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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赋》与儒家文学观
[摘要]陆机从小就“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但《文赋》中蕴含的传统儒家文学观却一直处在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学界附会玄学时代潮流、片面理解儒家文学观的结果所致。
[关键词]《文赋》;儒家文学观;玄学思潮;诗性精神
一
《文赋》的最后一段文字是专门用来论述文章社会功效的。其文日: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
“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两人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儒家及历代的执政者把他们奉作圣人。《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xx文武。”《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至于“风声”的含义,《毛诗序》作了如下阐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故曰风。”文章可以经世致用。化成天下。《文赋》结尾这段话与传统儒家文献一脉相承,充满了鲜明的实践理性精神。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界一直不敢正视这段话。有论者认为:“赋尾讲了几句‘伊兹文之为用’,只不过曲终奏雅,和他的创作论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论者主观臆断:《文赋》不是一气呵成,结尾是后来缀补上的。进而又有论者把对儒家文论观念的这种偏见加于《文赋》全文,得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刘大杰先生就认为:“他(陆机)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从纯文学观念出发,提出了很多可贵的观点。”牟世金先生也说过:“陆机的《文赋》。正是抛开了六艺而力主‘缘情’。在《文赋》中,‘德行’、‘礼仪’一套儒家教义确是被彻底摒除了。”郭预衡先生主编的文学史也认为:“《文赋》的最大特点。是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的束缚,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李顺刚先生在《关于六朝文论“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一文中更是认为:“在《典论,论文》里,为文经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陆机一变,文学由此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文赋》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考察文学创作的专篇论文,它详尽论述了文学创作整个过程,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命题,细致探讨了文学创作灵感问题。几位先生看到了《文赋》对于文学创作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的突出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论定它“摆脱了儒家诗教精神”,“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这恐怕是与事实格格不入的。
二
陆机,出生于三国鼎立后期的东吴。与魏晋炽盛的玄学风气相比,吴国学风偏于保守,仍以恪守汉代儒学为其思想特征。陆机的祖先多以经明行修著称于世。据《三国志·吴书·陆绩传》载,他的曾祖陆康“少悖孝悌,勤修操行”,叔祖辈的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二人皆为当世名儒。在家学渊源的熏陶下,陆机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学说的洗礼,《晋书·陆机传》载:“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东吴被西晋吞并之后,陆机来到洛阳谋官。德行是否符合儒家礼法规范成了他择友的一个主要标准。《晋书·张华传》载:“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人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而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张华正是凭借其高尚的德行赢得了陆氏兄弟的尊重。一旦遇到不拘礼法的名士,陆机则深感厌恶。《世说新语·简傲篇》中载:“陆士衡初人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机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奢酒,礼毕,初无他言,惟问:‘东吴有长柄葫芦,卿得种来否?’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刘道真在哀制之中,仍然嗜酒无度,以儒家礼法作为行为规范的陆机对此自然看不惯,他对玄学中人那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洒脱行为颇感失望。后来,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陆机没有超然隐退,仍然怀着兼济天下的鸿愿。《晋书·陆机传》载:“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成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陆机深厚的儒学思想根基和刚健有为的淑世情怀。
既然陆机的政治观、人生观和功名观都是建构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家学基础之上,那么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文赋》有没有受到儒家文论观的影响呢?兹略举数端以飨读者:
①在文学创作准备阶段,《文赋》提出作家积累素材时要能做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三坟》、《五典》作为原始儒家经典,是后人颐养情志的肥沃土壤。陆机的先人也一直都是“少悖孝悌,勤修操行”,他们的高风亮节、儒雅修养是陆机乐意继承的文化遗产,这一点我们从陆机的《辨亡论》、《吴丞相铭》、《吴大司马陆公诔》等文中所表现出的他对祖先业绩的无限崇仰中就可以明显看出。
②进入到文学构思阶段,陆机提出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六艺,指的是《易》、《诗》、《书》、《礼》、《乐》、《春秋》六部儒家经典。陆机的文学创作从六艺中汲取了很多营养。除此以外,陆机的诗文创作还多次引用《孟子》、《荀子》等儒家典籍。
③在文学意象的物化传达阶段,《文赋》主张:“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论语·雍也篇》载:“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中的渊源关系一目了然。
④在具体分析了十种文体的风格之后,陆机又提出它们所应共同遵循的一个原则:“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这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是一脉相承的——“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为政篇》)“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篇》)”子曰:‘辞达而已矣。”’(《卫灵公篇》)
⑤在列举文章写作中经常出现的毛病时,《文赋》指出:“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声高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雅”,是传统儒家文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批评标准。《论语·述而篇》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毛诗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与“雅”相对而言的是“俗”与“淫”,儒家思想是要严正拒斥二者的,如《论语·卫灵公篇》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又如《论语·阳货篇》载:“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八佾篇》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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