逐渐发展和壮大，并敢于与外国资本相抗衡。究其原因，除客观的世界经济形势和条件给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时的有利时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一批民族企业家，他们在民族企业艰难、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经营治理思想并运用于企业治理的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开拓市场和占有市场的经营治理思想
民族企业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它所要达到的经营目标和战略高度，来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对市场进行猜测的基础上，制定企业的计划，组织生产，指导企业的经营。在国外商品充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要赢得市场并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打破洋货独霸市场的局面。民族企业在进步产品质量、开拓市场方面，其经营治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加强质量治理，开拓流通市场
外国在华企业凭借其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以图挤垮民族企业。这就迫使民族企业在产品质量上下工夫，用名牌优质产品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名牌产品是企业的生命线，关系到企业的成败，企业不创立自己的名牌产品，就不能建立企业的信誉，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很难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创制名牌国货产品对企业的发展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它不仅是民族企业生存能力的表现，也是民族企业家抵御外侮，以国货优质产品击败洋货，在市场上为民族的发展赢得一席地位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民族企业家深深懂得，“凡百业如欲抵御外侮，专持国家保护政策与社会爱国心理，而不力图改进产品，实非竞争之根本办法”（载《中国民族火柴产业》）。为此，一些民族企业莫不精心生产出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名牌产品，如：荣宗敬（公元1873年-1938年）、荣德生（公元1875年-1952年）兄弟企业的“兵船”牌面粉；宋fěi＠①卿（公元1898年-1956年）东亚毛纺厂的“抵羊”牌毛线；简照南（公元1870年-1923年）、简玉阶（公元1875年-1957年）兄弟企业的“双喜”、“飞马”牌香烟；张謇（公元1852年-1926年）大土毛纺厂的“魁星”、“红魁”、“绿魁”棉纱等。在与洋货竞争中，这些产品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信任和赞誉，充分显示出名牌优质产品对企业兴旺发达的决定性。
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必须在产品的原料上和产品生产过程中严格治理，并不断更新产品，进步产品质量，改善产品性能。因此，民族企业家对以下治理原则非常重视。
1.注重原料质量，保障原料来源
原料的好坏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优劣。民族企业所创名牌，无不从原料质量进手。所谓“熟货之良梏，视乎生货之优劣”（张謇，《实业文钞》）。穆藕初（公元1876年-1943年）在收购原料时，以质量为第一标准，他主张宁可多花钱，也要采购优质原料。荣氏企业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在市场上经久不衰，是由于荣德生对原料选购有严格的规定，他指出“货好必真工，优质需实料”（《荣氏企业史料》，上册）。因此，该企业在各处所办的麦庄，尽不收失晒热伤的小麦，进仓小麦皆由专人负责挑拣。民族企业家在严格控制收购质量合格的原料时，还提倡“广集国内所有产业制品原料，分别，以期有得”（张謇，《实业录》）。他们对原料的选购可以说是到了十分挑剔的地步。
为了保证原料的质量，张謇在1900年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自己生产原料。到1920年，共开垦数万亩土地，可产棉花116 000担。穆藕初也极力主张改良中国的棉种和扩大种植面积，夸大“棉质不改良，纺织事业亦难求充分之发展”（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他专门租地成立穆氏试验场，从事改良棉质之研究。民族企业家的实践活动说明，没有丰富的原料，产业的发展就会失往坚实的基础。因此，他们在自办试验场、农垦场的同时，也曾上书政府，希看能实施改良计划，进步国产原料的质量。拿荣氏兄弟来说，他们曾一再向政府当局条陈“大农计划”案、“垦边”案以及“振兴农业、复兴产业”案等，呼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重视农业的发展，以促使民族轻纺产业得到充足的原料供给”（荣敬宗，《开拓西北，推广植棉案》）。民族企业家的这些经营思想，不单单是从企业利益考虑，也是从整个社会出发的，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实业推动社会进步，促使国家富强的强烈愿看。
