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荆公新学-评《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

重估荆公新学-评《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

王安石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和"唐宋八大家"之一，人们对他的事迹和文章不可谓不熟悉，但是，对他的思想，除了"三不足"以外，即使是学术界也语焉不详，至少也是缺乏厚实的专著集中研究他的思想。实际上，作为中国古代最有思想的家，或者说官位最高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丰富而复杂的，不仅有学理上的思考，也纠缠着很多现实利益和政治斗争的因素，"三不足"恐怕只是他在特定的背景下对攻击者和怀疑者的一种回答，对支持者和同情者的一种鼓励，不足以概括他的思想。要比较恰当解王安石本人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是一个比较困难，或者说容易引起争议的议题。

也许会有人提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在当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主要是王安石的权位所导致。实际上，王安石青年时期的第一部著作《淮南杂说》刚问世，时人就以之与《孟子》相比，为王安石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奠定了较高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宋神宗在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时候，还对王安石说："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见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亦收入《邓广铭治史从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安石在参与政事以后，他的思想肯定会有更加值得探讨的变化，和一般的学院式的思想家有很大区别。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研究对象，人们自然期待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李祥俊博士的大作《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以下简称李著），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而细致地梳理了"荆公新学"，资料详备，持论公允，体例严谨，推陈出新，依笔者陋见，可赞佩者良多。

首先，李著以思想本身的载体——王安石的著作为出发点。说到这一点，似乎有些废话。其实不然，一本有价值的著作问世，犹如在平静的湖水中投下一个石块，必然会引起反响和涟漪。这块石头有可能是垫脚石，给人们支撑，也有可能是绊脚石，阻碍了，或者仅仅是有了一些响声，成为人们的谈资而已。作为研究者，应该是专注于石头本身的属性，然后探究扔石头的人何以扔出这块石头；还是说作为"导游"，绘声绘色地招呼大家："快来看，快来看，河里有那样一块石头！"这样的问题在学术界实际上是有分歧的。笔者以为，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在制度和器物之中，而在于思想形成了经典。经典有时也被指为思想的糟粕，王安石本人也反对迷信经典，但是，离开了经典，思想的传承是危险的，即使被发现，也只是附着于文物之上，而不可能形成历史。思想的历史就是思想被创作、被释读的历史，创造和释读离开了经典，是难以为继的。说得严重一点，那些被湮没的文明，不是没有器物，不是没有制度，也不是因为没有宗教或者别的因素，恰恰是因为没有经典。王安石也强调："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

但是，现代的学科划分，又容易使人们区别这是他的著作，那是他的作品，这样的区分在古人哪里却只是形式上的，"文以载道"，诗词曲赋，殊途而同归。李著研判王安石的著作，眼界完全开放，注疏、评论、游记、字说、诗歌、书信都是分析的对象，因为各种文体各有优势，因此读者可以通过李著多角度、多层面地理解王安石的思想。李著的研究资料不仅是第一手的，而且是没有偏颇的，这可以说是该书成功的关键，不仅为进一步开展王安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阅读起来，也很有兴味。这一点，自然和著者本人同时具备文、史、哲的知识背景，并贯通自如有关系。

李著注重古人的思想模式与今人的研究视角之间的"双美"。西学东渐以来，同一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常常被分割为哲学的、学的、的、学的、学的等等。近年来的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学术，实际上一直是以经学为背景和模式的。李著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王安石新经学为重点，讨论了王安石经学注解中的宇宙论、人生哲学、君道思想、君臣民关系论、治国之道，经学经世思想等等。（当然，这样的区分方式是否非常融洽似乎还值得考虑，比如"君道思想"和"君臣民关系论"，"治国之道""和经学经世思想"都有相互纠缠的嫌疑。）祥俊博士认为在中国受到的冲击而处于劣势的大下，古与今、史料与理论视角、前人价值观的提出和后来者的事实分析之间必然会存在隔阂。"中国佛教的华严宗讲世界是重重无尽的因缘之网，现代西方的解释学讲文本与成见的循环，无论是因缘还是循环，两者之间的张力需要研究者以自己的生命去磨合，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李著第26页）

