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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性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中西方关系构成了其深层的背景，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文学的全面影响，这是公认的事实。所以，以一种比较的意识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论是从历史的层面上来说还是从现实的层面上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它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品格都具有关键性。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从影响的角度研究外国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向深度拓展的一种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是深受西方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文学全方位影响的文学，从西方输人的科学、民主、自由等精神以及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很多方面都必须从中西关系中才能得到深刻的阐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排解不开的困扰，又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回避“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存在着某种缺陷。所以，近年来，从比较和影响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比较和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对比较和影响本身却缺乏向深度的拓展，表现为过分集中在“事实的联系”上，而对“事实的联系”是如何实现的，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实现的，却缺乏理论上的探讨。或者说，我们目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主要限于对影响作为历史现象的描述，而缺乏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追问。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来说，更重要的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否有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以及受了哪些影响，而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这种影响的?西方文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内涵非常丰富而复杂，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并没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习显然是有选择地接受，但为什么要向西方学习?选择的内在逻辑理路是什么?如何接受，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接受的效果是什么样的?西方文学在输人中国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发生变异?变异的个人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文化原因是什么?这才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关键，才是更为深层的问题。我认为，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通过翻译文学作为中介而实现的，中国现代所接受的是翻译文学即中文化的外国文学而不是原生形态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过程其实就反映了影响的过程。梵·第根说：“在两个民族文学交流的方式中，‘媒介’应给予重要的地位。媒介为外国文学在一个国家中的扩散，为一个民族文学吸收采纳外国文学中的思想、形式提供了便利。” 研究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作为西方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影响的中介，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品格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等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翻译文学作为中介既体现为一种形态，又体现为一种精神的方式。前者指具体的作品，即外国文学进入中文语境之后表现为翻译文学的形态，“中介”的意思是指，西方文q=x,J-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通过原语外国文学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翻译文学间接实现的。后者指意识，即内在的心理过程，就是说，西方文学在进人中国语境之后，不仅外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异，而且在精神上也发生了变异，即西方文学精神中国化了，伴随着西方文学的中文化过程即翻译，中文的精神也被赋予在西方文学中。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翻译文学这种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的双重影响下发生现代转型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全面地向西方学习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不论是在文学形式上还是在文学精神上都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但中国现代文学不论是在文学形式上还是在文学精神上都与西方文学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现代文学既具有西方性，又具有中国性；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既具有异质性，又具有本土性。这里，翻译文学在这种变异中显然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本土性、中国性以及现代性等其实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可以通过翻译文学的品性及其翻译过程得到深刻的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指中国向西方学习，从外在形式上和内在精神上借鉴和模仿西方文学。但不论是借鉴还是模仿，直接面对的都不是原语外国文学，而是翻译文学。究竟是原语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影响还是译语外国文学即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影响，这是有本质性区别的。从根本上，原语外国文学不同于译语外国文学。④翻译虽然根源于原语外国文学，没有外国文学就没有翻译文学，译语外国文学依赖于原语外国文学，但翻译文学有新的根，即译语以及深藏或者说积淀在语言中的本土文学传统和文化背景。
