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生态批评论述里的全球化转向

当代美国生态批评论述里的全球化转向

　　[摘要]本文检视二十一世纪西方生态研究论述里的生态世界主义思想，并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AL)海瑟(Ursula K. Heise)教授的生态世界主义作为个案探讨。在西方学院里全球环境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氛围下，不少学者开始批评其生态批评内部的地方性生态思维。海瑟的书《地方感和星球感：全球环境想象》抨击此在地性思维与认同，并提出一个具有星球观的生态世界主义。大量运用全球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如“去地域性”(deterritorialization)、“去嵌入”(disembeddedment)、“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等概念，来丰富她的生态批评理论。

　　[关键词]生态批评;生态世界主义;海瑟;《地方感和星球感》;去地域性

　　根据《明日的星球》(Tomorrow's Planet)期刊《濒临绝种的动物：自然的911》一文，每天将近100种物种消失，即每15分钟就有一个物种灭绝。而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作后所带来的经济全球整合化，动物消失的速度有增无减。跨国资本家于开发中国家开设工厂以低工资雇员穷困的劳工，也更加深化世界不同社会、社区里的贫富不均现象，再加上大规模环境的破坏，最终导致生态系统与人文文明价值的全盘崩溃。此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种种破坏与危机促使当代生态文学文化批评家开始反思所谓的人类文明，并企图建立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环境与动物正义和伦理论述。鉴于生态危机实为人类全球化、后工业、消费社会、科技“文明发展”意识形态之危机，也就是说当前上述主流的意识形态无法维续生态永续，若要逆转此危机，人类必须全盘反省人类本身的偏狭的价值观，并重建一个以非人类为中心、涵盖大地万物世界观及秩序。在这里我来讨论前任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的会长暨加州洛杉矶大学(UCLA)的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生态批评学者乌稣拉・海瑟(Ursula K. Heise)教授对西方生态批评界内部的在地化论述之批评，并提出全球化视野的“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论述之观点，以供其他非西方生态批评学者作为参考。

　　一、早期美国生态批评论述里的地方认同

　　受到美国环境主义启发而开展出来的生态批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生态视野与实践上的地方性与反现代性色彩。有意思的是，美国生态批评里的一种绝缘式或反全球化的地方主义本身与美国1960和1970年代环境主义的全球视野与国际观背道而驰，如1972年阿波罗17号航天飞机在外层空间拍摄的“蓝色弹珠”(Blue Marble)的照片和“全球性思考，在地性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的口号等等。海瑟教授指出，虽然环境正义运动在美国文学文化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其重要性甚至可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媲美，但是此政治抗争之视野尚未从“次国家的”(subnational)层面提升至一个“超国家的”层面(supranational)。它的原因在于这些具有政治抗争色彩的环境主义者从来没将苗头指向国家(nation-state)之层面，只停留批判某些现代社会的面向。同样，学术界里的生态批评理论的视野，还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态文学里的地方想象也背道而驰地倾向在地认同的地方主义(localism)，而忽略当代全球连接性与跨国连接对当地(或异地)的生态影响。

　　生态批评本身的在地认同，若究其原因，还是得回到环境主义者本身对全球的连结(global connectivity)修辞和想象怀着一份不安与焦虑，因为全球化的想象总是与跨国资本财团企业那种表象和谐论调背后的阴谋论连结起来，而不管他们生态和谐论在某方面不断强调全球整合的不可避免性与跨国视野的重要性。“从生态批评这样的反全球化视角来看，”海瑟写道，“任何一个扩大领域的跨国和其他更新的一些世界性现代化方法无法为其提供任何观念及想象上的贡献。充其量， 跨国越界的领域只将国家国族视为一主要的压迫力量。”①其他不少学者也同样地指出现今西方主流生态视野的地域性的偏狭思维。如Greg Garrard在《生态批评主义》(Ecocriticism)一书中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研究领域里的)生态批评研究必须要突破的地方之一是全球化研究或跨国研究。他提到未来的生态批评将面临的瓶颈是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此关系在二十一世纪之前很少被提出来。第二个关卡为“绿色人文主义与环境科学之间发展一个有建设性困难。”②另一位学者Simal Bego[n][～]a这样写道：“当代环境批评所缺乏的是一个对早期生态批评理论的一个修正与重估的世界观，使得生态批评理论能够适用在二十一世纪 ，那就是一个全球化、完全陷入跨国消费资本主义的世界，而其人民也显现出环境意识的迹象的世纪。”最后，布依尔(Lawrence Buell)在他的重新评估他的《环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一书当中也曾这样反省道：

　　我发现我自己的立场与那些认为自然写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环境文学文类这样的视角太狭隘的看法一致。 我也同意一个成熟的环境美学、伦理，或政治必须将都会与内地相互渗透，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两者间相交错列入考虑。①

　　上述例子足以证明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已开始意识到此研究本身的地域性及其视野的局限，而此局限难以应付当前的世界全球化所要面对的问题 。举例来说，它不足以用来分析或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野来探讨北太平洋环流的垃圾漩涡问题(North Pacific Gyre garbage patch)或其他气候暖化、公共海域的污染和海洋、空中迁徙动物灾难问题。正如布依尔(Lawrence Buell)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过程以及与全球暖化有关的自然现象如美国卡崔娜飓风，皆需要我们超越国家式的思考。

