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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生命悲剧超越的论文
摘 要： 中国拥有自己的对人生命悲剧的独立思考与叙述，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自炎黄子孙诞生之日起直至现在都未从心底消失过。本文以魏晋时期为时限，着重探讨了魏晋时期士人对生命悲剧的超越问题。
关键词：关键词：魏晋；生命悲剧；超越
一、中国悲剧的特色
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悲剧模式，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自炎黄子孙诞生之日起直至现在也都未从心底消失过。有人说中国人没有悲剧意识，意思是说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具有彻底的毁灭性的悲剧精神，这是用西方的判断标准来判断得出的结论，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宝黛爱情”，都是在讲述我们的先辈与自然、命运抗争的悲剧。“
①中国文化形成的奠基期－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一个战争频仍，礼崩乐坏的悲剧时代，老子，孔子，庄子比任何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人所面对的生之悲剧。“他们比古希腊的悲剧家更了解宇宙、自然、世界意志的不可战胜，更了解人的力量的有限性，因而也有更强烈的悲剧意识。但是，他们的任务不是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后去增加人类的苦难，而是要消解这种苦难。”
②这正是中国悲剧与西方悲剧的本质区别，也是有些人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原因。但这正是中国悲剧的独特性所在，由于产生的文化背景，哲学基础不同，中国人面对悲剧的人生时所表现出的精神不同于西方那种歇斯底里式的走向毁灭性精神。中华民族在属于自己的这块土地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在上千万年的为生存而进行的抗争中，中国的哲人们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对立性。老子庄子提出了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问题，孔子提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他们的学说都是建立在天人分离的认识基础上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因此而像西方哲人那样与自然的极端对立面上，将战胜自然作为自己学说的最终指向，而是转向与天合一。
他们从自己在自然的生存中发现，合于自然、天、宇宙之道才能最终实现人类在与自然对抗中的胜利。从法天则地的学习中，他们认识到了循环往复的自然之道，寒来暑往，生死轮回，一切都由始而终，由终而始，循环往复，周而不衰，于是便有了道家的齐物我，同生死，返归自然的思想，便有了儒家的中庸、礼乐文化。先哲们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待自己所生存的悲剧社会时，便不像西方那样用毁灭、终结的方式去面对。他们不是让人们无望于现实和自己，而是告诉人们一都是循环的，悲有始也会有终，有终自然有喜的开始，以此来消除人们的消极情绪达到心灵的净化。西方是让人们从彻底的毁灭中，领悟到崇高的含义而实现心灵的净化，我们的先哲在认识到悲剧的同时也开始了为我们寻求解除悲剧的道路工作，让我们走出悲剧。而西方在认识到悲剧后，将悲剧淋漓尽致展现给人们，通过此种方式来让人们思考悲剧，他们也并不是告诉人们人生只是永恒的苦难，还是要展现给人寻求希望的榜样。因此，它们是同归殊途而已。
二、魏晋时代的生命悲剧
汉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繁荣的王朝。中国士人在儒术独尊的文化大一统下，安享盛世，循规蹈矩了四百多年。随着东汉王朝政治的日益腐朽、经学的日益僵化，久在压抑中的士人们开始从这个封闭的文化中挣脱出来。他们开始发现自己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体认到人生的欢乐，生命的宝贵，意识到自我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战乱带来的命运的无常，死亡的恐怖，信仰的崩塌，使他们第一次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和孤独。自我保存的生命本能让他们渴望永生，不可抗拒的死亡又让刚刚觉醒的他们一时“四顾何茫茫”。“常恐岁时尽，魂魄忽高飞，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阮瑀 《七哀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生命悲剧意识由此而产生了。《古诗十九首》正是一组抒发人生短促、生存之悲的诗。“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面对脆弱的生命，“忽若飙尘”的人生，他们首先选择尽情享受这初获而知的生命，用纵欲来麻痹自己。“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而这种纵欲一直延续在魏晋南北朝。但这仅仅是排遣内心悲哀与孤独的方式，而非解决生命问题的方法。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到：“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中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那么，如何面对死亡，如何解决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成为整个时代士人们思考的问题。它一日不得解决，悲剧意识一日不得消除。而悲剧从东汉开始正愈演愈烈，到魏晋时期达到了它的高峰，也找到了它的出路。这段生命悲剧的整个由始而终的发展过程，所体现的美学悲剧性正是中国悲剧美学的最典型代表，反映着中国悲剧精神的特色所在。
如果说东汉士人只是意识到人生之悲，那么魏晋士人则是开始寻找超越自然、命运所带给他们悲剧的出路了，纵使寻找的过程不可避免是充满血腥的。
三、小结
魏晋固然是个乱世，但对生命悲剧的深刻体认与超越也必需在这样一个时代完成。悲剧意识从未间断，但悲剧精神此时柔和了很多。面对宇宙、世界、自然的意志，人的力量是有限而微弱的，先前的抗争无法取得胜利，这时就需要另一种方式来为后来的士人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而陶渊明无疑是这种方式的开创者。陶渊明是真正实现委运任化而没脱离现实的人，他的人生观是最终超越了生死困扰的，也正如此，他结束了玄学，超越了魏晋的生命悲剧。
邱紫华教授在他的《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指出悲剧的产生与人的生命有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本能反抗死亡的意识有关，死亡与生命同在，抗争也与生命同在，因此，悲剧是人类永恒的历史现象，魏晋时期产生的生命悲剧是对人类悲剧一次集中体现，士人用不同的形式与死亡进行抗争，例如炼丹吃药、建功立业、纵欲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士人们充分表现了自己的独立意志，生命之美。它为后人也指出了超越生死之悲的一种可能，开拓了人类自由的领地。
参考文献：
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3月第二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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