2.引进先进设备，进步产品质量
一个企业要增加产品数目，进步产品质量，必须不断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民族企业中一些资本雄厚的企业，对机器的扩充和设备的更新都比较重视，他们不断引进性能先进的设备，以保证产品的质量。荣家企业加强质量治理的成功之道，就是“设备求其新”（《荣氏企业史料》，上册）。他们以为，要生产出与洋货相媲美的国货，就必须引进设备，作为保证产品质量的物质基础。仅以茂新厂为例，1905年曾向英商怡和洋行订购18寸英国钢磨6部，新机落成后，生产出的产品品质优良，倾销甚爽。1913年又改装美式机钢磨24部，使产品质量达到优异。范旭东（公元1883年-1945年）是民族企业家中靠科学技术创办化学产业的典型，他以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企业之本”（《天津文史资料选集》，第23辑），企业的发展必须以良好的技术设备为物质基础。他坚持不惜花费资金购买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追求最先进的技术。他所创办的水利制碱公司在生产中碰到困难时，决定拿出重金到美国购买最先进的烧锅。在他委任侯德榜（公元1890年-1974年）出国购买设备时，特别夸大要以最新式和质量优秀为首要条件，其“工艺和设备都必须是先进的”，“在这方面如有闪失，将会给我们带来千古的创痛”（李祉川，《侯德榜传》）。正是依靠先进的技术，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使水利制碱公司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1926年万国展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为中国产业产品赢得了荣誉。
（二）削价竞销，以价格低廉争得市场
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并不即是已经占领了市场。民族企业要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夺得市场，除确保产品质量优越外，也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者的消费水平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水准，否则，即使质量甚优，而价格高于洋货，产品也会无人问津。因此，针对洋货的低廉价格，民族企业在降低产品本钱的基础上，也采用低价促销策略，以赢得市场。简氏兄弟曾以为：“货必求美而胜英美，而价钱则贱过英美，人心推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这就是南洋烟草公司与英美烟草公司在市场竞争中所采用的竞争策略。民族企业家还熟悉到，采用廉价策略，使产品在市场上尽快出售，就可以加快活动资金的周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价格的高低，而国货产品价格的定位，应视市场上同类洋货价格而定。张謇以为，价格高低的标准在于促使产品“利在速售”，因此应根据市场行情，“有时而减，有时而平”（张謇，《实业录》）。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抵羊牌”毛线，打破了外国企业产品独霸毛纺市场的局面，与进口毛线形成了竞销的格式。当时英国在华毛纺织厂生产的“蜜蜂牌”毛线，日商加藤洋行经销的“麻雀牌”毛线，都以低价销售，企图垄断中国的毛线市场。宋fěi＠①卿遂提出针锋相对的治理措施。首先，在毛线产品的商标上，宋fěi＠①卿经过精心设计，以双羊抵角为标志，取名“抵羊”，“抵羊”既反映以羊毛做原料的纺织品的特点，又是“抵洋”的谐音，即抵制洋货之意。这种巧妙的构思，正迎合了“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抵洋抗日的心理。因此，“抵羊”牌毛线一经问世，立即受到了国人的欢迎。与此同时，宋fěi＠①卿又狠抓产品质量，使“抵羊牌”毛线在光彩、拉力、手感等方面，都达到了优质产品的标准。在价格上，宋fěi＠①卿则以英、日为准，随其变动而上下浮动，必要时不惜放弃部分赢利，砸价甩卖，甚至采取买两磅送一磅的促销手段。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地抵制了洋货的竞争，打破了英日企业垄断我国毛纺市场的阴谋，使“抵羊牌”毛线成为家喻户晓、畅销全国的名牌产品，巩固了东亚毛纺厂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
（三）建立广泛的销售组织，采用灵活的销售技巧，扩大市场占有率
产品销路的好坏，销售数目的多少，还要看流通渠道是否畅通。因此，民族企业家对如何扩大和健全产品倾销机构，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倾销费。大中华火柴厂为加强成品倾销工作，在总事务所营业科里设置专人，分别负责苏、浙、皖、赣等省（近区）和国内其他各地（远区）的倾销工作，并在各大城市设立事务所，建立起一个密集的倾销网，保证了产品在这些市场上的上风。
一些民族企业家为建立和完善销售网，鼓励代理，奖励销售，采用对经销商优惠赔贴的措施，保护经销商的利益，以打开产品在市场上的销路。东亚毛纺厂为使“抵羊牌”毛线能够在洋货比较畅销的城市竞销，采用了“厂商产销合作合约”的。具体作法是：由商店预交一部分进货押金给“东亚”，而“东亚”按其押金数每月付息，并给商店以相应的产品，在销售时，产品价格视行情而变，若有亏损，一概由“东亚”负责。这种经销办法，经销商不担风险，又能获得较丰厚的利润，鼓励了他们与“东亚”合作、与洋货进行竞争的积极性，这就使东亚毛纺厂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品倾销网——“抵羊网”，加强了该厂在竞争中的实力。以华北地区为例，仅仅一年时间，已经使“洋货毫无活动余地，吾货独占华北之势己成”（《东亚历史档案》）。 二、张罗资金和运用资金的经营治理思想
