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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大众传播中的人际交流
人际沟通一般指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其过程就是人们采用言语、书信、表情、通讯等方式彼此进行的事实、思想、意见、情感等方面的交流，以达到人与人之间对信息的共同理解和认识，取得相互之间的了解、信任，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实现对行为的调节。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主持人：大众传播中的人际交流，欢迎阅读与收藏。
［内容摘要］ 从学的角度来看，节目主持人和现场嘉宾之间的信息交流是人际传播，而电视将这一内容传递给成千上万非现场的观众，这又是大众传播。由于主持人的特殊身份，大众传播融合了人际传播，媒介和受众才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关 键 词］ 大众传播；人际交流；主持人
随着受众对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主持人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他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主持人是大众传播的核心人物，他就像一座桥梁——架设在信源和信宿之间的桥梁，负责把信源拿来源源不断输送到没有信息的地方，就好像是把水库里的水引到需要灌溉的农田里一样。
从电视中我们看到，主持人的身份是复杂的，它既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普通人又是一个担负大众传播任务的媒介工作者。他的工作“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符号化传播的格局，在大众传播中融入了许多人际传播的特性，使大众传播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人际性的回归’，实现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优势互补”①。主持人对大众传播的重要影响就在于它在大众传播的过程当中加入了很多“人”的因素，使主持介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之间，既超越了人际传播也超越了大众传播。
一、主持人是媒介人
主持人，《辞海》中的解释：“主持”是“负责掌握或处理”。引申来看，主持人就是“负责掌握或处理的人”。但这只是对主持人在一般生活意义上的定义，对于在大众传播中主持人的定义，国内外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公认的版本。张亚方对主持人的概念作过这样的界定：“主持人是以真实的个人身份组织、串联节目内容，同时又能亲自参与节目并从头至尾的在节目中起主导作用的单个的人。他与所主持的节目是一对不可分割的联姻体。”赵玉明和王福顺在《广播电视词典》中是这样位节目主持人定义的：“在广播电视节目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群体观念，以有声为主干或主线驾驭节目进程，直接面对受众，平等的进行传播的人。”②俞虹在她的《节目主持人通论》一书中则这样说：“节目主持人是在媒体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媒介群体概念，用有声语言、形态能动地操作和把握着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人。”③
虽然以上这几种定义都有着不尽完美之处，但是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主持人的定义中必要的因素看法还是一致的：无论这个概念有着怎样复杂的定语，最终强调的主持人是担负着大众传播任务的媒介人。
在人际传播中，主持人的身份突出的是一个“人”字，他扮演普通人的角色，起着普通人在人际交往中起的一切作用。在大众传播中，主持人的身份突出的是“媒介”两个字，事件通过主持人的传播到达受众那里，主持人在这一过程中是个“中间人”，他对大众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扮演的是媒介的角色。综合这两点，主持人的身份就是“媒介”和“人”的完美结合，就是媒介人。
二、主持人“人际化”的形成
人际化的主持风格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尤其在中国，走过了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很长的一段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在谈到主持人和播音员的区别时说：播音员更像是一个转述者，失去独立思考和个性化的表达。而主持人是以一种近距离、活生生、个性化的方式和受众交流。主持人的出现就是为了让电视更接近人，尽量实现人和人的交流。
“人际化”形成首先是因为受众的需要。大众传播是以传播者搜集、制作、传递信息开始，而以受众接触、接受信息并对信息做出反馈结束。所以受众是大众传播的“目的地”。因为传播者看到受众喜欢朱军、喜欢鲁豫，所以才会出现更多的朱军和鲁豫，传播者看到受众愿意接受“人际化”的主持人，于是“人”化的节目和“人”化的主持人就越来越多。
主持人的“人际化”还归功于时代的发展。不能想象人际化的主持人会出现在中国的六七十年代，那时候哪能有“我”？整个大都要求人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求同不求异。媒体的改变离不开社会的变化，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电视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主持人也才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主持人王志，凭着在《面对面》节目中独特的“质疑式”提问而获得成功。他认为，是由人来构成的，人来推动的，人永远是新闻的主体。所以主持人得首先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普通人，态度诚恳地去和采访对象交流，这样无论你提出多么尖锐的问题，采访对象也不会怀疑你的动机。质疑是从常识而来的，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不是无理的尖锐，更不是刻意的刁难，当疑问都解决了，常识问题都解决了，观点也就出来了。主持人对当事人的采访实际上是一种人与人的交流和沟通。