　　二、第三波生态批评思潮与具有生态意识的“世界主义”

　　后期“修正”的生态批评除了开始结合全球理论如环境正义、后殖民主义，企图打破以国家、种族为单位的疆域思想的局限性，重要著作如Graham Huggan和Helen Tiffi合写的《绿色的后殖民批评》(Green Postcolonialism)与《后殖民生态批评主义：文学、动物与环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Environment)，此书结合后殖民主义批评与生态文学批评以进行跨地域性之文化研究以及文本分析。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则将此生态批评的新转向称为生态批评(或有时被称之为环境批评的)“第三波”。有别于1980年代着重于自然写作的第一波生态批评和1990年代扩展到其他非文学媒体、环境正义、都市生态和后殖民主义的第二波生态批评， 斯洛维克写道：“第三波的生态批评主义以俨然被接受成为一个新的批评写作形式。其范式超越了国家、种族的界限，并将不同人类文化将之比较。”他认为生态批评学者采用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方法来探索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冲突。②斯洛维克和现任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的会长的亚当森(Joni Adamson)两人共同为MELUS：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这一学术刊物合编的专辑，将此专刊之焦点摆在此“第三波”的生态批评关注的议题上，即在承认种族、国家的特殊性之下，也同时超越种族、国家之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此第三波的超越种族、国家之界限是超越后殖民生态的想象，而朝向网状交错重叠的不同的社区连结与想象取代。③

　　全球化的快速蔓延使得各国间的互动与交流已不再是按照传统线性的那种由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向外式，即“从中心到边缘”的模式进行。全球化理论已逐渐取代后殖民主义，或者说，后殖民主义逐渐转向过渡到后现代全球化多元中心、异质文化的多地认同与多地经验(multiplicity of places and place experiences)。也由于此全球化网络(或借用德勒兹“块茎”/ rhizome一词)现象之发展，学术界也开始出现“跨国主义”和“批判式国际主义”等论述，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一词也再度被提出。不少学者开始架构一个全球性，以非人类为中心的生态文明或生态世界主义之理论，鼓吹“全球市民社会” (Global civil society)、“全球公民权和身份”(global citizenship)。印度的生态女性学者与行动家席娃提出“地球民主”(earth democracy)。最广为人知的还有贝克(Ulrick Beck)的“大都会宣言”和“世界主义化”(cosmopolitization)、海顿(Patrick Hayden)的“世界环境公民”、海瑟的“生态世界主义”，还有这两年哈佛大学东亚生态批评研究学者唐丽园(Karen Thornber)教授提出有别于海瑟教授的生态世界主义论述 。最后顺道一提的还有帕拉特(Mary Pratt)的宇宙想象，在她的 《行星渴望》(“Planetary Longings”)一文里，她将人类与地球置于宇宙星球体系内来点出人在浩瀚宇宙中的渺茫，进而质问人文主义的合法性。①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是后期生态论述的全球想象：将全球化视为一个新社会的认同建构和想象社区的新方式。这些论述可以视为从地方论述出发的生态批评的国际化。

　　三、海瑟的生态世界主义

　　海瑟为美国生态研究领域里少数极力主张西方生态批评结合全球化理论的人物之一。海瑟提出的生态世界主义结合生态批评与全球化、跨国理论和世界主义理论(cosmopolitanism)，其生态世界主义思想主要阐述于她的《地方感与星球感：全球环境想象》(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一书。在书中，她强调发展生态世界主义或环境世界公民的一个迫切性，认为我们应该将文化研究的领域里的世界主义理论重新拿出来讨论 。她写道：“一个具有生态取向的思潮仍需与现今的全球化理论协商：也就是说，地球的社会与社会间日渐连接在一起，此连结包括了一些新的文化模式，而这些新的模式不再固定胶着在地方上。这样的一个新的过程，许多理论家如今已将之称为‘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②虽然“去地域化”概念通常让人联想到后结构主义者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达利(Félix Guattari)，海瑟 的“去地域化”却是从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维 (David Harvey)等人类学和社会学者而来的，其“去地域化”论述主要是在探讨人类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影响下，他们的场所经验(experiences of place)是如何随之改变的。除此之外，对海瑟而言，“去地域化”指的是从地方的连结上抽取(detach)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实践。这里她用吉登斯的“去嵌入”(disembedding)之概念来进一步解释，也就是： 在现代化过程里难免会出现“去嵌入”的现象，因为现代化、全球化改变了治理者和掌权者的结构，从早先的乡村小社区过渡到国家，然后再由国家过渡到更远的地区或更大规模的社区。它促进了经由象征记号(如金钱)来做交换的网络的兴起。 最后，它也促进了执行大规模社会社区程序上所需的社会互信之网络的建立。海瑟还借用哈维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哈维认为“时空压缩”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后现代化的一个典型的过程。全球资本主义迫使遥远的地区距离拉近，也促使地方开始同质化和异化。①