资金是从事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条件。企业治理者的任务，是要以最优的方案张罗资金，以进步企业的经营效果，增强市场竞争力，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我国近代民族企业家，一般来说，资金都不够充裕，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乏充实的物质基础，轻易被资金雄厚的外国企业所吞并。因此，民族企业要得到生存和，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来张罗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所以，如何张罗和运用资金，就成为民族企业家经营治理企业最主要的。民族企业张罗资金的渠道和，主要有四种。
（一）靠企业资金的自身积累，将利润转化为资本
利润积累是企业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一些民族企业家把企业“公积金”的提留，即利润的积累看成是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成败的关键。张謇以为：“公积者，工商之命根子也”（张謇，《实业录》），深刻指出了利润资本化和企业生存发展的因果关系。同时，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追逐利润，而没有利润的资本化，不进行资本的再投进，获取更大的利润就无从谈起。资本积累和利润的积累是辩证同一的关系，对此，张謇也有其独到的熟悉，他以为：“岂可看人以生利，而不裕其母财，禁骐骥之足而贵以千里耶？”（同上）“裕其母财”就是利润资本化积累，只有“裕其母财”，才有可能获取更大的利润，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既然资本积累对扩大企业资金来源及扩大再生产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分配企业利润时，一定要先留足公积金，否则，“分利过当，生犹不及”（张謇，《公布就部任时之政策》），然后再将利润剩余部分作为股息分给股东，尽不能把公积金挪作红利分掉，“不可不厚储公积，不预为之防也。至于未获盈利之新厂，更不得移本作息”。因此，企业要不断发展，在利润的分配上，就要保持一定的公道限度，做到“彼此计息，不可无穷制”（张謇，《实业录》）。
荣氏兄弟在如何解决资金短缺方面，也有其独到的治理主张。他们在企业经营中，采取“肉烂在锅里”的积累方式，即添购新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的经营指导思想是“要拿大钱，所以要大量生产”，为扩大企业规模，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荣德生提出，申新纺织公司“除发股息外，一般不发红利给股东，盈利不断滚下往，用于扩大再生产”（《荣家企业史料》，上册）。其他民族企业，像大生纱厂、豫丰纱厂等，都把提取“公积金”作为追加资本、扩大企业资金的主要途径，少提或不提红利，“厚储公积”，并使之转化为资本积累。近代民族企业就是通过这种依靠自身积累的办法，使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增强了与资本雄厚的外国企业进行竞争的实力。
（二）靠银行贷款扩大生产规模
民族企业单凭企业自身的气力来积累资金，究竟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们要获得充足的资金，就必须利用旧的生息资本，向银行、银号借款，以扩大企业规模，避免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陷进困境。张謇以为：“用己之财则己之善，用人之财则人之善，知其未必善而必期其善，是在经营之致力矣”（张謇，《实业录》）。这就是说，借债经营虽有一定的风险，但只要“经营致力”，有效地利用借来的资金，从事企业经营而能获利，还是可行的。
近代民族企业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一旦资金严重短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为了生存，还不得不利用外资，以调节资金营运的盈虚。当然，在借用外资时，也面临着随时被外国资本操纵、挤垮的命运。因此，他们虽以为“外资可借”，但借来的外资必须用在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上。同时，利用外资，应不附带条件，以免为外人操纵和宰割。张謇在《实业宣言》中明确提出，借外债应“条约正当，权限分明”，“不可丧主权，不可涉国际”和“欲达借款之目的，必先筹还债之方”等正确的治理原则。