现实的研究情况往往是不该合的合了，该离的没有离。"需要特别解释的是，传统的观点是把经学作为儒学的一个部分来看待的，所以经学与儒学是不分的，笔者认为，如果仅说汉唐时代的儒家经学是儒家的一部分那是不错的，但就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历史来看，经书、经学与儒学是有所不同的。" （李著第26页）这一点，也是切中要害的。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儒学，可以说是子学中的"老大"，但是，儒学始终没有脱离经学的母体，尽管它常常以经学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但如果我们也认为经学就是儒学，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读者诸君可能要怪我偷换概念了，因为祥俊博士讲的"合"是"契合"和"磨合"，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我说的合则是"合并"和"重合"，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研究王安石的思想，不仅要避免研究者的角度与研究对象的乖离，还要厘清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李著以王安石对经学、子学、佛学思想、道教思想的阐发、评论、批评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没有抛开当代学术研究的一般范式，在大的方面可谓达到了"双美"的境界。其中有一些枝节的提法，也许会引起误解，比如"王安石的子学、佛学、道教思想"这样的标题会让人觉得"子学"、"佛学"、"道教"都是王安石本人的思想内容，读了正文之后才知道子学、道教、佛学首先是王安石研究的对象。

在王安石的学派归属上，有的先生如贺麟认为他是心学的先驱，也有先生如邓广铭认为"荆公新学"是宋学的一种，不能等同于。李著认为王安石是属于以经学为主干，儒学为正宗，杂取众家的综合学派，比较符合王安石本人的思想体系，因为王安石的思想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他本人并不隐讳对和佛教的喜好，不像程朱那样有严厉的判教意识和门户观念。也许，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承认王安石的思想以儒学为正宗，那么，何不干脆判定王安石就是儒家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究竟怎样看待儒学的地位问题。

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东西，在制度上，是宗法，在典籍上，是五经，儒家以"老大"或"嫡长子"的面目继承和维护这一套宗法制度，宣扬和发展这一套文化典籍，但是，儒家也不是独生子，对这一套制度，这一套典籍，还有一些态度不那么恭敬，或者认识不那么正统的，甚至是"逆臣贰子"的人物，乃至学派。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为儒家，恐怕也是本末倒置的，王安石本人年轻的时候就"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后来虽然认同儒家的主要价值观念，实际上却以"德位一致，知行合一"的圣王贤相自命，要 "掩迹孔孟" 的。（见李著，第207-210页）李著还特别指出，王安石"以独立的自我作为一切人伦关系的实体基础，他强调人格的独立与自我价值，这对儒学以宗法制度为依托的孝文化是一个致命的背离。"李著以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为注脚，认为"王安石站在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对蒙在国家、王朝面纱下遭受不幸的王昭君寄予了真挚的同情和衷心的祝福，表现出一个古代士大夫善良、正直的品格，和那些在不幸者脸上涂抹美丽油彩的御用文人比较起来，王安石的人品是值得赞佩的。"（李著，第261页）而我们受钦定的宋明理学的影响太深，以为从来都是"阔的吓人"，宋学就是"宋明理学"，不能纳入程朱道统中的思想家也受到轻视。近年来，宋明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家的研究彼此呼应，蔚然成风，以至于学术界跟风者云起，不惜做大量的重复性工作。李著的问世，是不是意味着这种不平衡的局面开始得到改变呢？

但是，对于王安石的学派属性，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李著在文末说王安石是呈现"杂家"特征的综合学派，（第355-357页）同时作者在文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评析王氏对儒学的看法，专门有一节讨论王安石"对儒者使命的自觉体认及对复兴儒学的自我承当"，（第207-210页）这两个论断之间好像还有些张力。这可能和王安石本人的复杂立场有关，也可能和我们的解释角度有关。不管怎样，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它关乎怎样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宋代思想史的格局问题。

李著虽然以王安石的思想为研究对象，但是，并没有刻意抬高王安石的思想成果和地位，不仅说明王安石的思想体系中有粗糙和矛盾的地方，而且认为王氏所代表的综合学派，"只是走向一元为主多元为辅的新学术思想的过程和桥梁。""历史上多种学术思想的冲突、融合最终必然是以一种思想的核心价值为基点，然后在其上吸收多方面因素形成新体系。"（第362页）可见，祥俊博士不仅禀持冷静的学术态度，还怀着深厚的现实关怀。

一本著作的价值，在笔者看来，不是提供了多少确定不易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多少值得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多少值得注意的，应用了那些值得借鉴的方法。笔者从祥俊博士的大作中获益匪浅，以为可以作为重估荆公新学的基石，特为之鸣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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