文字翻译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语言背后所潜藏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以及文学意味、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也同语言一道潜移到外国文学中去。所以，文学翻译从根本上不同于科技翻译和日常交际翻译⑨，它不是“等值”或“等效”性质的语言转换，而从根本上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两种艺术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关于翻译，传统的观点认为，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所具有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现代翻译学已经充分证明，文学翻译不是原封不动地把一种语言的文学内容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翻译文学必然有所“归化”，即本土化、民族化。具体于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来说，外国文学一经翻译便脱离了原语的语境以及相应的文化背景而进入了汉语语境以及相应的中国文化背景，这样，翻译文学就不再是纯粹的外国文学，不论是在语言的性质上还是在文学的性质上以及文化的性质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有汉语性和中国性或者说民族性。从文本的角度来说，它是汉语形态，从外在形式上来看，翻译文学更像是中国文学而不是外国文学。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说，深层的汉语言以及汉文化、汉文学深深地影响我们对翻译文学的理解和欣赏。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学经验去理解它，阅读它，我们时时都能意识到翻译文学作品是外国文学，但同时我们又感觉到它像中国文学，好像外国人就是在用汉语写作，就是在用汉语进行表达。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多地是接受中文所传达的信息，我们觉得好或者不好常常与中文的表达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陈平原曾详细地考察了晚清科普读物和科学小说中有关“飞车”的形象和观念。㈤现在看来，晚清的这些描述和评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但当时，这些介绍和议论却是“一本正经”
的，读的人也丝毫不觉得好笑。我们觉得好笑，是因为我们站在今天的科学和文化本位立场来看，这些描述充满了误解，而议论则多为臆测且缺乏应有的文化警惕性。但这些误解和臆测具有它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根据，“飞车”作为一种全新事物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在当时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腾云驾雾”、“列子御风而行”、“奇肱国飞车”
并作相应的比附。西方的科学传进中国而变成了神话甚至于迷信，是已有的文化从根本上限制了人们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
夏晓虹详细考察了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在晚清的误读过程，认为：“因误译而造成的误读，得到的却是正解与正果。”
其实，所谓“误译”和“误读”，本质上是文化使然，是观念使然，是有意为之。今天看来是误译与误读，但当时的译者和读者却并不这样认为，支持他们的是另一种翻译观和翻译标准。
钱钟书曾谈到林纾翻译小说的“讹误”问题， 分析非常精彩。
虽然钱先生百般为林纾辩解，但从我们有关翻译本质观的反省的立场来看，钱先生对林纾恐怕还是过于苛求了。中国现代翻译是从晚清走过来的，晚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翻译标准，翻译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具有丰富的可能性。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刚刚起步，翻译向何处去，如何建立起翻译的标准等一切都还未定时，林纾的翻译恐怕更体现了一种对翻译及翻译标准的探索。用现代的翻译观和翻译标准去衡量，林纾的翻译的确“讹误”很多，但问题是现代翻译观和翻译标准本质上也是假设和历史建构，并没有充分的学理根据。换一种翻译观和翻译标准，林纾的“讹误”可能恰恰是“正解”。也许在后人看来，我们今天的非常标准和“准确”的翻译同样充满了误解与误译。
所以，在文化、知识的差异性和翻译的对等性与互译性难以成立的意义上，“讹误”恐怕是翻译的固有特征，是翻译作为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样，把外国诗歌翻译成中国的唐诗、宋词和汉乐府，把外国的小说翻译成中国古代的说书、传奇和章回小说，就不能看做是不适当。
由于跨时间、跨空间、跨文化、跨语言，对于文学来说，翻译和原文在价值和功能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中外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已经予以充分的证明。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语言体系形成相应的文化系统，整个民族和国家文学作为一个系统构成了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其功能和价值与整个文化系统有密切的关系，把某一部作品从其文学系统或者更为宽广的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而置于另一文学和文化系统中，其性质和意义都会发生变化。结构主义认为，作品中每一个词都与同一作品中其他语言成分发生共时性联系，又与体现同一文学标准的其他作品中的词发生历时性关系。具体对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来说，把西方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实际上是割断了外国语言之问的词与词、词与语篇之间的联系，割断了其语言与其文化之问的内在的联系，打破了具体作品语言和文学的整体性，打破了具体作品的语言和整个民族语言以及具体文学作品和整个民族文学作品之问的统一性。同时，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时，由于语言的变化，它有了新的具体作品中的词与词、词与语篇、具体翻译作品的语言与整个汉语体系、具体翻译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类型之问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庞德认为思想几乎不能翻译，或者不能照译，因为如果你真正搞清楚了原作者的思想状况，你可能就找不到相应的词语来翻译了。
图里认为：“没有哪篇译文能完全被目标文化接受，因为译文总会给系统带来新的信息以及陌生的形式；也没有哪篇译文能跟原文完全一致，因为文化准则总会使原文文本结构发生迁移。” 波波维奇认为，“由于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审美价值上的内在差异，翻译过程中意义丢失、增加或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㈣韦斯坦因说：“在翻译的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妨称之为‘真实性’、‘气氛’或‘情调’——总是几乎要失掉。” 所以美国翻译家弗罗斯特说：
“诗就是在翻译时从散文和韵文中消失的东西。” 解构主义则认为，文本是一个开放的，不完整的体系，没有终极意义，对原作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理解，所谓把原作完全弄清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语内也存在着多重意义，多种解读，翻译之后其意义更加丰富，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可能穷尽其可能的意义。