（三）自设机构，自调活动资金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有新式金融机构来为它融通资金，民族企业家也越来越意识到金融机构的重要性。穆藕初以为：“金融与百业发展之关系，无异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然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而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落后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需要，必须设立和健全银行机构来促进实业的发展。为此，民族企业家主张建立民间银行，以辅助中心银行，服务于所需资金的融通。张謇说：“唯有确定中心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设地方银行以为之辅，厉行银行条例，保持民间银行银号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制，增办通货”（张謇，《实业政见宣言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所需资金的来源。可见，民族企业家既有创办金融机构的熟悉，也有在实业活动中缺乏资金的教训。很多民族企业家就曾自设金融机构，以积聚上的闲置资金，为企业的振兴和发展服务。穆藕初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起到了促进“国内产业之发达”，使“外来之劣货”“无可乘之隙”（穆藕初，《藕初文录》）的目的。刘鸿天生立了中国企业银行，既方便了刘氏团体各企业间资金的使用，又促进了资金的周转与流通。其他民族企业，如荣氏团体、民生公司等，也都设有自己的银行、储蓄部，以满足资金流通需要。
民族企业自办银行，一方面摆脱了其他银行特别是外国银行的控制，避免因借债过多而被吞并的危险；另一方面，自办银行，也吸收了社会大量游资，充实了企业资金的来源。
（四）加强财务治理，完善制度
民族资本企业在发展的初期，由于缺乏完善的财务治理制度，一些企业曾出现过资金运用上的混乱与浪费现象。因此，民族企业家深感其弊端，主张实行完善的会计制度，以加强企业资金的治理。卢作孚（公元1893年-1952年）在经营其民生实业公司时，曾以为“任何机关或事业之业务能发展到何种程度，皆以财务为决定之条件，工商事业尤以财务决定其成效”。在如何治理企业财务的上，卢作孚提出了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的治理原则，建立起集财权于总公司的比较完善的财务制度。
刘鸿生将本钱会计看作是“考察企业经营治理优劣的眼睛”（刘鸿生，《中国产业发展的几个主要题目》）。他不惜用高薪聘请第一流的会计专家为他设立各个企业的会计制度，并由总公司实行对所属企业的集中治理，建立了同一的财务制度，在企业集中使用财力、应付对外竞争、保证资金的积累、扩大企业的再生产等方面，均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三、人才开发与培养的治理思想
在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有卓识的民族企业家都熟悉到，我国实业发展缓慢的一大原因，在于“缺乏人才，并缺乏独树一帜之人才”（穆藕初，《藕初文录》）。商品经济的竞争，回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张謇以为：“世界本日之竞争，农工商之竞争也；农工商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张謇，《录》），他出“无人才不可为国”（张謇，《专录》）的结论。民族企业家还把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社会是否拥有人才，看成是决定企业成败或社会兴衰的关键。穆藕初曾说：“凡百事业之成败，全视人才之优劣。”（穆藕初，《中国棉业发展史》）
民族企业家所说的人才，是指什么样的人才呢？穆藕初明确指出：“实业界适用人才，分为甲乙两种，甲为人才，乙为治理人才。”他以为，在这两种人才中，“治理人才所负之责任为至重也”（穆藕初，《藕初文录》）。民族企业家甚至还这样以为：“我们缺乏技术人才，尤其缺乏治理人才，假如这个题目不解决，则作为社会，一切题目都不能解决。”（卢作孚，《中国的根本题目是人的练习》）这种对人才重要性的熟悉，在当时人才和知识倍受压抑的旧中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一）择人和用人是治理工作的关键
民族企业家刘鸿生以为：“缺乏经营治理能力以及缺少练习有素的人才，成为企业经营治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并说：“要办好一个企业，首先得物色好专门人才，没有人才，不可冒昧从事。”（刘鸿生，《中国产业发展的几个主要题目》）所以说，人才选拔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条件，而要选拔人才，首先要能够发现和识别人才。穆藕初提出“物色人才与善用人才，实为事业家首务”，并把是否具备“健全之脑力，敏锐之眼光，灵活之手腕，坚固之信用，雄厚之气力”（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作为衡量企业领导者是否称职的标准。民族企业家择人和用人的标准，既考虑专业素质，又考虑其思想素质。张謇提出的用人标准是：“本日用人不患无用，而患无体。其人果正，则必有忠君爱国之心，则勤求事理必于当。”（张謇，《政闻录》）他在这里所讲的“体”与“用”，实在就是品德与才干，而他用人的标准，首先在“体”即品德。他的这种提法，固然有效忠封建国家、封建制度的意味，但重视人才对企业和国家的忠诚心，还是可取的，卢作孚在用人上坚持任人唯贤的标准，他将品德和才干结合起来，以为用人的标准是“重品德与才干”。刘鸿生又有自己的用人之道，他以为用人不可责备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任用，“全才有全才的用处，偏才有偏才的用处，要学会善用他们”（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
（二）要聘用实干人才