　　最后，海瑟引用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所写的《路线》(Routes)一书来解构“根”(在地化/在地连结)的概念。《路线》的书名虽与英文的“根”(roots)同音，但是他选择的字却是“路线”(routes)，其用意在指出整个文化虽然传统上被视为根植于地方(place-bound)，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流离的(diasporic)，因为“他们的认同是来自许多不同地方的连结(“routes”)，而不是胶着在一个场所(“locale”)。”②所以，一个地方性认同事实上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与想象。

　　的确，从一个国际或非西方视角来看，此“流离”、“去地域化”世界观与世界公民认同是有问题的，尤其是从底层或“第三世界”人们的角度。 如汉内兹(Ulf Hannerz) 指出，并不是所有在世界上移动(或旅行)的人都是一个“世界人”(cosmopolitan)，因为在世界上移动的人不一定就是会与其他地方的“他者”打交道，就算与他者打交道也不见得构成一个“世界人”的条件。③基本上，汉内兹的观点承袭并扩充了美国新马克思社会学家和世界系统分析家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的全球经济宏观理论，把他全球化理论中的“中心-边缘”的不平等模式应用到经济以外的文化互动上。根据汉内兹的观点，文化流动是从中心流入边缘(如好莱坞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散播)，在这里也同时暗示了世界文化系统的同质化与不对称，从这里不难理解汉内兹对“世界人”这个概念之批判。汉内兹谈到：首先， 移居国外的人不能算是一个世界人，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流亡人士或移居国外(expatriates)不能算是一个“世界人”，他们与其它文化的涉入是被迫的，而非出于自愿的;多数劳工移民也不能算是一个世界人，因为这个族群的人宁愿待在自己的家园，而在其他地方工作的薪资通常为最低工资。在汉内兹眼里，这些流离(diasporic)族群不能被称之为世界公民。

　　对汉内兹而言，外在力量所造成的“去地域化”通常会产生一种失落感、被剥夺感，甚至是公民权褫夺的经验，但海瑟对“去地域化”的流离身份还是保持着比较乐观的态度。海瑟虽然承认“去地域化”里的一些问题，但权宜地认为这些“去地化”族群除了可以解构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称的“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即以国家为单位之社区想象)，从生态世界主义的角度下来看，这些的族群，不管被迫或自愿，皆具有的不同的宝贵的知识。她写道：

　　那些没有多余的休闲时间去追求地方性知识的个人，如从其它国家来的移民，可能对他们先前的家乡的气候和社会经济有着很深入的了解;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很富裕的，这个新进移民的族群可能就会对城市蔓延的下场有着比较敏锐的感受力……长时间坐在电脑银幕前比跟那些在外面街头可以当地核子厂的人可能知道许多关于全球农业生产、人口成长或经济发展的最新统计数据”。④

　　在此，海瑟对全球化所持的态度比较倾向于阿君・阿帕度莱(Arjun Appadurai)的全球化观点，她不认为全球化的过程为单一中心到边缘之过程，全球化跨国交流之现象错综复杂超越早期传统的中心-边缘的关系。在这样的视角下任何“去地域”的族群与个人皆有可能成为“世界人”。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就算是世界公民里的公民权和责任义务里所涉及的世界知识，也可能冒着产生新的精英主义的危险。即便如此，另一位如海瑟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学者罗宾斯(Bruce Robbins)认为，如果美国公民具有此世界公民意识，他们就不会对其他国家动不动就发动战争。他认为，与其培育世界警察，我们更值得去做的是保存并传递此世界主义知识、教育未来的世界公民，这才是任何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在知性与同情的想象中应该做的尝试。①

　　从一个环境行动与倡导的角度，海瑟认为环境主义者的在地行动和倡导地方主义是不妥的，因为个人的自然接触和地方深度涉入是无法帮助还原现代化所带来的扭曲的。海瑟指出，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跟自然/地方的关系。除了以往的部落居民、农夫或猎人以外，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对地方知识的获得并非是出于一种生存之必要性，很多时候反而是当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兴趣如赏鸟、园艺等。诸如此类的活动只是生态知识的一小部分，而非整个生态系统。还有，全球化与媒体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与地方的关系。现在多数的西方国家居民因为接触到许多不同的地方，不管是经由旅行还是大众媒体传播，他们对其地方自然的观点和其他地方的生态系统的知识皆是由媒体里再现出来。我们今日之所以能够居住在某个地方，绝大多数是与物资和科技斡旋有关，而这又脱离不了全球化的事实，故不得不正视之。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倡导一个错误的、与世隔绝的地方乌托邦思想和地方性的环境行动主义。

　　总之，世界意识的“去地域化”暗示新的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它给环境主义者和环境政治运动新的想象空间生态意识。海瑟认为，这样“超越地方和国家的环境连盟”的考虑，不仅可以更正确地了解在第三个千禧年的个人与社区是如何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也可以提供一个更细微的理解来看像寓言或拼贴式的美学形式是如何提供一个全球环境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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