在这一意义上，翻译文学与原语文学有质的区别，翻译文学实际上具有双重性，即原语性与译语性，具体对于中国翻译文学来说，它既具有外国文学性，又具有中国文学性。而于“中国性”来说，又由于时间的不同，性质也存在着差别，总体上来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具有“古代性”，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现代性”。 所以，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和日常交际翻译具有根本的不同，它不是技术，不能通过技术的方式予以解决，而本质上是跨文化性质的文学交流、文化交流，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具有一般文学的普遍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创造性。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样，也是一种创造，郭沫若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难。” 费尔斯蒂纳认为，真正译诗是不可能的，诗歌翻译实际上是用第二种语言创作一首新诗，“诗歌翻译是双重性的活动——既是批评性的，也是创造性的。” 斯坦纳说：
“所有的理解同时也是误解，所有的思维与情感上的共识也同样只是歧见。” 所谓“误解”、“歧见”，其实是传统翻译工具观的一种观念，从现代翻译文化观的角度来看，所谓“误解”、“歧见”，恰恰是一种创造。谢天振从文化交流学、诠释学、接受学等不同的角度，列举了大量的翻译事实和理论根据，证明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学翻译家所考虑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原作文本的语言问题的框框，他所思考的很多问题许多已经进入了作家的创作领域。”“翻译的创造性质还是有所不同，它属于二度创造，即再创造。’’⑥正是在翻译文学的创造性更准确地说是二度创造的性质上，翻译文学在中西文学交流主要是在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性的作用。
根据这样一种对于文学翻译的性质以及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的性质的基本认识，我认为，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所谓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其实是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翻译文学的复杂性既是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复杂性的原因，又是表症，中国现代文学在特征、品格和性质上都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忠实”与“变异”、传达与创造的双重运作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有关。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根本上是指中国现代文学接受西方文学，但中国人接受的不是原语的西方文学，而是汉语的西方文学即翻译文学，在这里，就接受而言，翻译文学实际上扮演的是中介者的角色，中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学习，就是通过这种中介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既西化、现代化，又中国化、民族化。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翻译文学作为中介而实现的，是通过接受翻译文学而实现的。正如谢天振说：“在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个能阅读原文作品的读者群，然而，外国文学的影响却不是通过这批读者产生的，也不是通过其本身直接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仍然需要借助翻译才能产生。” 翻译文学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即对读者的影响与对作者的影响，也就是说，读者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而了解和接受外国文学，作家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而了解和接受外国文学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
不论是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一般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影响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文化背景、语言体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在读者这一层面，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影响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读者选择和接受的主动性以及潜藏在这种个体主动性后面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主动性。读者的阅读是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文学阅读和接受对文学创作具有很大的制约性，这是现代阅读学的基本理论。
具体于中国近现代来说，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也有一个逐渐改造其性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接受的角度来说，西方文学在中国实际上是在一种“中国化”
与“西方化”的双向价值取向中运作的。对于长期浸染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的中国读者来说，对于完全陌生化的西方文学，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即使能够理解，也难以接受。所以，鲁迅和周作人早年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今天看来，明显比同时期的文学翻译要准确，更接近西方的文学形式与文学精神，但这部上下两册的翻译短篇小说集最初却只销售了20多册。林纾本人不懂外文，但他却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并且红极一时，广受欢迎，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对中国现代文学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严复的名译《天演论》现在看来有很多问题，仅从翻译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来说，远不及他后来翻译的《群学肄言》、《原富》、《群已权界论》等，但就影响来说，《群学肄言》、《原富》、《群已权界论》等根本没法和《天演论》相提并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西方文学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文学，即异质的文学，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了解与理解有一个过程，在这种了解与理解的过程中逐渐适应其精神方式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中国读者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思维习惯，又总是用中国的方式去选择、理解和欣赏西方文学，西方文学在中国语境中的西方性又不完全由西方文学本身决定，接受的因素在其中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学接受西方文学是通过翻译文学作为中介实现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包括一般读者和作家就不阅读原文，不直接受原语外国文学的影响，恰恰相反，任何时候都有一批能够读原著的读者和作家，并且这种阅读对于外来文学的传播和对本土文学的影响都具有直接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人阅读原语外国文学作品与外国人阅读原语外国文学作品是有本质不同的，不同的根源就在于语言、文化身份、文学意识和知识背景的不同，中国人总是以汉语的思维方式，以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习惯去理解和解读外国文学，所以，翻译文学始终以一种无形的方式起着潜在的作用。