民族企业家所重视的才干，既包括知识，更包括实战经验，注重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的结合，是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所夸大的。穆藕初以为，用人“仅有实在经验，而无专门知识，可小就而不可大授。仅有专门知识，而无实在经验，能拟议而不能建设”（穆藕初，《藕初文录》）。卢作孚主张对有学历、有理想、有才干者，一定要想尽办法聘请并委以重任。他对虽无学历但有本领的人，也大胆任用。水手出身的张才廷，为人精明能干又有事业心，人称土专家，原是上海轮船公司的土工程师，因无学历不受重用，卢作孚遂请他到民生公司任职，并委以重任。张在工作实践中，显示出其才能，只用了两个月，就将外国专家以为无法打捞的“万流轮”打捞上岸，对民生公司做出了贡献，也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在人才培养跟不上需要的情况下，民族实业家较多从“实用”出发，广揽实干人才。他们以为，单有文凭而无实在本领，“若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这种在选择人才时重视“实用”的思想，在当时民族企业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既要人尽其才，又要爱护人才
人才的使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尽其才，企业家要在对每种工作进行，确定工作的性质、难易程度以及所需学历、能力、经验之后，据此安排适合这项工作的人，使其能发挥专长；二是爱护人才，就是给人才以相应的待遇，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
民族企业家对选拔和物色到的人才，都尽力做到人尽其才，委以重任。刘鸿生以为，企业领导应善用人才，“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刘鸿生，《中国产业发展的几个主要题目》）。张謇提出，用人之道在于“责任专，薪水重，上有纲纪，下无壅隔”（张謇，《实业文纱》）。在这些用人原则下，很多专业技术人才被重用，并使他们有明确的工作责任、职权划分和与工作性质相符合的报酬。东亚毛纺厂聘请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其中有着名专家、教授和留学回国的博士，对这些专门技术人才，“东亚”赐与优厚的待遇，月薪一般与经理相当，个别博士的工资甚至超过了经理。宋fěi＠①卿还为这些人才专门租用了一栋“博士楼”，从各方面照顾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在生产中发挥出明显的作用。在其他民族企业中，一批或有专长或有学历并有实践经验的人，均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充实了企业的人才气力，保证了人才的公道使用，发挥出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四）“聘用西人”的原则
在一些民族企业里，出于生产和技术上的需要，还以高薪聘用了外国的技术职员。张謇曾提出“聘用西人”的主张，并在大生纱厂聘用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外国技术职员、教师和医生作为技术指导。民族企业家为了使这些外籍技术职员很好地为本企业服务，在生活上赐与较高的待遇，这些外籍职员也在改进生产、进步产品性能、进步生产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近代民族企业家在聘用外国职员的题目上也是极其慎重的。他们的原则是，“聘用西人”只能作为暂时的措施，从长远看，解决企业的生产技术题目，还必须依靠本国技术职员。“唯致意于厂内职员的培养，与国内专才之罗致”（刘鸿生，《企业史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缺乏的办法，不自行培养所需的人才，实业的发展必然缺乏后劲。正如刘鸿生所说：“客卿可用，在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也应当用，但只有立足国内，致力于本国人才的发掘、使用和培养，以解决人才来源题目”（刘鸿生，《企业史料》），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不受外人控制的民族企业。这种由聘用外国技术职员，到注重中国自己的技术气力，并进而为培养更多的技术气力创造条件的人才治理思想，反映了民族企业家人才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和进步，也反映了他们独立自主发展企业的愿看。
（五）注重专门人才培养
适合各种职业要求的专门人才，需要经过培养和练习。因此，对专门人才的培养，是企业经营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进步企业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率，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完成企业经营目标的条件条件。民族企业家除了对社会上现有人才尽力挖掘、量才使用外，还注重职工专业素质的进步。卢作孚曾明确指出“治理方法的实施特别重在工作职员的练习”，要“练习所有的工作职员，使其活动有效率、有技术，而且有治理的技术”（卢作孚，《中国的建设题目与人的练习》）。因此，卢作孚不惜花费资金和时间，在民生公司开展了对职工的培训，举办各种短期、长期的培训班，建立培训学校，加强对职工技术的练习，同时还通过专业培训，为本企业培养专门人才。