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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综述
2001年度的中国文艺理论虽然依旧保持着世纪之交特有的活跃状态，但就其关注的问题而言，理论的创新意识正在相对减弱，长期困扰理论界的当代文论的体系建构等问题始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传统的理论范式和话语系统正在逐渐失去往日的效力，而新的理论格局和学术规范还没有明确建立起来。在2001年，我们甚至很难找出一个具有明显的年度标志意义的学理问题来。与前几年中国文论发展的基本情况相比，可以说2001年的中国文论，既没有让人信服地解决多少旧问题，也没有令人振奋地提出多少新问题，它似乎正处在一种困顿地积蓄力量并焦虑地寻求突破口的相对沉寂状态。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论处在一个困境与机遇互相交织的转型时期，虽然没有太多令人振奋的作为，但总的说来，马列文论和原理研究仍在稳步向前推进，西方文论译介和研究的实绩亦不可小视。对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的探索与争鸣以及对文艺理论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和探索仍在继续；“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在新世纪仍然保持着强劲势头。对全球化背景下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未来的关注，“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及其对传统文论的挑战，“休闲文学”的再度提出和引起的争鸣，“生态文学”的闪亮登场和文艺理论界的回应等等，对中国文论的发展都将产生相应的影响。2001年的中国文论总体上可以说只是在继续演奏着上个世纪就已开始的一支多声部的交响乐。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描述和评价2001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呢?就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和学术发展态势而言，本年度文艺理论研究的着力点或侧重点大体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全球化语境下文论的危机与出路；二、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教材改造；三、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现状和意义；四、生态文艺学走向学术前沿；五、关于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六、文艺理论走向文化研究的新动向。前面几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受到部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后面几个问题虽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情况，但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已经有人申报过相关的科研课题，有的课题甚至已经结项了。因此，对于本年度来说，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新问题”。不过，我们相信，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索长期处于热点状态的“老问题”的“新进展”，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同样是有趣有益且必不可少的。
一、全球化语境下文论的危机与出路
就全球范围而言，“全球化”显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在中国学术界，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变成热门话题却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动向。从人大复印资料社科研究论文索引收录的近千万篇论文看，1978年到1985年没有一篇专论全球化的文章。1986年以后，国内报刊才出现了零星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全球化研究情况的短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研究才开始引起中国学界的真切关注。但是，论文的数量相对来说还不算太多。1997年以前，专论全球化的论文总共也只有200多篇。此后，相关论文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连年增长，在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卷收录的169336篇文章中，仅论文标题中含有“全球化”字样的文章就有1386篇，涉及全球化问题的论文上万篇。从统计资料看，在新世纪刚刚开始的学术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比“全球化”更流行的概念。可以说，“言必称全球化”已经成了当下学术界的一大奇特的文化景观。
但是，在这种火热场面中，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局面却并没有太大改观，过去那些习惯于站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呼风唤雨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在今天的全球化大潮中，似乎再也难以重现当年的英雄本色。曾经发表过《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中国的《文学评论》杂志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他曾经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发展前景作过这样的描述：“一、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二、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三、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取代。四、文化研究迅速兴起。”现在看来，他的预言已部分变成了现实。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米勒在依次论述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这些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之后，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米勒的文章，在中国文艺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众多中国学人争相引用这位美国大师的名言，连电脑的智能拼音把“米勒”写成“弥勒”也成了“别有深意”的文化趣事。但“米勒”毕竟不是“弥勒”，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外来的和尚”。童庆炳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中就开门见山地说，米勒的“推论和预见”“我难以苟同”。“米勒推论和预见——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消亡。文学消亡了，文学批评也就随之消亡了。”在童庆炳看来，“这种极端化的预言”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他相信，“只要人类和人类情感不会消失，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的文学就不会消失。”由于“全球化”是一个仍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多元概念，所以，对这一概念的过度诠释、多重误读、反反复复的商讨与争鸣不可避免地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全球化固然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进程，同时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诸如“地球变小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地球村”，“世界社会”。这些概念和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革命、通讯技术的革命扩大了人的视听和行动范围的结果。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全人类共享；是价值共识，而不是排斥个性、多样性、多元性。”概念辨析固然重要，但是，就中国文艺理论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似乎显得更为迫切。
因此，在文艺理论界，学者们更为关注的还是全球化语境中文学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及其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在《全球性语境中的自然形象》一文中，王一川把“自然形象”的审美放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个案研究，认为“全球化并不是带来全球同一性，而是加剧了主体的内在冲突，激发了寻求全球性语境中的差异和独特个性的冲动”。陶东风在《解构本真性的幻觉与神话》中从全球化眼光指出赛义德等人理论被引入中国后所导致的异变，指出任何文化(包括文学、文论)都是被建构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以麦当劳快餐在中国的“中国化”为例，形象地说明了本真性的不存在。李春青的《全球化语境中的古代文论研究》一文，重点凸显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困境与如何应对的方法，指出古代文论研究应从考据、还原中超越出来，而对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予以阐释，生发出新的意义。在《影响中国文学“送出去”的三种心态及对策》一文中，李珺平呼应季羡林、汤一介先生的看法，从全球化语境中观察中国文学与文论所面临的尴尬状况，以及消除的对策，特别分析了影响中国文学与文论向全球传播的三种心理障碍等。王钦峰的《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学的边缘化》一文所提出的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与文论如何复归人文本位，如何在技术入侵、俗滥符号等狂轰滥炸下突围等，也极具现实意义。