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他们阅读原文，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和理解外国文学，但在汉语语境中，外国文学作为一种形态，它的接受最终要以有形或无形的中文和中国文学的方式而存在。就创作的现实而言，作家阅读原语外国文学，直接受原语文学的影响，但作家要把他所接受的影响在创作上表达出来，他必须把他所接受的外国文学方式在写作过程中转化为中国文学的方式，作家的接受意识在深层上仍然是中国文学的。所以，直接读原著并不意味着不受翻译的影响，语境以及文化背景等从深层上规定了影响和接受是以翻译作为中介而实现的，接受的中文方式或者表述的中文方式始终是隐在的。
在这一意义上，外国文学是否能对中国文学发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这与本国的文学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佐哈尔认为，“翻译作品与多元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分为或主或次，而是可变的，这取决于在文学系统内部运作的特定条件”，他认为有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时”0⑥相比较而言，当今中国文学在类型和特征上都保持相对的稳定，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相对就小些；而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都处于转型时期，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相对就大些。事实上，西方文学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就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情况来看，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的接受始终具有主动性，在西方影响大的作品在中国不一定就影响大，在西方是经典的作品在中国不一定就是经典；翻译得好不一定就影响大，翻译得不好不一定影响就小，翻译的质量与影响之间往往并不构成比例关系。
这样，接受和影响就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关系。过去，我们只重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忽视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这是相当偏颇的。其实，所谓“影响研究”的“影响”
只是一个视角，在“影响”一词的背后潜藏着某种目的和价值取向，但就过程而言，“影响”其实仍然是一个双向的对话活动，一方面是西方文学的输出，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并且这两个方面是复杂地纠合在一起的，如何输出影响如何接受，如何接受影响如何输出。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西方文学作为异质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结果是造成中国文学的西化或者“异化”；另一方面则中国文学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对西方文学在性质上的影响，其结果是造成西方文学的同化或者“归化”。 而不论是“异化”
还是“归化”，它都是通过翻译文学实现的，也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研究翻译文学，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其形成的过程以及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认识论上的比附性。
就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来说，影响是非常内在的。是否受影响，不能从表面上的相像或者不相像来进行判断。有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创作方法、风格以及艺术精神上和西方的某个作家的作品都非常相似，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或者至少没有明显的影响或被影响的关系；相反，有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创作方法、风格以及艺术精神上和西方的某个作家的作品相距很远，但从写作的实际情况来看，直接影响却很深。
同时，影响又是非常深层的。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既表现在直接的对艺术手法、创作方法以及结构、情节等的模仿、借鉴、学习等方面，又表现在深层的文学精神的影响上。
精神的东西很多时候是不露痕迹的，有时连作家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我们常常说某作家受了某作家或某思潮的影响，大多是根据作品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相像就说是受了影响。其实这是非常肤浅的，并且很不准确。只有三流的作家才会在学习和借鉴中留下非常相像的痕迹，大作家的影响常常是无迹可求的。有的非常相像，但并不存在借鉴关系，有的受影响很深，但却一点也不相像。真正研究影响关系，作家受教育的情况、阅读的情况是重要的根据，要利用传记材料才能弄得比较清楚。
当今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所以，根据作品的表象来研究影响关系，其实是不得要领的，也是困难的，其中有很多假相。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非常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意识，强调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强调“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和“中介研究”。