民生公司曾选送不少职工进各种专业学校接受培训，还先后选送百余人出国深造，这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里确实是培养人才的一个创举。荣氏兄弟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练习工作，在造就培养人才的题目上，荣德生提出了“贵在实学”的原则，他说：“若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十分留意进步企业现有治理职员的技术和治理业务水平。如何培养和进步？荣氏兄弟以为“人才之兴”，必须有良师进正轨，必须“如良玉美璞，细加琢磨”，“选送人才进各级学府深造，方能成器”（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因此，荣氏兄弟将举办各种类型之学校，放在整个事业的重要位置上来考虑。荣氏企业先后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中国纺织印染产业专科学校、中国纺织印染工程补习学校等，保证了企业获得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治理人才。其他民族企业家如穆藕初、宋fěi＠①卿、刘鸿生等，在所办的企业中都设有培训班、培训学校、职业学校，甚至还制定了“先培训，后工作”的制度。这些培训措施的实行，进步了在职职员的专业技术能力，为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高、中级专业人才。 （六）投资教育，培养各种人才
民族企业家创办企业的目的，当然是要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熟悉到教育和实业密不可分，教育对企业发展和国家富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张謇说：“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而欲兴教育，当自兴实业始。”（张謇，《实业录》）又说：“举事必先启民智，启民智必由教育”（张謇，《自治录》），指出了教育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他以为“实业教育，期于相辅，教育必求普及”，而“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倡”（张謇《教育录》）。很多民族企业家甚至把教育不兴看作是导致实业失败、国家贫弱的原因，荣德生说：“我国数十年来贫弱的原因，以政治腐朽、生产落后与国际市场之经济侵略，实为主要因素。但所以贫弱，所以无新事业发展，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穆藕初也把累办新业而累招失败之最大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回咎于“缺乏实业人才”，故造成“不良之结果”（穆藕初，《藕初文录》）。
很多民族企业家不仅是主张兴办教育，以促进实业发展的理论倡导者，也是投资兴办教育的实践者。其中，民族企业家陈嘉庚（公元1874年-1961年）就是一生致力于发展教育的典型人物。陈嘉庚以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而“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陈嘉庚年谱》）。因此，他把经营企业的所得倾囊办学，他不仅投资于普通教育的建立，而且还留意高等教育的发展。他说：“科学之起源，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之人才，乃能辈出”（同上），遂投资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民族企业家将大量资金用于兴办教育的行动，一方面保证了企业人才的来源，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培养了各种人才，进步了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成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经营治理上的一大特色。
四、营建企业精神的治理思想
商品经济的竞争，也包含一种精神的对抗。从长远看，一个企业要想取得竞争的胜利，除了战略正确、决策正确、经营方式灵活、有竞争能力外，还必须有一种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精神文化来支撑和武装企业。企业精神文化是一个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实践中，由企业家大力提倡和亲身推行，模范执行并为全体职工共同营建而形成的。它得到了职工的认同并成为整个企业的理想、价值和基本信念，使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引导职工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尽心尽力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民族企业家就开始留意提倡和营建适合本企业的精神文化，形成了像“民生精神”、“东亚精神”等一些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一）培养职工积极为企业发展、为社会进步而献身的精神