全球化语境对中国文艺理论的生存和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钱中文认为：“进入全球化语境的我国文学理论，既有解构，又有建构，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我国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当前在我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的总体研究不同，是在外国‘文化研究’影响下形成的，带有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它扩大了我国的学术话语，显示了学术的进步，但在切入现实真正存在的重大问题方面还有较大距离。在当今欧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应面向现代性诉求，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与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但不会被主要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所替代。”
关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危机与出路”的探索和论争肯定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文论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全球化”这一策略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和美学精神，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国际理论争鸣，只有如此，中国理论家才有望在世界文论的大舞台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声音。
二、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和教材改造问题
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教学改革”问题来由已久，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新时期”之初。但是，从有关文艺学的会议、论文和著作情况看，学科反思与教学改革从未像2001年这样变成文艺理论界如此迫切地要求重点解决的焦点问题。2001年召开的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不约而同地把它们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例如，在北京召开的“当代文学理论新趋势与教学改革研讨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扬州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研讨会”、在济南举行的“全国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武汉召开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等等，都把文艺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或文艺理论的教学改革作为研讨会的重要内容。
有关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或教材改造的著述也出现了往年难得一见的盛况。如孙绍振、陈良运、南帆合写的《重建文艺理论学科是时候了》、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曾庆元的《也谈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一评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反思〉》、陶东风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姚文放的《文艺美学的合法性问题》、杜卫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赵宪法的《文艺学和文艺美学面临的问题》、李珺平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胡经之的《我看文艺学教材》等等，对学科建设和文论教学问题从学理层面和操作层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李珺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学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学科建设的迅猛发展。但轰轰烈烈的学科建设下面隐藏着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关系。”(9)在他看来，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1)政治宣传中的引进(苏联教材翻译)；(2)阶级斗争推动下的萌芽(以群、蔡仪)； (3)“小动大不动”，以匆忙适应教学的转折；(4)用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而进行第三代教材建设。虽然成绩有目共睹，但至少仍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左”的残余仍没有肃清；马、中、西三个体系在学理上的协调仍没有解决；“形象、典型等概念是否可用来概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千姿百态文学的共同特征；文艺学如何应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文艺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有无存在的充足理由；若有，在哪里；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基点、生长点如何确立；未来怎样发展；前景如何，等等”，(10)这些都是当前文论建设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陶东风认为，由于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大学文艺学教科书常常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把文学艺术理解为具有“普遍规律”、“固有本质”的实体，热衷于生产“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这使得它既丧失了学科的自我反思能力又无法回应日新月异的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因此，“学科建设和教材改造的核心是反思文艺学学科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应该打破‘四大块’的构架与剪刀＋浆糊的编写方法，在认真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⑾目前，陶东风等学者所申请的教材改造项目已列入北京市精品教材规划，研究者们在反思大学文艺学现有教材的基础上，力图体现新的文学观念、教育／教学理念以及教材编写理念。此外，童庆炳、吴中杰、古风等学者对文艺学教材的研究也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2001年的“当代文学理论新趋势与教学改革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文艺理论的教材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童庆炳以他所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教材和五六十年代的文论教材做了一个比较，认为文艺学教材，不能只有框架，没有体系。新教材的特点是吸收了中外文论的成果，避免以偏概全。对国外文论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鲁晓鹏对美国的文论教学情况的研究，周启超对俄罗斯文论新教材使用情况的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孙绍振、陈良运、南帆等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正经受着挑战。我们有理由将这种挑战理解为一个重大的契机：现在恰恰是考虑文学理论学科重建的时候了。”“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文学理论当然无法回避对于文学生产工具以及传播体系的考察。不言而喻，现今的文学大量生存于报纸、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中，文学理论有理由将这些文学生产工具传播体系以及崛起的大众文化纳入视野。考察文学如何与新的文化环境对话，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类型正在浮现，这显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开放性。”所以说，“重建文艺理论学科是时候了”。