但比较、影响和中介本身并不是目的，“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和“中介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所以，简单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这一事实的逻辑关系和历史过程。但目前的中西文学关系史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品格认识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所有的影响和比较研究似乎就是在证明一个论题：中国现代文学是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文学。这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定性当然是重要的，但仅有这种定位却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不是确定和证明这一事实，而是从深层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从而形成现代性文学的。并且，从这样一种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联系的事实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证明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至少并不能从深层上证明，因为，这无论如何只是从一个侧面看问题，材料再多也不能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仅依靠事实是不能把问题从根本上论证清楚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类型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可以说是公论。但外国文学如何影响中国文学?影响到什么程度?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实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对这些问题却缺乏应有深度的研究。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千篇一律地考证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以及艺术手法的外国文学来源，总是千篇一律地把中国某一作家的某种文学观点和创作现象与外国某一作家的某种文学观点和创作现象作比较研究，找出他们之间的共同处从而证明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对过程则缺乏具体的解剖。本质上，不管这种渊源研究和比较研究有多么仔细和具体，对于影响研究来说，它都是粗糙的，都属于外部研究，属于功能研究。外国文学以什么形态和方式进入中国?中外文学如何相遇?是否有冲突?如果有，在什么意义上构成冲突以及冲突的程度和如何冲突?是否有融合?如果有，在什么意义上构成融合以及融合的程度和如何融合?外国文学是否被误译以及如何被误译?是否被误读以及如何被误读?外国文学资源如何被借用?如何被挪用?如何被赋予新的意义?如何转化和生发?现代文学是如何从这种复杂的局面中衍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生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也是最重要的课题。但我们却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从哪里来的，而不研究是如何来的，以为从西方借鉴而来的，就是西方的，很少研究转化的过程以及这种转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作为中介性质的翻译文学中部分地找到答案。所以，中介视角或者中介意识的翻译文学研究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作为西方文学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中介的翻译文学，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影响，其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就是说，原语文学不能直接对本土文学发生影响，而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实现。具体于中国近现代来说，翻译文学本质上是中西两种文学和构成文学背景的更为广泛的两种文化知识以及构成文学和文化的更为深层的两种语言体系的交通、互补、契合、融会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以汉语和中国文学的方式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和诠释，是西方文学的中国化或者说中国文化本位化。翻译文学反映了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上对西方文学的一种理解，这个理解实际上反映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关系。如何受影响，我们现在没有心理资料，没有直接的过程材料，翻译文学可以做这种资料。通过翻译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外国文学是如何传播进来的，如何实现影响的，可以看到其中哪些中国性的因素对这种影响具有关键性。
事实上，从迄今为止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历史来看，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的中介来实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中很多人的外语程度都非常好，他们有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很多人同时又是重要的翻译家，还有很多人是双语写作。他们的翻译其实也反映了他们站在汉语和中国文学立场上对外国文学的一种理解，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冲突、矛盾、融合、创造、转化、生发等其实都可以在他们的翻译中找到痕迹。这样，从翻译观、翻译标准、翻译过程和翻译史的角度来研究“外国文学”并进而研究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具有一种症结性和特别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化以及现代政治、经济一样，走的是学习西方的道路，但是，如何学习西方文学?学习什么与不学习什么?如何选择?
西方文学如何进入中国?以何种方式和形态进入?西方文学以汉语的方式进入中国以后，在汉语语境中如何再生产和流通?
如何评论和阅读以“外国文学”形态存在的翻译文学?这些都深受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影响。这样，学习西方文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就要大打折扣。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就是在激进的学习西方文学的理论主张与传统文学强大的实践惰性的双重作用下生成的。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矛盾下的一种文学选择，是中西差异下的一种文学折衷，它既不同于西方文学，也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即古代文学，而是一种与二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文学类型。
翻译的标准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建构翻译标准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过程，或者至少反映了影响的过程。翻译文学可以说是影响研究在资料上的“活”
的证据，在其中保留了很多接受和影响的具体的细节。翻译文学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更准确地说是两种语言体系在翻译的过程中其中的文化信息如何失落、变形、扩展、增生等，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翻译文学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和一部文学影响史。因此，我们强调翻译文学在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性，强调从中介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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