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文学生产与教育制度，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相对于“科举与唐代文学”或“书院与宋明理学”来，现代大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谈论“大学”与“文学”之间良好的互动，一般关注的是大学教育对于文学生产、风格流变、潮流兴替的影响（比如文学史课程如何建立批评标准、美育何以成为可能、文学社团之于校园文化、“学生腔”与“新思潮”的关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不同文类的升降起伏等）①，本文则转而探讨作为文学想像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投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甚至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大学历史与大学叙事

　　作为知识生产、人才培育、思想交流的重要园地，学校本该成为文学家瞩目的中心。可实际上，古往今来，成功的“学堂（大学）叙事”，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很难进入文学史视野。传统中国戏曲小说中，饱受颠簸之苦的读书人，最终不是高中状元，就是进士及第，此乃主人公命运转折的关键，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至于此前的“十年寒窗”，则往往只在表现穷困的生活境遇上用力。或许是鲁迅的影响太大了，一说传统教育，很多人马上联想到的，是“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可实际上，两千年间，不说大儒讲学，即便塾师启蒙，也都是异彩纷呈的。很难想像，单靠迂腐的陈最良们（汤显祖《牡丹亭》），能支撑起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

　　关于私塾、书院以及科考，今人所有的、大都是负面的记忆，比如春香闹学（《牡丹亭》），宝玉背书（《红楼梦》），马二先生操选政（《儒林外史》）等。好不容易有了祝英台女扮男装入学读书的优美故事，可无论是最初的民间传说，还是日后改编成戏曲、电影，都把着重点放在“十八相送”或“化蝶”上。换句话说，即便谈及学堂，也都不把“学业”放在眼里。要不“功名”，要不“爱情”，正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这就难怪，日后史家之描述千年书院，可供引述的，只有坚硬的学规、章程及若干“书院记”，而无鲜活的文学想像。

　　谈及“以诗证史”，历来颇多争议。可随着“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的重新崛起，对史料的选择，以及对修辞功能的理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P459—491）所谓“历史”与“文学”，并非过去想像的那样泾渭分明。撰写古代中国教育史，若有绚丽多姿的书院生活场面可供调遣，枯燥的历史叙述自然顿时生色。可惜的是，传统文学中的“学堂叙事”，没有给史家留下多少用武之地。晚清以降，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文学”成为一门值得专门经营的学问[2]（P103—112），“吟诗”不再仅仅局限于涵养性情②；再加上学生集体住宿，校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大学文化”于是变得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大学教育调动了各种文学想像，直接促成了新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校园生活逐渐成为小说家的描写对象。如此一来，构建现代中国的“大学史”，引入五彩缤纷的“大学叙事”，不只可能，而且必须。

　　借校庆纪念活动，讲述大学历史，描述校园生活，既展示自家风貌，也吸引社会目光。最早且最能体现这一良苦用心的，当属《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日后，此举为各大学所普遍采纳。不见得都像北大那样，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便设立编纂校史的专门机构，但大学校长们普遍关心“大学史”的撰写，因其中蕴涵着的价值尺度，不仅指向“过去”，更指向“未来”。

　　与校方组织的“校史编纂”不同，文学家的“大学叙事”，带有更多个人色彩，尽可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可惜的是，很长时间里，作家们并没把“大学”放在眼里——以及笔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许多热爱新文学的大学生，若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等，其撰写的短篇小说，即便涉及大学校园，也只是十分模糊的背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让作家们辗转反侧的是爱恨、情仇、生死、美丑、宇宙、人生等哲学命题，再不就是青春的骚动、怀乡的忧郁以及济世的热情。对于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们来说，区区校园风景，根本不入高人法眼。满天繁星般的校园文学（报刊以及作品），大都只是上阵前的练笔；一旦正式登上文坛，很少再回过头来仔细检点、品味那曾经沉湎的校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