但是，如何“重建文艺理论学科”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李春青认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偃旗息鼓之后，这个学科实际上已然处于一种面临解体的尴尬状态。”“那种作为总体性意识形态之话语表征的文学理论成为历史陈迹之后，那种以揭示普遍原理、规定共同准则、吁求同一种价值功能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而时下许多学者还循着老路苦苦追寻“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之类严肃而神圣的问题，实在是空耗精神!⒀曾庆元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时下的不少文学理论过分注重文学活动中的具体问题，缺乏对文学为什么(人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律’、‘原则’等普遍有效性问题的全局关照，而使自己的研究处于低水平的重复上，难以实现质的蜕变和飞跃。”
文学理论这一学科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的出路何在呢?李春青认为，应该“强化自身的学科性，即凸显学科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具体地说，一、确定那些具体的、有追问意义并且有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二、将具体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视为当然的研究范围。三、文学理论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应该探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集团的意义与价值。(15)
胡经之则认为应重点处理好这样三个关系：“自律”与“他律”如何统一?“具体”和“抽象”如何结合?“对话”与“独白”如何互动?⒃钱中文认为，“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的文化建设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它无疑应当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它可以适当地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如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的唯中心论、僵死教条等等，但不是后现代式的满足于事态的描述、报告与消解。”
三、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有关统计表明，20世纪中国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超过了1000部。这其中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的《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著录1949年以前各类文学史著作320余种；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版本概览》著录1949-1991年间的同类史著578种；加上近年出版的数字，20世纪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当在1000种以上。
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学术回顾与反思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股潮流。各个学科都在回顾来路，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仅就“中国20世纪文艺学”而言，这类回顾与反思之作就不下数十种之多。如黄曼君主编的《中国百年文艺理论批评史》、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庄锡华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艺理论的世纪风标》、杨春时的《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史》、余虹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刘增杰的《云起云飞》、倪邦文的《自由者寻梦》、解志熙的《美的偏至》、沈卫威的《自由守望》、孙先科的《颂祷与自诉》、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等。这些著作都从历史视角对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与规律进行了侧重点不尽相同的研究。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20世纪文艺学进行清理和反思，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一课题出现在世纪之交，是否可以说是文学研究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所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从一定意义上说，2001年由杜书瀛和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这一4卷5本、140万字的学术巨著的编撰和出版，正是这种“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重要成果。
20世纪文艺学学术思想的变化极为复杂，要清理出一个头绪来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学术工程。樊骏认为，仅就20世纪后50年的文艺学学术史而言包含着这样几个不同的时期：一、50-70年代是文学研究的大批判时期；二、70年代后期是反思时期；三、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提倡新观念、新方法的时期；四、90年代学术研究工作开始重视学术评议和学术史总结，说明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自觉的学术意识。
近百年来，中国文艺学处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时代变化快，学术面貌纷繁复杂。最近20年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提倡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和独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体系，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文艺学学术史应该将这种“理论自觉”的要求上升到历史的高度。童庆炳、何西来等认为，在新世纪从事学术史研究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表现意义：第一，时代需要大气魄、大规模、系统性、开创性的学术史研究著作，这样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开拓性意义。其最主要的功绩就是文艺学学科进一步清理出了一块场地，为今后的文艺学建设作出了贡献。第二，把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结合起来，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应该让学术史的整体性特征得到合理体现。第三，学术史的写作观念应该新颖独到，应该体现新世纪的学术特征。第四、学术史研究应该自觉地摆脱长期以来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意义，过分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老套路，从更多的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系统地、全面地综合考察文艺学运行的历史轨迹。第五、应及时总结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并将新时期以来的新观念新方法容纳到学术史的研究之中。第六、应尽力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理出明晰的历史线索。对历史上文论家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尽可能合理的答案。
童庆炳强调，应该特别注意理论史的观念问题，因为“观念的新颖独到，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写史不但要写‘史实’，更要有‘史识’。现在看到的不少称为什么什么‘发展史’的著作，资料很丰富，但见识很少，只是把这些资料连缀起来而已，这样的著作最多只能成为‘资料长编’”。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艺学界的历史遗忘，理论的历史性丧失，理论的“事件化”长期得不到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重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现象。陶东风在评论《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时说：“《学术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烈地体现出了理论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把理论还原为历史。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如何进入理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进入历史，可以丰富并检验理论，使一些丧失了历史维度的理论重新历史化。”如，对“文学”观念的产生、演化进行历史性的考察，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所谓的“纯文学”其实只是一种历史建构物而已。又如，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建构与体制化及其与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的关系等，只有进入历史，才能获得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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