民族企业家在经营治理活动中，以个人推动企业为号召，要求职工努力为企业工作，同时以企业的进步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他们这种提倡职工为企业、为社会发展而献身的思想，易于被职工所接受，对鼓舞士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些民族企业家在阐述企业的宗旨时，都提出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卢作孚夸大，民生公司的目的是“服务社会，便利群众，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宣称“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卢作孚，《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通过企业的自身建设来和改造社会，要求人人都有为公司及整个社会服务的思想和行动。这些原则和口号的贯彻实施，逐渐成为民生公司赖以团结广大职工的精神气力，成了他们共同的追求，使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成为川江上最富有朝气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宋fěi＠①卿一向以“文明办厂”著称，他提出东亚公司的主义是“以生产辅助社会的进步”（宋fěi＠①卿《东亚铭》），他以为：“凡是生产事业必须都有余利，没有余利的生产，就……成为消耗，但（东亚）并非专为营利而生产，乃在利用生产的产品，供给社会的需要，利用公道的生产余利，辅助社会上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东亚精神》，〈甲〉），以此来鼓励职工要做好本职工作，要有献身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精神。
（二）培养职工“爱厂如家”的企业群体观念
民族企业家留意把职工个人利益和企业兴衰融为一体，激励职工树立为企业竭责尽力的群体意识。卢作孚号召职工把自己的命运同公司联系起来，培养职工对企业的忠诚感和回属感，提倡“公司的题目职工解决，职工的题目公司解决”。他号召职工不计地位、报酬，忘我劳动，“有事业的成功，才会有个人的成功”，“职工的得失，完全把握在自己手上，只有努力斗争，才能使事业不离开自己”（《民生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这些口号和思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剥削关系，模糊了劳资间阶级关系的对立，但对于促使职工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宋fěi＠①卿在《东亚铭》和《厂训》中也提倡职工要有为“东亚”、为集体的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他教育职工“本牺牲自己之精神，尽力服务旁人”，他夸大这种服务于他人的精神，是人生最重要的，“由于你不帮忙别人，你亦不能希看得到别人的帮忙。我们做事为人，若都采取帮忙的态度，可以进行顺利，成绩宏大”（《东亚声·服务是什么意思》）。这种献身和服务精神，就是让职工做到“爱厂如家”，以工厂事业为重，关心工厂的生产，为工厂的兴衰而献身。
（三）关心职工福利待遇，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能使他们倡导的敬业精神深进到职工心里，除了通过宣传教育以进步职工的熟悉外，还在物质上关心职工，重视职工的福利，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当职工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充分结合的时候，职工会表现出工作的主动性和对企业的认同感。东亚公司对职工的待遇就很重视，对职工实行了生活补助费、病伤补助、伤亡抚恤、疾病疗养、婚丧补助、子弟奖学金等。卢作孚把重视职工福利看作是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基本措施，给职工创造了优厚的待遇，如免费就医、供给膳食、定期休假、建立练习场所及文体活动设施等，调动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该公司还规定：“凡年满60岁以上者，体力衰弱不能再任一切职务者，给予终身养老金”（《民生公司职工救助条例》），使职工感到老有所养，增进了职工视公司为家的意识。
企业精神文化的形成，使民族企业布满活力，在对外经济竞争中，显示出巨大的气力，保证了这些企业在旧中国的逆境中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
总的来说，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重重压迫的情况下，中国民族企业家善于适应社会形势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及时变革经营治理观念，精益求精治理的方式、方法，从而解决了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原料不足、设备陈旧等一系列题目，进步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生产社会化，使民族企业在与这些反动势力的抗争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民族企业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营治理思想，也在我国治理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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