主持人与受众的交流和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从其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主持人在某种意义上使大众传播还原到了人际传播的原始阶段，主持人成为媒体表达亲近性和实现交流感的一个载体。主持人所做的工作是一种交流与沟通，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它符合人际交往的一些规律。
三、主持人的人际交往特征
施拉姆说过：“传播是各种各样技能中最富有人性的。”④主持人的传播活动，无疑是所有的大众传播活动中最具人性的。所以有人把主持传播称作为“大众传播人际化与人际传播大众化的产物”，也就是说，主持传播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丰富的人性或人际性。人际化的追求是未来主持传播、甚至一切大众传播的发展方向。下面以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为例，来说明主持人的人际交往特征。
1.传播双方的平等地位。广播电视属于大众传播媒介，但大众传播的落脚点却在人际传播。谈话节目作为一种人际传播形态，传播者和受众是独立平等的个体，他们在权利和义务以及地位和人格上完全平等，是一种“平视”关系。这种大众参与的谈话类的节目形式，强调平等交流，重视的不是权威性，而是大众参与性。传媒与受众的关系，说到底不过是人际传播关系的一种扩大，主持人既不应该怠慢嘉宾、戏弄嘉宾，也没有必要迁就嘉宾，或在嘉宾面前低人一等。用凤凰卫视陈鲁豫的话来说：“我把一个嘉宾找来，不是一定要压过他，或者他压过我，我就想把一场谈话的真实状态呈现出来。”⑤
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不是观众的者、者，而是以平民的视角关注生活，根据受众的喜好设置话题，并邀请观众或观众代表出场。主持人、嘉宾和观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整个节目现场和谈话过程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白岩松曾经说，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最首要的条件应当是看他是不是一个独立大写的人，是不是一个应有内涵并能在工作中释放自如的人。摆好自己的位置，要把“主持”缩小，把“人”放大。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刘思伽在谈到主持人的自我定位时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她说，主持人必备的基本素质是平民视角，说白了，就是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人生》是目前谈话类节目中比较成功的，关键是主持人的正确引导使场上观众与嘉宾有真情互动。在与嘉宾交谈时，朱军刻意营造了一种平等、宽松的交流平台。每一次谈话他都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感悟来启发嘉宾。嘉宾在这种真诚、朴实的言语环境中，主动敞开自己的心扉，和主持人聊经历、聊感悟。
“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情感交换”⑥，只有主持人充分尊重了嘉宾的情感，作为交换，嘉宾也会更尊重主持人，并积极配合主持人的工作。
北京电视台访谈节目《国际双行线》曾经播出过一期节目，邀请旅美家谭盾和指挥家卞祖善担任嘉宾。在节目录制中，谭盾不堪忍受卞祖善对其音乐的抨击愤然离场，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主持人没有事先告知另一位嘉宾是卞祖善，谭盾对电视台的做法耿耿于怀。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提醒：主持人和嘉宾的平等地位不仅体现在言语上的尊重，还包括对节目的选题、结构、流程和具体的安排都要有事先的沟通和交流。
2.信息在传播双方之间不断流动。传播学的经验和实践证明，最好的传播效果是受众参与的一种活动性的面对面的接触与交流。麦克卢汉说过，那些需要电视观众来完成的电视节目是最有效的。
杨澜的《杨澜访谈录》是国内访谈类节目的先行者。主持人自身知性、随和的特点，使每期节目都能引出嘉宾有价值的见解和观众的共鸣，留给大家长久的记忆和思索。
比如有一期采访作家叶辛的节目：
杨澜：你的三部小说，应该说一部比一部更深入了。像《孽债》就深入到人性当中最根本的一些东西了，我是觉得一部比一部写得好。但是改编成剧，后来评奖，好像一部比一部评得差。
叶辛：就是。（笑）
杨澜：《蹉跎岁月》还得过飞天奖的一等奖，《家教》就是二等奖了，《孽债》反而是三等奖了。
叶辛：实际可能是我越来越不行，一部不如一部。
杨澜：但实际上影响是……最后这部是最大的。
叶辛：可能是。客观的影响是《孽债》大一些。
杨澜：你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最大的长处有可能也是他最严重的一个短处。你一直是以描写知青的生活，跟随他们的……在的进程，一直人到中年这一段的生活，一直在追随他们、描写他们，这会不会也成为你的一种局限性呢？
叶辛：这是必然的。每个人的短处实际上被长处隐藏着，他必然有他不了解，或者局限的一面。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比如说叫我写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和他们的故事，我写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一些。但现在上发生一个诈骗大案，你要我去写，我会觉得很累……⑦
杨澜以坦诚而不是同情，赢得了作家的尊敬。彼此敞开心扉，话题也越谈越深入。当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交流达到了知心朋友谈心的程度时，那种心和心交流的境界，让人很向往。
人是交流的动物。从学的角度看，即人不但有获取信息的需要，更有与人交流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既想听到别人的表达，也想表达自己。这一点过去常常被忽视。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曾经提出“镜中我”理论。库利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透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对于主持人来说，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这面镜子更为重要。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在现场处于一种人际的互动的传播中。这一类节目的优势是具有及时的反馈，主持人可以当场通过反馈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实话实说》有一期节目“迎战艾滋病”，节目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崔永元：但是我们老百姓觉得（艾滋病）用热爱的爱更合适，因为显然这个病是和爱有关的。
嘉宾：和爱？那就看你怎么理解爱的含义了。我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它有且只有三个方面的途径。第一，是通过性的传播，你如果把性和爱放在一回事的话，那么也可能跟爱有点关系。第二，是血液传播，血液传播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主要是通过静脉吸毒。第三，就是怀孕的妇女，如果自己是病毒携带者，那么病毒则可以通过胎盘或者分娩过程的一些环节传给下一代，即母婴传播。
崔永元：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感染艾滋病毒，他可能和这三个途径有关，而不是我们头脑中想象的那个途径。徐先生，您还有没有印象，您收治的第一个艾滋病人是在什么时候……
嘉宾在对话中纠正了崔永元的错误观点，崔永元很快地调整了过来，紧跟着进入一个新的话题。工作中难免有差错，需要及时地改正过来，这对主持人形象不仅不会有损害，反而会因为真诚获得信任和好感，融洽双方的关系。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书中曾经提到类似的观点：“表演者必须十分敏感地意识到并接受暗示，因为观众正是用暗示来告诉表演者：他的表演是人们不能接受的；如果他要挽救情境，最好迅速地调整表演。”⑧
3.传播双方亲近。谈话节目主持人是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在谈话节目现场，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精神肃然而变得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在视觉和听觉上都给受众耳目一新的感受。主持人通过对人际传播中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恰当处理，赋予了大众传播一定程度上的亲和性与感染性，缩短了荧屏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主持人将电视节目具体化和个性化，在媒介与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人际交流情境，不论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冰冷的媒体，而是活生生的、可亲可近的人。这正是大众传播“人际化”的独特表现⑨。
对受众而言，人际化意味着主持人由台上走到台下，由收音机电视里走到自己身边。节目有了主持人因而有了人情味，观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感受到主持人的个性魅力，也从中体会到交流与沟通的愉悦。
下面是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其中一段主持人与嘉宾的对话：
主持人：那你真的是装病，装了多少次是可以成功的。
马月：基本上就是只要想装就能成功。
主持人：你的演技这么高吗？
马月：对呀
主持人：那你怎么对付医生？
马月：我也就奇怪了，每次我说头痛的时候，检查嗓子的时候，医生都说我嗓子有点红。
主持人：感觉这医生跟你串通好了似的。你演的最像的病是什么？
马月：刚开始是装手抖。
主持人：装手抖。这手抖不太好装我觉得。
马月：为什么我要装这么高难度的病。因为头痛不是用过了的问题，就算休也只能休一天半天。
主持人：手抖怎么演？跟谁学的？
马月：跟我爷爷，他肌肉萎缩。
主持人：你爷爷的抖是真的。你能学到什么程度？
马月：就是挺像的程度。关键不是学，学不是难事，关键是坚持。
主持人：这坚持抖多长时间？
马月：两个小时。
主持人：然后这个时候大人是真着急。
马月：着急，当时把老师吓坏了，带我去医院。当时我没想装疯！因为手抖就可以不用写字，不用写字就不用上学了。
如果不事先告知对话的发生实际是在录制现场，而是告知这段对话发生在一位年长的邻居与孩子之间，或者是老师和学生之间，一定会有人会相信。主持人与六年级的刘磊之间的对话非常自然，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并无太大差别。无论是口语化的形式还是谈话的思路抑或是聊天的语气都充满着人际交往的特点。在目前的大众传播中，像这种口语化的节目随处可见，口语化的主持风格也日益盛行。这是大众传播越来越走向人际化，主持人越来越“人”化的表现。
注释：
①高贵武：《解析主持传播》第1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②赵玉明、王福顺：《广播电视词典》第21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③俞 虹：《节目主持人通论》（修订版）第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④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第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⑤夏 辰：“追问者鲁豫”，载《南方周末》2002年7月18日。
⑥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第16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⑦杨 澜：《为何执着——杨澜工作室》第186页，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
⑧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第12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黄永超、陈忠坤，“从谈话节目看电视传播的人际化趋向”，载《中国传播学评论》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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